有时，听到圆厅里队长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嚷着：“发疯了，发疯了！”有时听到“完了！完了！没有气了！”有时听到男犯在大哭又大叫，有时听到黑夜里的脚镣声。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我当初还感到心惊肉跳，久则麻木无动于衷了。
1969年12月气候严寒，万木凋零，监牢内外气氛萧瑟。某日，突然又叫收拾行李走。原来是调换到另一院的一幢大楼。这楼不像东小楼有暖气，房间大，十二人共住还很宽敞。虽然人多，到底无炉火还是受不住寒冷。白天每个犯人背着棉被，在左右两张床间的空地上轮流踱来踱去。有一天，深夜2时左右，忽然队长吩咐起床准备行李。大家唉声叹气，不知又有何不测之事，立刻起床将所有东西收拾好，坐在床板上，鸦雀无声地等候命令。一会儿，女队长来了。问：“行李收拾好了吗？”“都收拾好了！”同声回答。“那么等着不要乱动！”十二人都静悄悄地在紧张的情绪下规规矩矩听候下一步的指示。刹那间，听到窗外一次又一次“切切擦擦”快步的声音，如战争来临的景象，直到拂晓脚步声逐渐消失。队长开门说：“大家睡下！”谁还能睡觉！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军事演习，试验我们的警惕性高不高，是否服从命令。大家议论，瞎猜一阵，有一人插嘴说：“恐怕要打仗了。”另一人说：“难道苏联要和我们开火了吗？所以要试验演习。”在这些日子里，每天叫我们到没有取暖设备的过道走廊里蹲在地上搓煤球，还要督促我们，看谁做的又多又好。几天后，我的脚麻，手也肿了。但我还是觉得比坐板床挨冻好。
三、频繁换“号子”
冬去春来，又调回东小楼，这回我被调到十三胡同“号子”，都是不认识的。一个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她的特点是：刷起牙来至少二十分钟，大家讨厌她挤在马桶边刷个不停，但她并不在乎。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年轻人，年纪约有二十三四岁，身体强壮，长得还不错，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在“号子”里肯揽事做，大家对她印象满好。因得队长的宠爱，每天被叫去打扫圆厅的卫生。“号子”里人都羡慕她，每天能出去劳动，活动身体。同时也羡慕她的案情转轻了（一个犯人一旦被队长叫出去劳动，标志着案情转轻，这是老犯人偷偷地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人年约四五十岁，据说姓李，满脸横肉，笑对皮笑肉不笑的，两只眼睛总是东张西望，注意“号子”里每个人的言行。后来知道这人是管理员队长的“特派员”，专门监视犯人的动作言行，打小报告“立功赎罪”。
我们睡的位置，按规定秩序是：从进门左起，大学生、“特派员”、农村公社来的年轻人和我。有一天半夜，这年轻人突然把我的棉被揭开，死劲拖我到她的被窝里，口里叫喊着黄什么名字，两眼睁得老大瞪着我。我从睡梦里醒来，吓得我用力推她推不开。我趁其他两人上来拼命按住她时，便一步跳下床，急急敲门，叫：“队长！队长！快来！快来！”丁队长来了，一面问什么事，一面急忙开铁门。见这年轻人赤身裸体站在板床左角冲着大家撒尿，大家按不住她。这里的女队长都经过训练的，丁队长踩上床板，飞步过去，用手铐“克嗒”一声把她锁上押走了。她走后，搞得我们拆洗衣被，忙了一阵。大家嘀咕说：“真倒霉，和这样的疯子睡在一起。”埋怨了半天。队长的“特派员”告诉我们：“她是北京郊区某公社的妇女干部，满聪明能干。群众对她印象不错，因为她和丈夫的父亲通奸，把婆婆杀死了，才抓来的。老董（指我）年老发白，她误以为是公公，她喊叫的名字就是公公的名字。花痴了。”大家恍然大悟。我低头沉思：原来每夜挨着我睡的，是一个现行杀人犯。唉！
花痴走后，换来一人，也是农村妇女，约四五十岁，瘦长身材，一双小脚，初看面貌还和蔼，但说话动作，确是妖气十足。我们经受了抓走的年轻花痴的折磨，对此女则暗里议论，队长的“特派员”又告诉我们：“这也是杀人犯，她有丈夫，子女各一，姘上一个年轻人，共谋把丈夫杀害了。”“号子”里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队长的奸细，因而，我和大学生俩老是战战兢兢。
有一天，又忽然把我调到同胡同另一个“号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疯子，整天喊骂林彪和唱解放歌。队长尽管责骂，她根本不理睬，视若无人。她每次被戴铐（有时是背铐）时，梳头、洗脸、洗衣、吃饭、大小便、扎裤子等等都由我和另外一人帮助她，这是管理员队长命令的。过了好几天，疯子的背铐解除了，另外一人也调走了。“号子”里剩下便是我和这疯子二人。我和她各睡左右，面对墙角，我非常耐心地迁就她，怕她发疯打我。因此，我日夜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幸而过了一星期我也被调换到同胡同别的“号子”，依然四人共住。又度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是1969年底的一天清晨，圆厅里闹哄哄，一会儿，医生进我们“号子”，叫一人填写单子，并关照把我们“号子”里的东西和自己的都填上。我拿过单子要填时，医生说：“你们不用填。”大家心惊肉跳，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了。后来知道是大调动。我们见填单子的人被叫出去后，从窗口偷看到一批一批、一车一车开走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当在厕所里倒马桶时，犯人告诉我们：这些人都调到外省去了。大家将信将疑，出狱后才晓得这次大调动是按第一号战备命令采取的行动，是林彪搞的阴谋。
出狱后，才知难友李蕴和大批人被转移到山西临汾县的各监狱，还有调到别处的。林彪死后，监狱对政治犯的看管放松些，待遇有所改善，有些“号子”的门不锁上了，犯人可以自由去厕所，但不准互相来往，不准离开“号子”。
四、我的七十岁生日
我又被换到依然是十三胡同另一个“号子”，这是从外边押进来的一般市民，案件性质同样不允许讲，大家也不愿多嘴。一个青年学生不守狱规，经常受监狱队长的指责处罚。1970年2月初即阴历正月初五，正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在这“号子”里度过了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正巧，年饭有五六块肉丁的荤菜。“号子”里难友都举起这碗荤菜为我祝贺生日！此情此景，每逢生日便浮现在我的脑海。
几年的狱中生活，已使我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了平静的心情，今天饭后盘坐在板床上，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泪水直淌！更思念国内外两代孩子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担心着我的安危，尤其是国内的孩子们，自顾不暇还要挂念我。我痛苦愁思，度日如年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很担心国瑛女、大明儿是否能顶得住这次运动的惊涛骇浪？七岁的外孙女小琪受到这样的遭遇，她的小心灵将蒙受难以愈合的创伤！新婚后儿媳妇以及亲友们又不知情况怎样广号子”里的人说：“今天是你满七十的生日，怎么这样难过？平时从没见过！”这几句话使我猛然转念，对！这是大时代的小悲剧，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挨到。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在这样的情绪下度过七十岁生日。啊！难忘的回忆！当时饭后回原位坐下沉思，随笔写下如下一首：
狱中生日
辰逢七十古稀年，
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
巍然挺立天地间。
五、学习、劳动、难友情
林彪事件以后，狱里的生活比较正规些。这时候，我在床板前地下，每天总要原地小跑八百多步锻炼身体。同号人打趣地问。“怎么？跑到天安门了？”我笑而未答。集体学习开始，每晨起床洗脸、刷牙、早饭后，四人共同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下午几个“号子”的犯人约二十几人，一起学习，一周三次。因其中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到也满有趣味。大家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讨论学习“老三篇”、《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因为水平关系，无一次不是不欢而散。有时还得被队长臭骂一顿而结束。有次二十几人集合在另一个“号子”里，叫大家发表感想，我也发了言，大家说我讲得很好，对我起了敬意。此外还有项劳动任务，也是一周三次，三四十人共同拆洗翻做其他“号子”里犯人的棉袄、棉裤。这些衣裤又脏又臭还有虱子、血迹，拆时队长发给每人一个口罩，讲究卫生！我接过手，暗自好笑，什么肮脏污秽的环境都呆过了，还在乎这个？我和大家一样，在严冬冰冷的水里洗净这些拆下的棉衣、棉裤。见我年岁大了，大家好心劝我不要洗，我很感动。
我在这具有综合用途的床板上翻做棉衣裤，每到翻铺棉花时，我总是在这板上跳来爬去团团转，以至腰酸背痛，犯人们都称赞我做得好。我和犯人们还经常外出扫雪、扫地。
无论劳动、学习，有不少犯人都互相打小报告给队长，互相伤害，企图邀功赎罪，梦想早出狱门。
我们在厕所里是有限定时间的。同“号子”难友吴世良（著名戏剧艺术家英若诚的夫人），每晨在厕所里往往过了规定时间，大便还解不出，监狱队长狠狠地催着回“号子”，她弯着腰捧着肚子哭着回“号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在每晨起床前仰卧平躺，用右手在肚子右边上端往左下绕一百次，手掌少许用力。她照做了两次，就便出了，解决她一个苦痛，她非常高兴。难友吴世良是聪明善良的女性，她还年轻，可惜出狱后于1987年不幸因癌症病故。
有位难友冯亚春，她是好心肠，趁和大家劳动的机会，抬拣垃圾中的彩色碎布、纸片，用窝窝头做浆糊，做了四十几个不同样式的小盒子，好心地分别送给共同劳动的犯人。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我们“号子”违背规章，搞小动作，做纸盒。凶恶的队长大发怒，恶狠狠地到“号子”总检查，勒令我们把衣服脱光，连裤衩也要脱掉，我们件件脱，她们件件搜。搜查毕，大家赤身裸体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我想，过去在功德林时同号人犯了狱规，大家都被责骂攻守同盟，狱监下令要我们面对墙壁，罚站一两小时，这次竟如此大搜查。唉！一会儿，狱监突然一声：“穿好衣服去防空洞等候！”黄昏时回“号子”，我仰望上空，恰是日落鸟啼的景色，泪不自禁！进“号子”，见被褥、衣物整个被翻查得乱七八糟。何罪之有！该受如此人身凌辱？惟有忍气吞声，以待光明降临！
我们这“号子”里，犯人除我外，有冯亚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理论教育部副教授，已退休）、李永惠、陈宝林。冯亚春性格豪放、直爽、热情、富有朝气。李永惠是天主教徒、陈宝林相信基督教。她们都是三十来岁人。李、陈二人不是政治犯，她俩喜欢唠叨。我们四人相处和睦。我在狱中共五年，以后的两年，到了冬天因衣、裤太薄，腰腿行走更是摇摆。好心的冯亚春先从李永惠那里借来一条棉裤给我穿上后，又向看守的队长那里要了些棉花，她嫌太少，又在棉花堆里偷了一大把，用了几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把我脱下的薄棉裤絮厚了，给我穿上。为此，她受了狱监队长的辱骂，但她毫不在乎。此后，又从我的棉被里撕出些棉花，给我絮了棉背心的后身。冯亚春难友助人为乐极其慈善、诚挚，是位令人尊敬的女性。她给我以雪中送炭的难友感情，使我铭感五中！祝她健康长寿！李永惠难友不仅借给我棉裤，且有天，我在“号子”里的便桶上因头昏起不来了，承她给我擦了大便。她见大便黑色，把她吓了一跳。她扶我上床，说黑色大便不好。我从她的神态上觉察到；她疑心我快死了，可是我并不害怕。过几天，我照样读书看报。李永惠难友现不知在何处？我对她这番热诚助人，深深感激永不忘怀！并祝她健康长寿！</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