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秦城监狱的“号子”里
我自问于心无愧，心情平静。出公安部大门，押上车，车上是五人。沿途气氛阴沉死寂。几个押送者没有一个说话，有的在打瞌睡，司机态度严肃，一本正经加足马力在黑夜里行进。我则一无所思，只感觉到秋深夜寒、衣衫单薄！
车行约一个多小时，才达到他们所谓的目的地。大门口哨兵盘问来意，押送人出示证件后对方放行，一直往里开去。在黑暗的天色里下车，一幢约三四层的楼房呈现在面前。我知道这是监狱。仰头眼扫四空，猛然感到宇宙霎时变黑了！大地在呜咽！
几个押送人一声不响，一人引路，两人左右押着我。进了楼房大门后，将我移交给一个五十来岁、身材矮瘦、穿着一身黑色衣裤、面露凶相而目无表情的女人。全楼鸦雀无声。她带我到楼梯后面，问过我的姓名，命令我脱去外衣和毛背心后，从头到脚搜查了一遍，换上曾有人穿过的黑布棉袄、棉裤，并将我的手表、钢笔、眼镜、头发又子、两块白手绢都拿去了。发结也被剪掉了。她的嘴像被封条贴住似的，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脸，转身带我上楼。我跟在这女人后面，故意放慢脚步，边走边观察。看清楚这楼是新建成的，进大门左手是楼梯，两旁是长过道，有好几扇铁栅门，全楼梯的右侧钉上密密的铁丝网，直到最高一层。这是预防犯人沿楼梯边跳下自杀而设置的。带我进二楼的一间小房（约有五平方米）后，这女人回头就要走，我问她：“请问现在几点了？”她两眼瞪我一下，“快互2点了。”后来才知道，这种回答是对刚进来的犯人的特殊照顾，否则对犯人问话根本不回答的，或者干脆来一通臭骂。房间叫“号子”。这间小房的右边角上隔了一间三角形的厕所，里面设有洗脸盆、抽水马桶，马桶背后墙上有个比青豆稍大的玻璃小圆洞，这洞里面看不出去，外面望进来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条新的洗脸毛巾，一只旧的搪瓷漱口杯，没有牙刷，没有肥皂，也没有梳子。这房有二道门，一道是铁栅，一道是木门。木门上如厕所一样有一小圆洞，木门的下端离地约有七八寸高，亦有七八寸见方能开关的一扇小门。门的正对面有扇小窗，怕犯人从窗跳楼，所以装置得很高。窗下靠墙安置了一块木板当床，又低又窄，一条带有臭味的黑布薄棉被，幸好有暖气，没有枕头，也无垫褥。我将被子一端卷叠两层当枕头，半叠半盖和衣躺下。心想，到底是解放了，建造这样新式的监狱，还有暖气，家里还没有暖气呢！就是床差些，缺少书桌、椅凳。回想1931年“—·二八”日本侵占上海，我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虽是法租界捕房逮捕的，事实上租界当局无不和国民党政府有勾结的）入狱，比起过去，这里的监狱好得多了。那时，是在铁栅门的斗室水泥地上吃、睡、尿……。后来，才知道，这里叫小汤山秦城监狱，是专门关押中央高级干部而建造的。当我冲墙向左侧卧时，刚睡着，忽听“托、托、托”的急剧敲门声。我立刻翻身，望见门上小洞有只眼睛在闪射着，吼我一声：“喂，头要露在外面，身子冲门，知道吗？记住！”我方知是巡逻人。睡觉时，电灯通宵不关闭，方便巡逻人检查。天晓，听得号角声，我不知是何事，未理睬它。巡逻人又来，从小洞里喊道：“喂！还不起来，吹号声听见吗？晚上听到便是睡觉，记住！”我赶快起床，叠好棉被，进厕所洗完脸，转身上马桶时，见小洞里又有眼睛探察，把我吓了一跳。出厕所后，正在室内练操，做运动，小洞里又有人大声喊道：“站住，坐下，不许动！”不一会又厉声来一句：“对着门坐端正！”这才知道，随时都有人监视行动。从此，我就很小心。巡逻人都是男的解放军。
这里监狱的伙食，早餐是玉米粥、萝卜丝、咸菜；午饭是窝窝头，顶多两个，或黑馒头一个，有时糟米饭一盅碗。菜是半碗，有几小块肥、瘦肉和蔬菜；晚饭亦复如此。每天上、下午各一杯开水。吃完饭将碗筷洗净。每次送饭来时，伙夫在过道里大叫一声“开饭了”，我赶快到门下小洞蹲着等候。一会儿送饭人来到小洞前，彼此动作很快地从洞里递出，接进碗、碟、饭菜，若我手脚慢些就要挨巡逻人骂。
当时，自己深感在解放前哪能有这样的监狱？在旧社会时候，我常和人谈论监狱的非人生活，有朝一夕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出现文明监狱，现在果然有了。可笑的是，自己却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进了监狱。
每天从早到晚，除三餐外，我老坐在床边面对小洞，两腿交叉，左右摇摆活动；脑筋麻木无所思想。这样的生活连续三四天，腰酸背痛，唯一的办法多去厕所，可以借此活动自在一下。但又怕马桶后面的小洞内有眼察看，怎能呆久呢？俗云：坐牢，坐牢，原来如此。一周后，开始思索到底是为何把我押到这里？也许是要我写材料，那么写自己的，还是写别人的呢？写材料又为什么非来此不可？这运动到底是为什么？自己在反复思索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讲职位，不分阶层，全面开花，目的何在？百思不得一解。我只能自慰道：“顶多一个月就会放回家。既来之，则安之，等吧！”每天就是这样吃、睡、尿、坐，傻瓜似地等待！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
二、隔离审查罪何来？
直到11月29日上午8时，忽然“哗”的一声，铁栅开了，木门也开了，见一解放军，他大声道：“提审！”我怎么听也不懂这名词，便问：“你说什么？”“提审！”他答。“什么是提审？”我又问。他火了，两眼瞪着我说：“提审，就是去受审讯，快走，不要啰嗦！”我于是立刻起身，跟在他后面下楼，经过来时曾看见过的好些铁栅门的长过道，解放军边走边回头瞧我。到了审讯室，解放军说：“进去。”他转身就走了。人审讯室，见右边不到两米有一长条桌，桌子后面墙上挂有毛主席像，桌上放了一大堆纸张，一男一女坐在那里翻阅这些纸张、材料。离桌前约有一米多，有只图凳。女的约四十岁，穿黑咖啡色衣裤，身材矮小，黄皮小脸，一副鼠目转来转去。她双手麻利地掀动纸页，似乎是个机灵女人。见我站着，她板起脸，边整理一堆纸张材料，边用右食指指了一下圆凳说：“向毛主席鞠躬／我向毛主席像行了礼。她又说：“坐下！”男的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穿一身解放军服，板着一副讨债的脸，瞪起两只圆眼，开口说：“你过来！”我站起来走近条桌。他给我一张和公安部同样的拘留证，叫我在上面签字。我接过来看了一遍，要在印好的“犯人”二字格内签名。当时，我冷笑低声自语：“犯人，犯人！犯了什么罪？”他见我不满的态度，就说：“明天再签字吧。”他把单于拿过去了。同时也叫我坐下。于是，正经地开始问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这里是监狱！讲讲你的经历，从你有记忆力开始，直到你进来那天为止。”我大吃一惊！
“怎么讲得完几十年事情的经过呢？”
“非讲不可，不用啰嗦，快讲！”
当即讲了些，天快黑了，男的揿了一下电铃，解放军进来，男的对解放军说：“带她回号！”次日上午又去审讯室。男审讯员给我一张印好的现成单子，我一看仍然是拘留证，但上面没有“犯人”二字了，我签了姓名，填了年月日后，继续再讲。于是每天上午、下午，由解放军押去审讯室，叙述经历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共一周时间。最后一天吩咐：“把你所谈的写成材料交上来！”“既然已说了，为什么还要写呢？”我问。那女的马上把笔往上一戳，抬头瞪我两眼，说：“这里的规矩，你晓得吗？”男的又掀铃，叫解放军带我回号。次晨，另一解放军送来一张小茶几、一把椅子、一支钢笔、半瓶墨水、十张纸，说：“钢笔、墨水，晚饭后要收走，若未写完也可在睡前交。早晨再要，再给。纸张用完可再要，废纸碎片要上交，不许扔丢，给多少张纸，要交回原数。”板脸说完，锁上铁栅走了。
从此，每日整天审讯，还要写成材料，十分疲乏。因为归心似箭，狱吏又催，心想越快写完越好。白天受审，夜间在暗淡的灯光下写呀！写呀！一直到深夜才睡。头昏眼花地写了两星期多，总算交上去了。其后，我依然呆呆地闷坐床板上，摇着两腿看望门上的小洞，脑子真空，似乎变成了有动作而无灵性的机器人。又过了好几天，有一天，忽然铁栅锁“咯当”一声，随即两道门左右大开，解放军靠门站，右手一挥说：“提审！”我一听这二字，惊喜交加。喜的是，也许可以放我回家了；惊的是，未知还要审些什么？这次我走前面，解放军在后了。到审讯室，解放军照例转身关上门走了。这回审讯情况变了。审问条桌坐了三人，右边多了一个半白头发的老头，有六十几岁，身材高壮，面孔铁青，虎视眈眈。如果是胆子小的人，见了他真会毛骨悚然。我刚要坐下，老头大声吼道：“不许坐，站着！”我想这是主审员。原来一男一女是副审员。副审员埋头翻阅材料，一声不吭。气势汹汹的主审员一下子站了起来，左脚踩在椅子上，左手往膝盖上一搁，右手向腰里一叉，两只眼要吞没人似地瞪着我，大叫一声：“你这人不老实，给你这么多时间，让你好好想想，但你一点也不坦白交待。说的、写的都不认错，不悔过，谁要你这些没有罪行的材料？快交待！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一面说着一面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你们要我说，要我写，都做到了，还要交待什么呢？”我说。这时主审人大概感到累了吧！身子转向椅子左边，用另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换了左手拍桌怒吼：“你们这种货色不识抬举，非要吃些苦头才认错。”审讯的情况和以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但他一下子又放下那要吞吃人的神态，故作和蔼微笑地说：“不要这样顽固，自己讨苦吃，有什么好处？还是从早坦白，早得自由不好吗？”我站住不吭声，眼看他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似的，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主审叫男的副审员揿铃，解放军进来，他照例一句：“把她带回号去！”我正要转身开步时，主审老头说：“你回号好好想想，把问题想通，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句充满威胁口吻的警告！
我回到号房，照例坐在床边摇摆两腿，望着号门心乱如麻！怎么也想不通，到底为什么问题被拘留！为运动吗？谁在害我呢？左思右想，始终得不到答案。这些人哪像共产党的干部！说不清，讲不明，究竟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步？体弱的我受得了吗？又想到家里孩子不知自己的母亲在何处，她们一定比我还要焦急哟！越想越火，唉声叹气有何用？自己不是没有经过沧海桑田和大风浪，何惧之有？！何况抚心自问，又有何愧？人，往往因为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意志，失去信心和希望而消沉。我就此灰心吗？向困难低头吗？不，我应该像过去一样，跌下去，站起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敌人要你死，你就偏不死！”话虽如此，但不知往后还会发生什么？我该怎样去抵挡这股逆流，度过如此凶险的难关？怎样保护自己呢？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的大脑“真空”起来，一如以往所遇，任凭它浪涛滚滚，冲击淹没，听之任之！静以待之！
过了几天，解放军又叫“提审”了。审讯还是原来的三人，原样的位置。那女的依然低着头在翻阅材料，见我进入便说“坐下”，态度平常。这时主审开口了，“怎么？想通了吗？”“要说的说了，要写的写了，再也想不出什么了。上次就回答过你们，一点也没有了。”主审眯着两眼，吞人似的问道：“那么你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上海青红帮等等的关系？还有锦江每天来些什么吃客？锦江的特别间设置的目的？为什么离婚？为何去菲律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交待清楚，要坦白。”“你们所问的这些问题，我都已一一写下交待清楚了。至于青红帮，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帮、社、团、会等组织。1929年秋在上海和夏之时离婚后，我相信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靠拢党，结交进步分子、党员，做了党的忠实朋友。离婚后不久，曾由共产党员郑德音介绍我去李某（名字忘了）家联系，李某说你上有老、下有少，入党缓一步，还是先解决老少的生活为重，现在是革命低潮，嘱咐我经商来为党工作，为老少谋生计。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陈同生同志，他是新四军政委、联络部部长，解放后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和我联系过程中也嘱咐了同样的话。并说在白区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对工作有利。
“上海刚解放，陈同生对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可写入党申请书，由他和杨帆做介绍人。我将申请书写好正要送去杨帆处签字的时候，杨帆上北京发生了问题。因此，又搁浅……”说到此，主审打断了我的话，拍桌大骂道：“呸！你够得上入党？做党的朋友都配不上！”然后，他又勒令我接着讲下去。“关于杜月笙如材料所说，‘锦江’第一次扩大房屋是杜月笙协助的。‘锦江’对杜月笙协助的答谢，就是每次他来吃饭优先给他好座位。杨虎和杜月笙在‘锦江’吃饭时，杨曾请我出来和杜月笙见过几次面，此外，并无往来。总之，我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的关系在材料里已交待清楚了。关于青红帮人物仅仅闻名而无任何来往。至于‘锦江’每天来些什么客人，‘锦江’是餐馆，只要有钱谁都能进入叫菜、吃饭，全世界也没有例子要问清顾客的姓名才允许顾客进餐。”“你真会说话，”主审插嘴说，“我们问你的是主要顾客，如国民党人、社会名流、帮派头子等人物。”我答道：“营业时间，川流不息的顾客进进出出，即使有认识的，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不会知道。”主审又动肝火了：“谁来‘锦江’难道你一个都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说。“那么，你刚才提到杨虎和杜月笙来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杨虎叫服务员来办公室，请我一起吃饭，才知道他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