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押往“半步桥”监狱
1968年12月6日，天色阴沉，令人烦闷。傍晚，狱警队长开11进来，板着脸吩咐每人把行李整理好。大家愕然，不知何故。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猜不出将发生什么事。我心里忐忑不安，打开行李把李蕴借穿的棉背心谢还了她。我的行李最简单，狱中的被盖和一个小包裹而已。一会儿，狱警队长进来说声“走！”我把行李搭在肩上和大家一起跟在她后面走出大门，见一大堆人将行李背的背，提的提，抱的抱，也有好些人把行李搭在背上。我们排着队，埋头开步鱼贯向前走去，经过几条弯曲的小径，到了一座楼房的大院，院里停了两部大面包车。领队人叫我们把行李放下，脸对墙站着，不许看院内动静。只听得“快上车，快上车！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快拿着行李上车，上车后坐下，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乱看。听懂吗？”叽叽喳喳、乱乱哄哄的声音。12月寒冬，我仅穿着离家时候的薄毛衣、裤、毛线背心、蓝布衬裤一套，面对墙站着，周身哆嗦，牙齿打战。约一小时多，领队人叫声“转身！把行李拿好，上车！”车上无灯光，四周用黑布遮盖。我坐在行李上，车厢挤得满满。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鸦雀无声，等待时间的过去，静听车子的行驶，任从管理人员的摆布。忽然车停了，像赶牛似的，有人大喊：“快些下车，快点！”黄昏过去，天色漆黑，约晚饭时间。下车后，已看不见什么，只觉得是一大旷院，领队又喊叫：“排好队，拿好行李，不要说话，按次序往前走！”每人提携行李，两旁有人押着。在无灯光的黑夜里，大家低头默声在黑路里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走不远，只见百步前面有人影，到我走近时，才知是电筒的光亮。一人大吼一声：“站住！”另一人出示一大张名单，恶狠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快说！”“董竹君。”我答。他用手指在名单上挨次点看后，用手向左一指，大喊一句：“放行，过去！”我立刻回想到，当年在上海和大女国琼同去北四川路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电影里“贵族”们被俘虏时，挨次受检查的情景。绝未想到这镜头而今呈现面前，轮到了自己。我当时一阵心酸，难以克制。接着进入楼房办公室，一个女搜查员，像欠她债似地板着脸叫：“站住！把内外衣裤全脱光！”接着仔细地翻看行李。搜查完毕便给我一套犯人的黑布棉衣裤，受此人身侮辱已几次了，忍不住老泪直流，此情此景终生难以忘怀！
犯人们各自急忙向指定的“号子”走去。这个“号子”的床板北京人称为炕床，连我四人各占一角，夜间正好睡满。次日又添新犯二人，挤得我们只好轮流坐夜。白天大家面面相觑，各想各的。我则反复思索：“为什么要这样大转移？外面到底在搞些什么？情况是怎样？为什么逮捕大批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无一定的范畴？或是无边无际？否则，又出现了极左路线。党在历史上犯过极左路线的错误，曾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先例，谁也难免不再犯错误。因此，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彻夜难眠，冥思通宵，随意构成：
失道
经庙原是极高超，
方丈一时失遵道。
木鱼声乱经搁浅，
庙门香火信士少。
牢笼毁尽
碧血丹心染战袍，
红旗永竖万代豪。
坚信大地春会到，
牢笼毁尽有一朝。一九六九年春初
不两天，每到深夜总是听到从大门方向传来阴森森手铐、脚镣“克嘟”，“克啷”的铁链声。这样接连好几天。我们“号子”里好奇的年轻人，不怕犯规，偷偷地爬上窗户边看边回头告诉我们说：“隐隐约约是有一个男的被押过来了！”有时也有女犯。本来大家挤得睡不好，此刻索性都不睡了。彼此轻声细语讨论外面到底在干什么？为何天天都有新犯进来？刚进来的两个人侧头转身紧张地看一下门上小洞后，放低嗓门说：“林彪说和苏联要打仗了，他下一个号令就要大迁移。”另外一人说：“什么大迁移，还不是想趁此机会大抓人吧！”大家听了，叹口气，不知所从。
次日又偷偷地谈论，但都讲不出什么道理。一个新犯坐在炕板上，两手往膝盖上一搁，脸上居然露出微笑。有人问道：“你进这里来倒似乎满高兴。”“当然，你们不知道，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内，任何时候都有被抓走挨整、挨斗、挨打，不让你睡觉，逼供信、疲劳轰炸的可能。这里像保险箱，至少没有这些担忧了。”不几天，这人被调到别的“号子”去了。监狱调动“号子”是常事，怕犯人共同住久了会合伙做坏事。
二、新“号子”与大演习
这监狱位于陶然亭邻近的半步桥，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们关押在东小楼二层楼房，有暖气设备。进大门不几步便是圆形的大办公厅，厅里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家具设备简单，围绕圆厅，有好多条“号子”胡同，胡同内两旁有好几个牢房。圆形放射状的格局，便于对犯人监督管理。大门对面空地上另盖有八间放风间，周围砖墙，铁丝网盖顶。
我们的这间“号子”面积约三平方米多，冲铁栅门对面有一扇小窗。离地约半尺高，有一块板床，紧靠三面墙壁，这板床用途很广，凡生活需要的桌椅等等都能代替。床前空地约有二尺宽，板床左角，有一只无益铝皮桶当马桶使用。睡时必须头冲门，嘴露被外，灯不熄，以便巡逻人从门上小洞里监视。每周“放风”一两次，犯人进入“放风”间后，队长“克嗒！克嗒！”将门锁上。集体放风回来时，队长便会像赶牛羊一样在后面叫喊：“快走！快！快快！”放风时间是二十分钟。
这里监管比较宽松，生活管理也比较正规。允许犯人彼此说话。伙食也较好些。早餐玉米粥、咸菜少许，多拿要挨骂，事实上，犯人总是设法尽可能多抓些。午饭、晚饭窝窝头，每顿顶多两个。一周有三四次细粮吃，一顿一碗粗米饭，或者黑面大馒头一个。每周有几次小肉了加蔬菜。逢年过节有大肉包两个。拿饭菜、洗碗、倒马桶，都是犯人自己轮流做。按月一次集体洗澡，每周一次缝缝补补，可以向队长借用针线，每次最多两根针，早饭后发给，黄昏时收回，犯人为争取时间抢着做，颇为紧张。允许每月一次填写单子，向家里要衣物用品，但无一次如数收到的。有时望眼欲穿也收不到。我在狱中五年，由监狱转给家里送来的极其简单的衣物和人民币二十元。这二十元用来买草纸、肥皂、牙膏……漫长的五年仅花用了二十元，这是真够节约了！犯人们非常节约，一块肥皂用三个月，一筒牙膏用六个月，草纸则叠成约一寸半见方大小，因为每次填单要看队长的脸色，经常受气，因而只好这样省着用。
衣服越破越难补，同号人互相供给零星碎片。曾有两次，姓余的难友送给我的一件白绸旧背心和自己的一条千疮百孔的内裤，已到收回针线的时间还未补完，我为此挨过队长责骂。
幼时的一件背心，现在的一件背心，时隔六十余年，春秋有异，感慨不已！
去厕所里倒马桶是几个“号子”的犯人聚集的唯一机会，有一次，一个老犯人对我们说：“旧公检法自由多了。吃得好，还有电影看，只要有钱，还可请服务员去外面买水果、罐头、烟卷，什么都可以。现在所谓‘新公检法’，实行的是法西斯一套。”
我们左邻“号子”有一个女犯，据说因案情严重，隔离审查很久了。每逢过年过节，总是听她提高嗓子在喊：“向毛主席拜年！拜节！毛主席万岁！”在我们楼上又有个女犯人，每天唱歌，歌声清亮悠扬。每听到前者的叫喊、后者的歌唱所传来的令人断肠的音调时，我们“号子”里的人无不泪下！几个月后，再也听不到了。我们偷偷地问劳动犯人，据说，早就经过太平间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