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泪贺我国入联合国
中国在1971年10月进入了联合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我在“半步桥”监狱看见报载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异常激动，兴奋不已！思前想后感慨万千，止不住热泪盈眶！祖国——伟大的母亲，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漫长的日子里，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抬不起头来。即使是弱小国家，也看不起中国。无论在封建时代、军阀时代，还是国民党时期，统治者对帝国主义都是低头忍让，卑躬屈膝，卖国求荣，对内却残酷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中国人民受尽国内外统治者的凌辱、欺侮。
现在我们国家终于加入了联合国，少数大国想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此在国际政坛上，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中国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能不令人感慨兴奋吗！
二、忧国事——大哭
狱中犯人是阅读过时报纸的。1972年初，见《人民日报》，始知陈毅同志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的消息，看见报上的照片，毛主席看上去像未及换衣，穿件晨衣参加追悼会，这里定有文章。我敏感地产生疑问、感慨。“国难知良将，乱世见忠臣。”这两句话形容陈毅同志的坚定信仰，光明磊落，忠心耿耿的性格和作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千千万万的儿女，为中国人民解放献身，他们都像陈毅同志一样，是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陈毅同志却在晚年，心怀悲愤地患了癌症谢世而去。当时我为陈毅同志惋惜，更为国事忧心忡忡。我不禁放声大哭，中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呀。
感慨泪
神州风雷血铺地，
哀鸿遍野寒暑继。
囹圄忧稷嚎啕泪，
英杰舍身红旗起。一九七二年春
当时，忧国而大哭一事，同狱人冯亚春在写《半步桥女监札记——“文革”中和郁风、董竹君一起坐牢的日子》一文中，亦有提及。载1988年《人物》杂志6期。
三、出了什么事
1971年10月中旬，从小窗外望，正是秋高气爽。某天下午，集体“放风”，圆厅里所贴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全都不见了。次晨，林彪的再版前言也不背诵了，并嘱咐在语录上把这页撕去，查出不撕毁者要受处分。平时严督认真背诵，突然又要取消，大家奇怪。这一来，犯人的思想情绪大波动。有人猜测说：“这回也许出大事了。”有人插话：“林彪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党章已规定。”另一人气冲冲地说：“这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退回到封建传统去了。”又有一人说：“过去坐牢的犯人反抗性很强。列宁曾说过：‘监狱是革命的学校’，确实是对的，那时的一些犯人是因对敌人斗争而坐牢的，而现在被关押进狱的人，除了刑事犯外，皆曾参加过革命工作，为何反而被捕呢？什么民主、法制。”大家各执己见，议论纷纷。我则觉得外面形势是在经历一场大变动，脑海沉浸在沉思中，一言不发。
集体学习、集体劳动，这样的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一天轮到洗澡，我走了几十步，右腿竟然难开步了，同“号子”的人扶着我进了澡塘，不能人大池子，在池边淋浴，洗完后，腿已不能站立了。好心肠的同“号子”两位难友搀扶着我，跛跛颠颠地回到“号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见我着急，便说：“不要急，你知道，你已关押快五年了，这是自然现象，不会瘫痪的。”回到“号子”，她们告诉队长，要求叫医生。此后，总算有医生每天给我吃药、诊治了。号里老犯人说：“你快放走了，不然不会给你医治的。”
有一天，下午2时左右，队长叫我跟她走。到了圆厅，见到原来带我进来的审讯
员。他对我说：“随我去！”到了一间照相室，见一些人在拍照、打手印。见状，我顿时怒火冲天，这是惩罚犯人的，我有何罪受此侮辱？又想：大丈夫能屈能伸，照吧！印吧！照完相，打完手印，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异常悲痛。万料不到自己落到如此境地！回到“号子”有感，写下：
除私心
孤叶一片谁问津，
世间穷富不公平。
人类乐园非蜃楼，
私心渊源有时清。
爱真理
少时孝亲苦卖唱，
中年扶幼奔四方。
爱国爱民爱真理，
摒弃荣华志向刚。一九七一年冬
四、悲喜交集
1972年10月13日午饭前，队长神秘地对我说：“你跟我走。”到了圆厅，比较和气的审讯员手一指说：“走！”我跟在他后面，转了几个弯，到了另外一院。那里是刚刚刷新维修过的平房，他带我进了客厅。脑神经已麻木的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东张西望，颇为新奇。但也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到这里来。审讯员指着沙发对我说：“坐！”我呆坐着，胡思乱想，摸不清他们要干什么，突然进来五六个穿军装的人坐在沙发对面。约半小时多，另外一个审讯员看看表，突然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万分的消息：“今天让你接见家人，等一会儿就来。”我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依然是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刹那间，国瑛女、杭贯嘉儿媳、严维德、外甥女小琪，特从四川重庆赶来的大明儿，他们喜笑颜开，一哄而进，争先恐后地拥抱我，吻着我。国瑛女首先说：“妈妈呀！五年来一直不知你在何处。”我们在高兴心情中彼此不约而同地叙述了分别五年的健康和学习情况。在谈话间，我们不时眼扫监视员们的神色，他们似乎对我们的谈话颇为满意。当时百感交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彼此感触万千，但在监狱严格监视的压力下，大家都忍着眼泪，吞着苦水，装着笑容。约一小时后，管理员吩咐回“号子”，临走，彼此含泪带笑依恋分手。大明儿在厅门口大声叫道：“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再见！”……声音越来越小。我笔至此不禁辛酸含泪！回到“号子”，难友们抢着问：“叫你出去干什么？”“见到了家人。”一人听而不语，另外二人高兴地说：“你真的快出去了，恭喜你。”我笑笑，盘腿坐下，沉思刚才的情景，是做梦呢？还是大家演了一场讽刺性的滑稽戏？这难道说是人世间应有的事吗？
五、回家监外就医
就在见到家人后的第十天午饭前，“克嘟”一声，铁门打开了，队长脸上不见凶相，吩咐我把行李收拾好等着。一会儿叫走出“号子”，到了对面胡同第一间，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她叫我把行李放下，指着椅子说：“坐下！”我感觉很蹊跷，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摆，颇为自得其乐。大约两个小时后，姓邓的审讯员进来，叫我拿着行李跟他走。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了一阵，他开口说：“你回家了。”我几乎愣住了，突然而来的这句话，使我心弦跳动，惊喜交加。接着他又吩咐：“出去后，千万不要把在狱里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否则，对你不利。记着！”“晓得。”我回答。到大门院内，吉普车停在那里。他转身叫我进传达室，拿回了进来时所有存放的东西，以及家里送来而队长未交给我的衣物、照片等等。姓邓的和原来的审讯员一起出传达室，我向比较善良的丁队长握手告别，即使那个满脸横肉、凶险的队长，我也和她握手道别，她脸红了，没做声，只轻声问我一句：“东西都拿齐了吗？”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们不过是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而已！何必与之计较。
三人上车，车上有围布，回家路上看不到已五年不见的社会新景象。车开到我家胡同的南口，曾到狱里探望的亲人早在胡同口等候，见我下车，皆怀着欢乐而忧伤的心情拥上来，“妈妈！妈妈！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我们已等候你好久。”刚进胡同几步，胡同邻居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加快脚步迎面上来，握着我双手，张大眼睛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我问道：“你是小琪的外婆吗？”“是的，老太太，你好！”我问。“啊呀，你怎么啦？老了二十年了，天呀！”
我们进大门人客堂，我见墙上有毛主席像便行了三鞠躬礼。两个审讯员此时很客气地吩咐我好好休息半年，先给生活费五十元，医药费照样供给。又问家人：“有问题可以提出。”国瑛提出要将大明从四川重庆调回家，以便协助家务，照顾母亲。他们答应考虑去办（结果无消息）。他们走后，当晚家人烧很多菜。黄鱼头原知不可吃的，经过狱中生活，深觉弃之可惜，殊不知吃后腹痛，又吐、又泻，立
刻送进协和医院急诊。卧床半月，经急诊主治医生邵孝囗治愈。在病中，由杭贯嘉
儿媳的同学张蓓蓓护理侍候我大、小便，整整十二夜。在此回忆之时，向她致以衷心感激！
啊！五年！五年！一场恶梦初醒，重见光明。回家后，家人告诉：前几年，小琪才十岁，差点受里弄泥瓦工的侮辱，故随舅舅去了四川重庆，也到过上海外婆家避难。又讲述无数老干部的惨痛遭遇，以及李承清如何受牵连事。这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罪行是集罪恶之大成！感慨万分，我写道：
集罪恶之大成
普天同审古无例，
寒冬霜剑袭忠贞。
生而赤心别何憾，
是非自有史来证。
红旗万代崇
岁月漫漫黑夜朦，
忠良自古难受宠。
前仆后起有人继，
真理红旗万代崇。一九七二年冬
我出狱后，逐渐地明白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本质——它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分不开的。毛泽东主席讲过，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言不虚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人为的曲折又增加了曲折的曲折，道路更曲折、更艰难了，唉！
六、家人受害友人受株连。
在十年浩劫高潮时期，国瑛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工作，她曾遭受过罄竹难书的批斗、折磨、侮辱、审查。儿媳杭贯嘉在北京石油部工作，亦遭审查，并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我则被关押狱中。家中仅有十一岁的外孙女小琪和余鸿英阿姨及儿子彬彬共三人。小琪在我家胡同口的报房胡同小学念书。小琪经常用手指擦学校的窗玻璃，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用手指擦呢，不痛吗？”“家人的情况这样，我只好忍受些。”小琪回答。“文革”中，为备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处挖防空洞，当时报房胡同街道也挖防空洞，余阿姨每次去参加这项工程时，因家无人照顾两孩，总是带着小琪、彬彬同去。有天，两孩和其他孩子去防空洞玩耍，彬彬和其他孩子先出洞，余阿姨见小琪不出来，便和群众一起叫喊“小琪、小琪呀！”小琪出洞，余阿姨见小琪满身灰尘，带她回家，给她洗澡时，小琪告诉她说：“那个姓李的瓦工是坏蛋，对我动手动脚，还要脱我的衣裤，我拼命打他。把我吓死了。他听到你们在叫我，才放我出洞的。还吓唬我说，不许告诉人，不然要我的命。”余阿姨听了很是后怕。事后，余阿姨向居民委员会和房管所报告了，他们对这瓦工坏蛋进行了批判，停止了他瓦工的工作。
1968年大明儿工作的农机学院按林彪的一号战备今，迁往四川重庆。大明参加建盖学院校舍的劳动。同时，要他交待我的资料，亦被批斗。1970年大明几首次回家探亲时，余阿姨告诉他小琪几乎受辱的经过后，大明为安置小琪有个安全住处每天奔走，超过假期一个多月。他单位特派人来京，押大明回重庆。大明不放心小琪，带孩子同回重庆了。大明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不认为大明儿超假是为了保护外甥女，而认为他无纪律、无组织。遂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劳动改造。大明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批判、重体力劳动改造三年。于198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委员会，予以彻底平反。
经过小琪的遭遇，联想起国瑛的大女小昭幸好在1962年由她母亲忍痛托姨母国琼带出国了。国瑛生小昭时正忙于创建“八一”厂，她再忙每天总要抽出时间抱着小昭在窗下日晒片刻，每天给孩子亲自洗澡等。孩子日常需要的一切，总是在早晚按书上说的想好安排妥当，叮嘱保姆昭花（名字）照顾孩子，我见她那时工作、弄孩子真是够辛苦的。光阴似箭，现在小昭已在美国大学毕业并亦有了可爱的男孩了。
1973年接大明电告病重，我和国瑛女着急，立刻买机票。当国瑛女飞抵重庆时已是黄昏，雇车难，她设法以一桌酒席酬劳，雇到一辆卡车。赶到山地农学院时，见大明惨卧宿舍病床，国瑛女转身直奔二楼，党委正在开会，她向党委请假，党委说：“等等”。国瑛女见天已黑，机警地将大明连同行李拖上卡车。到城当即买机票，大明安然回京就医。这是第二次国瑛女协助大明儿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