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晨8点，还是这批学生，进门就查看我写的检讨，看完，更加严厉苛刻了。“你这人不老实，不肯坦白交待。”说着一把拖住我，命令“走！”不容我反驳。跟着他们下了楼。我心想：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到底是为什么？殊不知到大门口，就叫我站在台阶上，面对路人，叫我九十度低头，不许说话。带头的红卫兵似乎唯恐嗓子不会嘶哑，死劲放声大喊：“革命群众们，你们看，这是锦江饭店大老板，资本家，反革命！我们叫她检讨，她不坦白交待。她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她要上北京去，我们把她这案子移交全国政协处理。革命群众同不同意？”马路上行人群众齐声回答：“同意！”然而，从声音中知道，回答的只是寥寥数人。
我趁带头的红卫兵学生和马路上群众讲话的时候，偷偷地抬头向前窥视，见到路上行人已经围满，像浪潮般地越来越多。公共汽车、自行车停驶，交通阻塞，行人拥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在嚷，有些人在议论，有些人不做声，张口呆着像看西洋把戏似的。事后我想：这许多路人的心理一定是很复杂的。
马路上群众回答“同意”后，红卫兵叫我上楼。我回到室内，百思不得其解。这一天是1966年8月24日。
暂得自由得到自由的次日起，我连续出外探望为我着急的亲友们。我先去曾帮助过我家务的孙韵梅处，她见我后很兴奋。我为了不要惊动年老伯事的王公公家人，请她告诉王公公夫妇，约好同他们在襄阳公园门口见面。次日上午，我在公园门口等候，见他俩从西面跌跌撞撞走来。王婆婆首先看到我，老远就合掌不停作揖，我体会到：她在感谢我未向红卫兵说出国画和照相本的物主是她们。白发双老走近时，王婆婆满面愁容，紧张地说：“啊呀！董先生，真急死人嘞！万分感激你没有说出东西是我们托你带京去的，否则，也来我家抄查，还得了吗！会把我吓死！”王公公说：“这些画是明朝文徵明、唐伯虎的真迹，我保存它几十年了。照相本，尤其是孩子们的一本，孩子从幼时开始，每年每人拍一张贴上，花了一番心血，原想留给孩子们做纪念的。”两老你一句我一句，神经始终没有松弛下来。
此后，因国瑛嘱咐暂勿回京，我连日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上尽是某某人被斗，某某人自杀的消息，据说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也畏“罪”自杀了……，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几乎贴满了整个上海市主要的街头巷尾。看大字报的人，争先恐后，男女老少到处都一堆堆注意地看，彼此传着会意的眼神，细微的声音在议论纷纷。我也去过统战部、市政协，想进去找人谈谈，只见门口人群拥挤，闹哄哄的不知为什么。看到苗头不对，便转身回来。路上边走边想：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些什么呢？心神不定，决定北返。
北京红卫兵上门了，抄家了。我买到了9月17日的车票，在临回京的前两天，整理行李。由于连日的劳累，精神、身体都感觉疲乏，中午躺在床上歇一口气，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为了让空气流通，我的房门半掩着。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又出了新的麻烦，猛然进来一批人，约七八个，听口音是北方的红卫兵。不吵不闹，其中一人约计三四岁，面对我坐下，态度还和蔼，开口说：“有点事打扰你。”我说：“什么事？请讲！”“你认识章荣初吗？”“认识。”我回答。“你有没有送过钱给他？”“有，前几天送过三十元。因为我托从前看房子的小刘去探望他，小刘回报，章家已抄家，现金全抄走了，目前一家几口人连伙食钱都没有。我想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民革的成员，不是反动分子，全家断炊会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送这笔钱去的。”他听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怎么知他不是反动分子？希望你老实些，把知道他的事情告诉我们。”
“你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解放前在杨虎家认识了王寄一。1952年由王寄一介绍认识了王裔孝，由王育孝介绍认识了章荣初的。”我答。
“这两个姓王的是什么人？”
“王寄一是农工民主党中委。王寄一为了掩护自己才做杨虎的策反工作，在形式上做了杨虎的学生。王裔孝是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曾任张治中所属部队的少将参议。1948年农工民主党要求参加竞选，任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参议员等职位。当时学生反饥饿、反压迫、反蒋家王朝时，学生们都住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参议员卢冀野家时候，王裔孝夫妇俩买了二十担大米、四吨煤球，接济他们。1949年国民党特务毛森逮捕爱国人士时，要抓工寄一，王裔孝夫妇俩以参议身份掩护了王寄一全家，住在自己家中。1949年还利用他的身份，每天给王寄一、陆大公（吴克坚领导的）提供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的消息。1950年，由刘子文介绍给华东统战部长桂参林（笔名杜宪），桂部长派王裔孝去香港，担任统战工作。在抗战时期，为了掩护自己曾一度参加过国民党中统局外围组织，但无行动。为此，在镇压反革命时被捕入狱，三个多月交保释放。后在街道居委会工作。我知道一些，并看过他的材料所以晓得。
“1953年第一次选举时，工作队李蓬和我向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反映了王裔孝工作的情况。经统战部调查清楚后，给王裔孝每月生活费四十元。他于1956年参加了民革，为民革成员。有关王裔孝事，上海统战部有档案可查。王裔孝在协助中共地下党工作时，经济上全靠他的爱人周佩珍（国棉五厂工人）的积蓄全部资助。她在目前的生活上是有困难的。”
红卫兵又问：“王裔孝为什么要介绍你和章荣初认识呢？”
“事情是这样的，王裔孝是直爽热心人，见我在1953年后和国琼、国璋女连同孩子，一家七口人，生活上经常卖东西贴补开支。有天，他突然对我说：‘你们的经济情况不好，我认识一人，是湖州人章荣初先生，他是民革成员，在湖州办有丝厂，还开有大典当铺，很有钱。章先生本性善良豪放，乐于助人，经常施舍。有次他竟吩咐下属，通知所有典押的人，凭押票取回押物，不收分文。因此，湖州人都知其名，他也知道你。我若告诉他，说你们的经济困难，他一定慷慨乐助。’过几天王裔孝果然送来人民币二千元，要我收下，不无小补，以后有钱还他便是。有次国瑛女需钱，一只手表不易脱手。章荣初知情后就买下了。我去过他家两次，时过几年，这笔欠债未还，心甚不安。这次来上海，把我最喜欢的一件西伯利亚产品灰鼠皮大衣带来了。日前，嘱咐刘忠海送给他的夫人，借以了件心事，并吩咐刘绝勿收款。不几天间他家被抄了。红卫兵未留分文，全家十几口人的伙食顿时停火。我当即吩咐刘忠海送去人民币三十元。章荣初当时对刘说：‘那天你送灰鼠大衣来时，我叫你带给董先生一千元，你怎么也不收。不然，现在她可以分给我一些救急，多么好。’我记得的便是这些。其他事情确实不知道。”
他板脸瞪眼说：“好吧！你不肯说，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再来问你：“听说，你就要回北京？”我点点头说：“是。”他忽地把两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命令道：“不准走，等我们通知你才许走。不许出去，等着！”我说：“车票买好了，北京有事。”他又把脸一板：“退票。”厉声一句，起身就走。其余的红卫兵也一窝蜂似地都走了。于是我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红卫兵允许北返的命令。我在室内踱来踱去苦思，这些红卫兵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总也想不通。
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我于次日开始安静下来，不外出。一日三餐均麻烦看守大门的王金喜老大爷，请他清晨外出买菜时带些给我。善心的邻居刘广桢（后来才知道他的姓名的）亦隔日偷偷地送给食物。终日吃、洗、睡、看报，倒也够忙的。独自一人也还安静。对外有事找人，亦是刘广桢帮助联系。
有天晚上，丁济南医生来看我，说傅雷夫妇接到红卫兵的信，要向他清算稿费账。傅雷惊吓过度，决心自杀，问了医生有何良方致命，又不太痛苦的药品。我立刻请了医生快去劝阻他夫妇俩，告诉他们不要怕，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次日晚上，丁医生又来告诉我，傅雷夫妇俩在昨晚深夜开煤气自尽了。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不甘屈辱而死，闻此，不禁黯然神伤。
丁医生再来时，我对他说，红卫兵不让我回北京了。看门人告知，三楼有“眼睛”监视，要小心。我急忙叫他走。“保重！保重！”他回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快步下楼走了。我的心情异常难过。第三天表弟李金坤来了，我照样告诉他一遍，并请他通知其他亲友不要再来。直到1976年因唐山地震，去上海避难时才和丁医生及其他亲友再次重聚。转眼十年恍如隔世，不胜感慨。
以后，外面不断地锣鼓喧天，不知什么事。我起床到凉台眺望，见彩色公共汽车驰过，灯光灿烂，青年男女红卫兵伸头车窗外，不停地叫，唱革命歌，喊革命口号。彩车一辆辆不断来往行驶，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日夜。
这样不平静而又似乎安闲的生活，度过了好多天，心情烦乱起来。回京的事毫无消息，等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这样等不行，要想办法。于是我写了一封信，通过刘广桢同志带给小刘，嘱小刘送交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小刘在夜间像小偷似地溜进屋，轻声告诉我：“信已送到华东医院了，陈部长有病躺在床上，他看完信没说一句话。旁边有一位，好像是他的秘书吧！看情况，陈部长对此人有顾虑。”（后来明白，当时陈同生也已经被监视了）我又按照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吩咐，让女儿国瑛把我为党工作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向上海市委报告。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反动分子。我照做了，但亦是消息沓然。我束手无策，奈何！只有再忍耐，等待红卫兵的指示。终日除生活琐事外，就是看报，学习邻居给我的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
外面似乎平静些。我每天都想到凉台眺望，看看外面情况，但又不敢。唯恐亲友们为我担忧而在马路对面朝窗探望，一旦看见我，定会哭哭啼啼，如给三楼那两只“眼睛”发现，惹出祸事，非同小可。这样的日子又度过好几天。忽闻外面闹哄哄的一片嘈杂声，凭窗眺望，是马路左边斜对面，搭了二米多的高台，男、女三四人低头跪在台上，红卫兵手执皮鞭、木棍边斗边骂这几个人。斗些什么，骂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清楚。有些路人围观，有些则怕惹事上身，迈步快走。我像患神经麻痹症一样，乖乖地等候红卫兵允许回京的指示。有时还自言自语：“群众革命运动嘛，就得忍耐些。”
苦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依然音信全无。我内心波动很大，焦急万分。有一天清晨，看门的王金喜大爷给我带菜来，把菜篮搁下，问我：“董先生，你不是说已买了回京的票子，怎么这么久还不走，也不出去？”我告诉他要等红卫兵的指示，才能动身。他问：“哪批红卫兵？”“第二批。”“啊！第二批来的红卫兵是北方来的，好凶狠！他们和上海的红卫兵意见不一致，早已被赶回北京了。三楼两只‘眼睛’也已经撤掉，你还等什么？”“原来如此，白等这么久。”我这才恍然大悟。此时已是10月14日，我就赶紧去成宝处，托她去请王公公夫妇来商谈。彼此再次见面非常高兴。托成宝帮我买15日火车票北上。买到票后，嘱成宝在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门口公共汽车站等我，直接送我上火车。我们就这样商妥。回到临时住所的当晚，小刘得悉情况来看我，并向我痛苦告别。接着二婶母也来了，根梯妹以为三楼的“眼睛”还在监视，未敢上楼来，站在对面马路上。只是二婶母独自进屋。我俩都怀着紧张而又悲伤的心情，彼此的话语都是未经思索脱口而出，不知所云。二婶母慌忙地帮我整理行李，边做边细声地说：“我平常一直说，我死了不愿火葬，要你给我买口棺木，现在我不要了，随便你们给我怎么安葬都行。我看穿了，有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用各种刑具整人啊，几棍子就可打死一个人。人被打死，无人敢收尸，家属也不敢上前收埋。听说北京还要厉害，打死后，一个个装在卡车上拖去城外，混成一堆地埋葬了。人死了连猪狗都不如，还要什么棺木呢？所以你不必替我准备了。”说完叹口气，热泪夺眶而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老人家。我只说：“别说这些了，给你这些穿用东西，请你快拿走，回去休息吧。根梯妹在下面久等要着急。后会有期，彼此保重吧！”我情不自尽地抱住她，紧紧亲吻，眼泪强自咽下，彼此依依惜别。她走后，我心想：倒也好，打破了对棺木的迷信。二婶母受到刺激后，不久得病，终日无语。1981年夏，逝世于上海。我实无勇气回忆我和她老人家在沪的别情！
五、仓皇返京
次日拂晓，天色朦胧，好心的邻居刘同志偷偷过来送我。刘同志代我拿些不被人注意的东西。我俩细声轻步下楼，看门王大爷问我：“你上哪里去？”“去医院看病。”“这么早？”一要排队挂号的。”我说。他又问刘同志说：“你今天这么早就去上班了？”“有事要早点去。”刘回答。我们一出大门如鸟出笼，似鱼得水，我俩加快步伐小跑，到了上海妇女联合会斜对面的公共汽车站，彼此喘了口气。其实，看门王大爷已告诉我，北京的红卫兵早已回北京，还怕什么！但我们还是心惊肉跳。深深地谢过刘同志后，我从这里乘车到常熟路红玫瑰理发店等候成宝，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她到来。正在焦急怕误车点的时候，忽然多年不见的徐静龙（曾受我搭救过的洗衣店老板的长子）迎面而来。他惊诧地问我：“董先生，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我在等成宝送我去北站回北京。”我说。他立刻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去。”遂叫好一部双人三轮车。沿路上，他问我答，把这次在上海遇到的事，简单地向他叙述了一番。他说：“早知道，你住在我家就没事了。”意思是：他家是工人家庭。
到了北站，也不见成宝。后来知道她听错了。幸好有徐静龙帮忙，否则真无法上车站。车站人群拥挤、混乱、嘈杂。整个车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车站和难民还要乱。未上车头就昏了。我挤在乱七八糟的人群里，坐在别人的行李上，徐静龙给我买了蛋糕，护我挤人，检票进站，进了车厢。我在窗内，他在站台上，互相挥手告别。他的一片热忱令我感动。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遗嘱——不要忘记董先生，不要忘记在蒋政权面临崩溃、滥发金元券的时期，董先生搭救我们全家的恩情。
车厢内秩序混乱，肮脏，臭味熏人，随便吐痰，屑片废纸丢得满地。好些乘客低头接耳在偷偷地议论着文化大革命，你一句，我一言，轻声交谈，不知说些什么。坐在我对面靠窗的一位女青年，突然大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唱了其他革命歌曲，人们唱起来，我也跟着唱。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气氛却使人感到应该同声和唱，不唱不行。有位解放军走近这位女青年身边，称赞她，认为她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女青年则得意洋洋。广播里也不停播出“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车厢里乱哄哄，有的乘客睡不好、休息不好，表露出不耐烦的神态，但也无可奈何。
恩人刘广桢，因在当时形势下彼此的处境无时不在紧张的状态中，故彼此只知姓名、不知身份。他对我亦复如此。从那天清晨他冒风险送我上公共汽车分手后，已二十五年，一直不知他在何处？惦念他的康乐？突然于1991年5月前后，好心的绿衣邮使送来了消息，我收到他的两封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来他曾在国内搞了四十年的技术工作，担任工程师，总经理职位。于1989年去美国洛杉矾探望病危的大姐，大姐病故，被亲友留下，现任美国雀士顿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兼中国总代表。他在信中告诉我有关他的家谱：他的表哥是李赣骚、李赣驹，叔叔叫刘永叶，叔公是刘崇佑（已故），姑父是李烈钧，舅舅是邹韬奋、舅妈是沈粹镇，曾祖父刘攻芸（是林则徐的大女婿），祖父是刘瀛，父亲刘含章。据他信中所谈都是曾任过国家要职。原来刘广桢出于将门之子，致有侠义风格助人为乐。刘广桢对我的冒险义助，我与家人永铭五中！
我在此亦谢谢叶尚志同志，将我北京的住址告诉了他，使我在二十五年后又能与这位有着侠义心肠的将门后代取得了联系！</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