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回到家中
次晨，即10月16日，回到北京。天气晴朗。在10月“小阳春”前，北京的天气是最好的。天高气爽，满城翠绿，郁郁葱葱。以往国内旅游人士多数在这季节来到北京观光，游览名胜古迹，一览新中国首都风光。可是今年异样，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扭转着乾坤。
上午10时左右到达永定门车站（当时因北京站仅准外宾出入）。我走出车厢，见下车人都是自己提着、抱着、背着行李，无人言语只有脚步声，急急忙忙往前挤。我则放眼四面张望，见无人来接，只好也拖着行李颠颠簸簸走到出站口。只见人涌如潮。家人国瑛女、大明儿和未婚儿媳杭贯嘉拥挤在接人的人丛中，满面激动、喜悦和紧张的神态在等候着我。但我们一见面已心领神会，很自然地彼此无言。他们急忙替我接过行李，像小偷似的，立刻转身，本能地放开步子快走。我也自然地跟随着他们后面，一步也不落下，向人群里窜去。我边窜边将视线四扫周围，观察情况。目睹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好些红卫兵、解放军掺在里面，都是铁板着脸，从四面八方在认真地盯着旅客，不知执行什么任务。拥挤不堪的男女老少们，脸上流露的表情是紧张、惊恐、阴沉，听不到欢笑声，听不到哭叫声，也无人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行动节奏奔走着，犹如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威慑着人们的心。人们在旅行中应该有的欢笑喜悦，全被这样难以形容的情景淹没了。
出了车站大门口，街上仍然是同样情景。家人给我准备好一部小汽车，这是在车站门前唯一的一部。我们急急走近车身时，许多人围上来，红卫兵睁着两只大眼盯着瞧。国瑛女动作迅速，把我连拖带推地塞进了车座。大家也恨不得一闪钻进，恨车门太小。事后，我问家人，为何如此慌张，他们说：怕有人拦车问出身，若回答不对，就要被扣住或挨打骂。
我们在车内，彼此还是不言语，互相传送眼色，意思是注意开车司机。回家的一路上，我呆望窗外，无处不是乱哄哄的。在火车站看见的满墙标语，同样在马路两旁也贴满了。到处都有人前拥后挤地看大字报。路牌、商店、橱窗，以至自行车上，都有红色语录牌；到处都是大幅大幅红漆墙，上面标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海洋”！行人灰白的脸上，呈现着紧张的表情……。到此，我对运动的性质、目的，国家的形势，全然无法想通，头脑似乎处于一种僵化状态。
车到胡同口下车，我们怕人看见盘问，大家就不作声地急步到家门口，儿媳小杭按门铃，赵阿姨听铃声响出来开门，她带着激动的心情笑脸迎我：“董先生呀！你回来了！多担心你啊！”进家院，觉得虽经一场狂澜，而院内景色依然，似乎柳树、花木也在含笑地说：“主人，你竟回来了！”走进客厅，这时候家人们久别重逢，喜笑颜开地跳起来了。个个抱我、吻我，国瑛女含泪首先开口：“妈妈！好担心你啊！”贯嘉、大明、小琪沉默不语，两眼注视着我。“好了，好了，大家该高兴了。”我叹口气说。
赵阿姨早给我们准备好了丰富美味的饭菜，大家共餐时，争叙别后情景。国瑛女把家里抄家的经过详细地叙述一番。她说：“8月22日，我在厂里（北京电影制片厂）时，红卫兵对我说：‘你赶快回去清理家中四旧的东西，然后带来。如有武器，快来电话告诉我们去取。’我急忙回家，发现整个家已被抄五次了。赵阿姨被关在后面小屋里，我当即放她出来。客厅里满地都是碎片……。院子里火焰浓烈，赵阿姨说：还拉走了一卡车东西。因为那两把日本指挥刀（一把宋时轮送的，一把大明在青年军时缴获的），我立刻打电话告诉厂里红卫兵。厂里红卫兵很快到来，不一会儿街道红卫兵又来砸东西，我厂红卫兵见这情景，劝阻他们没有动手。他们吩咐拿纸笔，我手忙脚乱中找不到较好的纸。红卫兵说随便什么纸都可以。终于找到了几张画纸。他们赶快写了好几张封条，把大门及各屋门都封贴，并在大门的封条上写上：此家已抄过，不必再抄。弟兄们有事可打电话北影红卫兵总部。第二天早上抄过的街道红卫兵又来了，齐声说：‘糟了，封了，来迟了！’其中有人说：‘我说抄完搬走了事，你们偏说再来！’幸亏厂里这一男一女红卫兵顶住了这件事。”还说：“我们怕妈妈难过，把屋里屋外都打扫收拾了。”我静静地听，但无动于衷。觉得：事已过去，劫后余生的重聚，是多么难得的啊！大家平平安安就行了。欣慰和感触交织在一起，迄今思之记忆犹新！
二、骇人听闻的消息
友人们、小辈们得知我已从沪回京，纷纷前来探望，并告诉我：北京红卫兵在抄家高潮时怎样借口清“四旧”、搜查黑材料，搞抄、砸、抢、打、抓等等骇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又说：人们又怎样趁机报复私仇等等一大堆事例。街道居民委员会（当时的居委会已被造反派控制了）或马路行人，只要指点揭发某某是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特务、坏人……红卫兵就不问清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少，抓起来就打。我们有位女朋友住在某胡同楼底，她有天听得外面叫喊声，她近窗偷偷看看，被红卫兵发现了，立刻上来问她：“你看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成份？”她吓得哆哆嗦嗦地回答：“我是工人。”这才免了一场灾难。我儿子大明住在和平里，这幢楼房的楼下右室是间空房，有天红卫兵连续拖进二人，不一会儿，听到几声惨叫就再无声响了。宣武门外菜市口往南牛街，这是一条国民聚居有名的大街，红卫兵强迫回民吃猪肉。在一天里竟打死了好多人……。还说：高潮时，路上打死的尸体像猪狗一样装上大卡车，运往郊外挖坑集体埋葬。又说：新华门东的二十八中学的一位看门老工人，被人指是地主，结果遭受酷刑，被红卫兵用开水从头浇及全身，接连几次，这位老人终于断了气。另外友人告诉我说：北京的8月天气最热，竟然在国子监院内空地上，燃起了一堆大火，将文艺界著名作家、演员（都是六十几岁和七十几岁以上的老人）如老舍、萧军、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等等几十人席地围跪一圈熏烤。然后由红卫兵出示名单，提一名，打一名。首当其冲者萧军。可怜的萧军，他纵然锻炼有素，身强力壮，也难抵得住皮鞭、木棍的残酷抽打，周身伤痕血淌，背心嵌进肉里，昏死过去，被拖进传达室丢在水泥地上。他的儿子萧鸣，因“反动子女”罪名，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去火葬场待焚，轮到他的时候，亏他忽然清醒过来，得以再生于人间。萧军的女儿萧耘为找爸爸，结果是白衣进入血衣出来。老舍则在这场酷刑的第三天，投湖弃世。被称为“四条汉子”的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每天下午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跪在王府大街全国文联的大门口行人道上示众，一跪几小时，跪了很多天。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许多人被关禁，剃“阴阳头”，跪在院中用皮鞭抽打，有的整死，有的忍受不了批斗自杀。那么多的老革命、老领导，过去出生人死为革命打江山，而今顿时变成了反革命，被抄家、坐牢、酷刑、整死。又告诉：友人谭守仁夫妇俩在家院里跪着、被批斗。王寄一、王裔孝亦被迫害而死。我听到这样令人发指的暴行，实在难以理解，这难道就是所谓“革命”？有一天，我出报房胡同东口，往南去东单买东西，见一辆大卡车，车身周围写着车上每人的姓名，因有张执一同志我才知他们是中央统战部的部长们和全国政协负责人等高级干部、老革命。每人头戴一二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个个低着头，两手下垂，笔直不动地站在车的前面。车上两旁男女青年敲锣打鼓，通过扩音器广播每个人的罪名，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沿路车辆、行人稀少，马路两旁商店的人各管自己，谁也不去理睬。喇叭传出阵阵呼喊声，尽管没有人过问，但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嘶叫着。我心惊肉跳，马上折程回家。触景生情，非常难过，想到：这些老干部革命多年，在战争年代，曾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而今天却……，唉！
回到家里，看见三四个常来我家的年轻人，围着客厅的餐桌，也在谈论社会上人心惶惶、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也把刚才在路上看见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小辈叹口气说，这有什么稀奇，每天都这样。即使曾参加过长征的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上街游行示众。总之，不管职位高低，老干部、知识分子……，要统统打尽杀绝。又说，红卫兵抄家劫来的东西，包括文物和金银财宝等等，大部分缴公，一部分吞入私囊。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从一个红卫兵衣袋掉出了金条。大明儿家的斜对面大楼顶层成了仓库，堆满了抄家物资。他们在西郊还设有俱乐部，每天就去那里喝酒、跳舞作乐，跳舞时竟以受害者的惨叫和哀啼声的录音作为伴舞的音乐，还乱搞男女关系。简直丧失人性，天良尽泯。
我正皱着眉头，黯然不语静静地听他们的讲述时，一位好朋友来看我，一进客厅就把帽子从头上取下向沙发上一丢，问我们谈什么？我说在谈论红卫兵怎样凶狠毒辣，无恶不作。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两肩一耸，右手捂着嘴巴，瞪着两眼，四扫一下后，也插嘴进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他们还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备有各种刑具，对人随便审问、关押、监禁、拷打，酷刑整死。听说某部长年已七十左右，却被他们用长钉钉人头顶心而惨死。男女老少上吊、跳楼、投河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夫妇带着孩子全家服毒或开煤气自杀。这些人一定感到死了比活在人间强。人们整天整夜，甚至每分钟都浸沉在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里。”他说完叹口气，便在餐桌旁坐下，左臂搁在桌面，手托着下巴，仰头望外沉思。
每天来探望我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少，当谈到红卫兵的时候，无一不是两眉锁紧，左右张望，唯恐别人听见。他们带着激动、失望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轻声叙述。我知道了这么多残酷的人间惨事，想到自己在沪时虽然也挨了批斗，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又想到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革命的成败、曲折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解放，为全世界和平运动起了鼓舞促进作用。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现在呢？难道目前这些行为叫继续革命吗？需要这样做吗？我怀疑？我不懂！
一段时间，虽然人们的表情仍是紧张、惊慌、严肃、失望，似乎丧失了什么，但从表面上看平静多了。我的心情也安然多了。殊不知在10月下旬，朋友传来消息说，不得了外面又乱起来了。当时有好几位来探望我的小辈们在场，其中有一位是从天津特地来京看我的。大家问，什么事？朋友说，由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称“联动”出世了。大家问：“什么叫联动？”友人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分东城区纠察队和西城区纠察队，不知他们的目的何在？听说有些人趁火打劫，搞打、砸、抢，他们身穿草绿色全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佩着新式手枪，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是崭新的自行车，排着队伍，整天在大街、马路上横冲直撞，显示威风，行人见了避而远之。交通警察见此情景也像僵化了的木人，不敢过问。”
三、避居和平里
“联动”上市，这使我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将钢琴和几幅书画（张大千、齐白石原作，后来都被北影红卫兵抄家取走开展览会吞没了），几件喜欢的家具迁移到大明住处。冬衣和生活用具捆成几个包裹，在大家沉重的心情下，互相告别祝福，带着包裹跳上三轮车。将三轮车的帘布挂上，包裹盖好，仅露出头顶，出报房胡同西口直拉和平里大明家。这时已是黄昏后，天色暗淡，下着毛毛雨，忽然觉得一阵寒意。路上店门严闭，街灯如豆，行人绝迹，阴暗恐怖。车到宽街时，只见前面一串绿衣车队在寂静的朦朦雨夜中迎面而来。三轮车夫声音发抖、轻声对我说：“啊呀！‘联动’来了。”我也很细声地告诉他：“不要害怕，蹬快些。”事实上，我也吓得心只是跳。一方面从帘内伸头向外窥探情况，另一方面打算遇到意外怎么对付。幸好他们并未注意我们，飞驰般地过去了。不知谁给他们如此作威作福的权利？车到达大明住处的大门口，我和车夫俩解除了紧绷的心弦，互相含笑，透了一口大气。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
后来听说“联动”组织的东西城纠察队，在师范大学被一网打尽，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但老百姓都认为又刮了一个多月的妖风。
1967年春，我在和平里大明处住了一个多月。趁此机会，把他室内调整了一下：连家具在内油漆、粉刷，布置一新。我的干劲十足，和瓦匠一起，跪在地上将红砖地上溅满的水泥细细地磨掉，做了好几天，也不知累。可见人若抱有希望，就能产生动力。我将大明的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恰巧1967年5月12日，大明结婚，这里便成为新房。大明和杭贯嘉在报房胡同家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只有男女双方的家属和少数朋友。鉴于当时形势，一切从简，仅仅两桌酒菜是承陈思凯、柴俊吉二位掌厨的。记得为大明结婚，我去东单花店买了鲜花，乘三轮车在回来的路上怕“联动”看见惹祸，不知何故自己成了鼠胆。现在回忆起大明儿的婚事正是在林彪、“四人帮”上台的混乱形势下插缝举行的，在他婚后五个月，我就被关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