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运动前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4日的《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我连日看到这些内容异常激烈的社论，感到一场运动已经发动了。我虽然不了解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作用，但不管怎样，读过这几篇文章可以粗浅地体会到，这次运动来势汹汹，与过去的运动大大不同。建国以后，已开展了多次政治运动，如果是为了教育人民，历次的政治运动已经做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1950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肃清了。”是的，在建国初期开展这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51年底到1952年中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在教育界搞了全国性的院校调整，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
1954年反对胡风分子。
1955年开展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1957年开始整党整风，接着开展了反右斗争。
1958年初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运动。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等。不幸地在三面红旗万岁声中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出现了城乡人民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灾难。
1959年工农业生产开始进行调整。
1960年至1962年生产恢复，各条战线有所转机。
1964年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
1965年在文艺界批判《海瑞罢官》。
通过上述每年每月每日的运动，对人民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确够深刻了。现在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起十二级红色风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空前的，到底这是什么运动？什么教育？我不能理解。
二、一封上海来信
7月14日我接上海刘忠海（其父即为“锦江”物色名厨师的刘青云）的来信说：“运动开始了，我替您看守的这幢房子，如果群众有意见就麻烦了，怎么办？”我意识到这次运动不平凡，顿时决定买车票南下，决心把上海复兴西路一四七号三楼公寓房子退掉，免受批评。于是，按常例打电话给政协总务科，请代购车票。接电话的人说：“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又在电话上回答：“大家要学习，没有人给你去买。”“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说话态度反常，更使我对这次运动的不平常有所领会，遂立刻自己买票，17日离京赴沪。
18日到了上海，我去复兴西路一四七号租住处。一进屋，小刘见到我，异常高兴地说：“老师，你说要来上海已好久好久了，现在真的来了。”但又紧张地告诉我：“居民群众在讲话了，说‘房子空关着，叫人看守。’意思是老百姓还没有房住呢！”“群众说的对，我也想到了这点，所以接你信就立刻来上海退房来了。”我说。
抵沪的次晨，我去武康路一○六弄八号探望陈同生同志，当时他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是我的老友，也是领导。我看见他一身病痛，只和他谈了半小时，告诉了他我来沪退房事，就告辞了。他要去华东医院看病，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平时陈同生同志细白的脸上常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声音清脆，思路敏捷，说话风趣，话匣子一开，古今中外就说不完地说。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最关心人，总是喜笑颜开、满面春风，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今天见他，除病容外，神态异常忧郁。为什么呢？我有些担心。啊！谁能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他消瘦的病容和忧郁的神情，至今犹在眼前。
陈同生和夫人张逸诚俩的生活向来朴素，虽然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所住房却只是两间一套的公寓，室内布置也极简单。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他曾被捕入狱达四年之久。他以不屈不挠的坚强革命意志战胜了敌人。谁知陈同生同志竟惨死于“四人帮”手里！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下午，我又去看望了老战友田云樵。第三天上午，就去市委找曹荻秋市长。因他正急于准备当晚去北京开会，吩咐秘书和我谈。我对秘书说：“从我迁居北京后，承市委关心我身体不好，来上海住锦江饭店不安静，坚决留下复兴西路一四七号房子并代我付房租，我很感谢党对我的照顾。但现在运动起来了，群众若提意见于公于私都不好，希望退掉，换一间给看房人刘忠海四口人住。”秘书同意我的意见，即指示房管局照我的建议处理。约一个月时间，换到武康路三九八号一大间，给小刘一家居住；淮海西路一五二八号二楼一间一套的公寓，给我备用。
我在沪换房期间，知道公布了毛主席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后，百万群众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8月23日起，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听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感觉到运动已确实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为什么这样搞，它的目的是什么？依然不明白。
三、上海红卫兵起来了
大概在8月23日，当我从复兴西路准备搬去淮海西路前两天的中午，我正在吃午饭，妇产科女医生、老友郑素因面红耳赤、颇带酒意地闯进屋来，大声说：“啊呀，你还在吃饭，你不出外看看，市面上各街道、各商店，连路牌都是一片红色了。还有人围着男女青年们剪小裤脚、剪长发。”我问：“什么事？”她回答：“谁知道，你快去外边看看！”我搁下碗筷，急急忙忙梳洗了一下，拿了车钱，下楼叫了一部双人三轮车，要车夫东、南、西、北地跑了一圈。在回家的路上，确实看见好几处在剪裤脚、剪头发。就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突然也被人群叫停了车，被包围着。上来一男一女抓着我的脚，气冲冲地叫喊：“你们看，这不是尖头皮鞋吗？”说着，便勒令我立刻脱下。“这哪里是尖头皮鞋呢？你们仔细看看！”我笑嘻嘻地对群众说。正在彼此争辩间，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些的男子，把检查我的一男一女拉开，看了我的鞋，说：“不太像。”又冲车夫说了声“走！”就放我走了。这时天近黄昏，我也不想回家了，直到女友徐淑君夫妇家（我称他俩王公公、王婆婆）。她家人正在楼梯半腰的窗口挤看外面的热闹，我也挤进去眺望。这窗户对面的马路就是上海长宁区区委办事处。我们看见群众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有些人唱着歌，有的人叫喊口号，队伍整齐地向区委办事处一批批地鱼贯而入。马路上，一群群的人围观着剪发、剪小裤脚的现场，人越来越多，吵吵嚷嚷，当时大家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但我却凭着纯朴的革命信念，对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兴奋，而又带着几分迷茫的激情。
四、在上海的遭遇
被红卫兵抄家批斗晚上回来就准备搬家，决定次日迁入新居。忽接国瑛女从北京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她在电话里颇为激动地说：“妈妈，家里已被红卫兵抄了，打破、砸烂、烧毁了好些东西，还抢走了一卡车物品，搞得～塌糊涂！”我答道：“好，很好。这样，今后免得再为保管它们操心了！”国瑛女又说：“妈妈，你现在不要回来。回来时要把头发剪短！”女儿再三叮咛。次日上午，复兴西路住房邻居来探望，我把国瑛女在电话里说的和我怎样回答的告诉了她，她惊讶地说我真乐观。第二天晚上11时左右，我和堂妹董国桢（小名根娣）刚刚入睡，忽然有人“咚咚”乱敲门，大声叫“开门！开门！”从紧张的声音中听上去不止一人。我和堂妹急忙起床、穿衣，我俩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急步前去开门，只见来势汹汹，进来男女六七个人，除一人年纪较大外，其余看上去都是些初、高中学生。他们恶狠狠地说：“怎么慢吞吞地不快开门？！”并且齐声说：“我们是红卫兵，来清四旧。”我看清每人左臂上都扎上一块红布，上写“红卫兵”。那几个青年红卫兵，手执大木棍，翻橱倒柜，问我：“有无‘四旧’？快说！”“没有。”我答道。一个拿着大斧头的红卫兵厉声说：“这不是‘四旧’嘛！”顿时将一把精致的、全部雕花的乌木靠椅砸成几块（这把椅子工艺精美、古雅，足以进博物馆展出）。还有些人，从壁橱内拿出徐淑君、王震表夫妇俩托我带回北京给他大儿子王培德保存的几幅有名国画和王家的两本家人照相本，连同我的几幅名贵国画及衣物用品。这一下，他们立刻勒令我和堂妹低头，不许动，责问我“你说没有‘四旧’，这些是什么？”要我把照相本上的人逐一说明是谁？是何关系？以及几张画的来源。堂妹机灵诡清，这时候她反而指责我：“你说没有‘四旧’，不老实。”这一来，红卫兵便叫她“走”！把她放了。转身又继续逼我交待。我不愿连累物主双老，就回答说：“画是家藏，照相本上的人都是家人和亲友。”红卫兵继续盘问，我也顺势给他们胡乱解说一通。正在这时候，有人突然翻出一本书，随即捶打我的肩膀，大声骂道：“你从北京来上海，不带《毛主席语录》，却带这本反动的《燕山夜话》，居心何在？快说！”他们如获至宝似的，纠缠不休起来。我辩解道：“这本书在北京，是当作反面教材用的，北京新华书店排队挤买，我未买到，来上海临行前朋友送给我路上翻看批判学习，没有别的意思。”“你胡说，不坦白！”红卫兵一窝蜂似地叫嚷起来。“要坦白交待，坦白交待！”又有人叫：“后果要你自己负责！”于是一个女红卫兵顺手“嚎、嚎”一下子撕毁了两张国画。准备再撕第三张时候，那位年龄较大的红卫兵说：“好了，行了，带回去再说，我们还要赶去别处呢！”大概这人是这批学生中的头头吧，对方很听话，把已经撕破了的画和尚未撕扯的字画，连同照相本、衣物、杂物用我的红、黑方格子布面提包和同样质料的一口箱子装好。这时，又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态度较好，翻着手中的地址本，把本内的姓名逐一向我追问。忽然又有人插问一句：“你这次到上海来干什么？”帮腔人同样又问了一遍，并说：“我们已去过复兴西路，你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东西到哪里去了？”我回答道：“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已搬去北京。你们要查‘四旧’，到我北京家去。我来上海是为退房子的事。”“你真会说，你嘴好凶，复兴西路看房子的是谁？”“是锦江饭店老职工刘青云的儿子刘忠海。”“你为什么要他看房子不叫别人？”“他父亲嘱咐我照顾他儿子，我们感情好，像家人一样。”“他现住何处？”“住武康路三九八号，刚搬进去。”“走！你带我们去！”说着把我押在他们中间走。一路上连骂带踢，嫌我走慢了。有位女红卫兵把他们叫开，由她督促我走，小声对我说：“走得快点。”
我们走到刘忠海家，只见门锁着。他们用脚死劲地踢门。小刘的邻居出来说：“他们全家都去岳父家，今晚不会回来了。”这一来，这批年轻人气坏了，有几个主张把我关进厕所，殊不知厕所门也锁着。问邻居要钥匙，邻居女同志说，钥匙被值夜班的邻居带走了。气得这批红卫兵大发雷霆，叫我“滚！走！走！”又把我押回到我的住处，沿途对我又骂又嚷。回到住处时，天已将晓，几个男女红卫兵厉声说：“为什么你要带本《燕山夜话》？好好写份检讨！写不好，不放你过关，知不知道？下午再来。”说完，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
房门离床不到三米，天热，门是半开着，我整夜未睡，写完检讨很累，穿上大花布做的又宽又长的夏衣躺床上歇口气。
这是中午的时候，一个约十七八岁的男红卫兵走近床边，我未及起床，他把大木棍一摇一晃，指着我痛骂：“看你这一身，洋不洋，中不中，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检讨写完了吗？”我答：“写完了。”他说一会儿来看，就走了。下午4点，这些人准时来到，看了检讨，气势更凶。“呸！这是什么检讨？不行，重写！明早8点来拿，再不行就和你不客气了。”有的插嘴说：“快写！”其他人也都跟着嚷了一通。红卫兵走了，我正坐下歇气，小刘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刘，他门坐着。接着郑素因医生又是酒喝得脸通红，醉醺醺、气冲冲，进门就急叫：“不得了，把我房里的红木家具、椅子、台子连床都搬到门口屋檐下了，用什么？今晚睡什么？你快去给我想想办法。”我和小刘俩面面相觑，无话可说。郑医生见我不表态，她生气地说：“你不同情我，算了。”转身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