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黎明之前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的北方战线已经瓦解。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我暗想：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上海滩必然是特务密布。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祸事，必须调整一座排场大些的住宅，为革命同志需要掩护时使用。遂将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与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两幢房子顶出，将此款再顶进愚园路一三二○弄一号，一幢英国式的大花园洋房居住。
愚园路这幢房子，在工作上曾起过作用。从迈尔西爱路迁居这里后，吴克坚同志、郭春涛同志、王寄一同志和杨虎他们的碰头会亦移来这里开了。有次会后，因外面风声紧、戒严，他们不敢把材料随身带走，只好留交秦德君。她也只好就在此房四层楼顶狭小的屋里躲宿了一夜。次晨，郭春涛来把秦德君保管的材料取走了。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政府军政人员纷纷离开大陆，恐怖气氛笼罩着上海。他们大开黑名单，到处抓人、杀人。当时友人告诉我，蒋介石手下大特务毛森在临去台湾前去牢里巡查，他看到一间牢房，便问守狱人：“关在那里是些什么人？”守狱人回答说：“青年学生，政治犯。”毛森就立刻命令：“把他们拖出去枪毙。”一批爱国青年就这样牺牲了。大明儿和他在大同中学的几个同学（地下党员）以及黄森的妹妹黄华（地下党员），躲在愚园路家里好几天。这时候我不敢再住家里，与朋友朱桂英护士长，先后在环龙路（现名南昌路）一二五弄（即圣保罗公寓）二楼二○三号和华山路一一二○弄四号两处，躲避了一个多星期。由在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同志驾驶他自己的吉普车，来回护送我和田云樵、任百尊等同志。
二、上海解放
1949年4月20日，党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胜利地进行渡江战役，于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时我欢欣鼓舞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此时，解放军（原新四军）同志们陆续到沪。我曾与原在新四军的陈同生、李亚农、杨帆、田云樵、宋时轮等同志欢聚于环龙路圣保罗公寓。不几天，三桌人在“锦江”大聚餐，原新四军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来了很多位，有陈同生、李亚农、杨帆、曹荻秋、张爱萍、李一氓、宋时轮、潘汉年、章蕴等同志（其他同志不一一记得了）。那天，我把锦江最好的一箱洋酒拿出来，共庆上海解放！我也喝得有些醉意。我为饮酒解愁亦曾醉过几次，而像这次的开心痛饮则是生平第一次。
接着章蕴、石斌（曹荻秋的夫人）、曹荻秋、沙梅、张爱萍、陈同生等同志和我，在锦江二楼大厅共餐；餐后在该厅窗外花台上合影留念。
上海刚解放，陈毅、饶漱石在上海原名金神父路三井花园（原是日本人占据的），主持有关上海解放后的一切事宜的秘密会议。参加者有宋庆龄、马寅初、沈钧儒。由解放军带头招待，我奉指示派厨师胥元勋（工会积极分子）、招待事务负责人史良超（又名桂生）同志（工会副主席）去工作了一周余。胥师傅和史良超俩都得到了表扬。有关此事的经过我已忘了，是史良超告诉我的。
上海刚解放，我在愚园路家里邀请党员黄森同志每周来讲一次政治课，讲解社会发展史、革命故事、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等。听讲的人有：朱桂英护士长，体育、托儿工作者姓谭的夫妇俩，在银行工作的伍维武、何国琼，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青年吴明德等。记得每次讲完，吃些点心后即散会，大家兴致勃勃。他们后来都做了国家干部。
上海刚解放，李亚农同志从新四军到上海后，因病我请他在愚园路家里休养过一个多月。病愈后，他担任上海科学院院长，几年后不幸病故。我和国瑛女经常谈起他！
当时的上海，因为刚刚解放人心不定，加之1950年上海卢家湾的二·六轰炸，市面比较萧条，致酒菜业生意一度衰落。锦江两店亦不例外。此时，我再将愚园路房子廉价顶出，贴补店内开支，维持两店以待市面复兴。愚园路顶出后，搬到房租虽高但不须出顶费的法华路（现名新华路）三三六号大花园洋房居住。这是一幢法国式很阔气的洋房，有前后大花园、草地，汽车通过大铁门、花园草地，才能到达客厅的房门口。有大、中、小客厅，大客厅能容百人左右；大、小两套餐间；后房有大画室、精致雅静的书房；不同颜色的四套浴室；家具全属红木、袖木，格调新颖舒适大方。这房原是汪精卫手下红人曾仲鸣刮民脂民膏自建的，因为局势变化让给陈纳德夫妇。上海解放，陈家离沪后便成空屋。我家迁住这里，当时锦江有些工作人员认为我房子越住越大，颇为不满。他们哪知我为了维持两店，特意顶出愚园路，而愿月付美金二百元租进此房暂住的苦衷。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居住条件越好则越被人看得起。因而，社会舆论对此反而称赞。这对我当时的处境却有益处。
上海在当时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上海解放对全国解放更有其重大的意义。我根据自己所知及其他同志讲述，在此顺便简述一下上海解放的过程。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首先包围了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南京，4月23日解放了南京。解放大军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势，于5月3日又解放了杭州。采取对上海大包围，以防止蒋军南逃，切断敌军退路，孤立上海残军的战略。解放军大部分力量兵分几路继续南下，向华南地区进军，仅用少量部队围攻上海。
解放上海的战役，兵力分东西两路，以钳形攻势强攻吴淞口，切断蒋军水上交通线，以利于全面包围上海守敌，予以彻底击溃。解放军包围上海后，未急于攻进市区。因考虑到上海市区是工商业中心，人口密集，若强攻进城，势必使人民生命财产受损失，工商业受到破坏。为了保全上海市区的完整、人民的安全，决定包围上海，在郊外战斗中消灭蒋军。上海被包围十多天国共在争夺吴淞口的战斗中极为激烈。十多天在外围战斗中，消灭了绝大部分敌军。在西南两线的蒋军，已无正规部队了。5月24日夜间，解放军从西面虹桥路一线攻进市区，将市区武装警察、保安队、武装特务队伍全部解决。然而一夜之间浦东蒋军的残余部队渡过黄浦江，占领了苏州河以北地区，在苏州河北岸沿线设立了防线。解放军战斗了一夜，到拂晓打到苏州河南岸，准备冲过河去。而蒋军已占领河北仓库高楼大厦和各个桥口，布置了密集的火网，阻止我军过河。当时陈毅司令员命令：一定要保护市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进入市区的部队一律不准用重武器，所有炮兵全部留在后方。因此，苏州河南北两岸国共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5月25日上午，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委员会成员田云樵，在小沙渡路（现在的西康路）劳工医院内，与解放军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同志联系上了，共同商量如何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残军问题。在沪西苏州河北岸沿线据守的蒋军是国民党五十一军。田云樵提出：派人过河策反五十一军，阵前放下武器。罗维道同意这个意见，前线指挥部聂凤智亦赞同，并要求即速进行。田云樵立即找来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王中民，派他过河策反五十一军。主中民过去，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五十一军代军长刘昌义（刘与王过去都是东北军，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通过王的说服动员，刘昌义接受了阵前放下武器的办法，罗维道、田云樵陪同刘昌义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由聂凤智出面谈判，一直谈到深夜结束，并报陈毅司令员。陈毅即下令接受刘昌义起义，指定由刘将国民党残留部队，于26日中午集合待命。解放军顺利地过了苏州河，从此，结束了上海战役，上海全面解放了。
解放军进入上海城，秩序井然。八条安民布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以及他们不占民房，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老百姓的一口水都不喝，深得人心。5月27日，解放军举行了人城仪式，宣布了上海的新生！
上海解放过程中，全市水、电、煤气、电话、公共交通、公用事业等因得解放军的极力保护，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就秘密组织了地下保安队和宣传队，主要是工人、学生和职员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故从未中断。不久，重要商业区先后开门营业，秩序良好。这在上海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大城市的政权变动的历史上，亦属罕见的。多年后，我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回忆这段历史，仍感到激动不已。
三、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后，我回想起1946年初，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候，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美国马歇尔来华，借口调停实际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撕毁重庆“双十和平协定”，发动了内战，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内战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宣布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按当时的兵力对比，国民党部队四百多万，共产党军队不到一百万。武器装备及经济方面，国民党都有美国提供援助。解放军是靠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而根据地及兵力都是分散的，经济上也非常困难，全靠人民群众支援，所以叫“小米加步枪”。在蒋强我弱的形势下，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采取了依靠马列主义理论、英勇奋战的解放军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纪律；加上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断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此伏彼起。职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向国民党蒋介石强烈地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拥护和平建设的口号。在军事上，共产党又采取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游击战结合运动战，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艰苦战斗着。尽管蒋介石不断地抓壮丁、补充他们的部队，敌我形势还是有了根本的变化。从1948年，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推翻了三座大山，如拨开云雾而见青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胜利。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
我久盼着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人民再不被剥削、凌辱的时代终于实现了。现在将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多么令人兴奋！
解放后，邓大姐。刘晓、潘汉年同志等在锦江三楼东厅会聚、畅叙痛饮，这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最愉快的时刻。
上海解放不久，抗美援朝之前，秦德君、张凤君、李知良合办了生产教育社，地点在上海环龙路（原名）。初步有缝衣机几十部，我亦投入了几部。秦德君因事北上北京。该社由我及李知良、张凤君负责。我原想扩展为全为妇女的大厂，后因政策关系合并给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统办了。
1950年10月下旬，抗美援朝开始，爱国人民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锦江在法国公园（现名复兴公园）设立了临时分店，盈利所得响应了捐献的号召。
四、劳资纠纷
1950年初春，因锦江职工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盲目地大闹劳资纠纷。有天，职工来办公室，突然叫我到二楼大厅。我进厅，只见靠近厅西有一张长桌，职工们正对长桌一排排坐着，我则坐在长桌中间面对他们。围墙贴满标语和八条布告，气氛严肃。我不知什么事，坐下未语。顷刻间，有些青年职工嚷起来了，指着我说：“你靠我们赚钱发财，现在要和你算账了。老实告诉你，今后的‘锦江’要由我们来经营管理，你得听从我们的。”“你们要和我算账，很好，把两店送给你们吧！”“我们不要财权，没有这个权利。”“那是不行的，你们还不会经营管理，几个月后‘锦江’关闭，你们失业，有什么好处？”他们面红耳赤地和我争论了一阵。另有几位青年职工站起来：“明天请工会出面，我们派代表，你可请酒菜业公会主持，同去市劳动局解决。”
当时上海酒菜业约有一万多家，对劳资纠纷这问题，舆论认为“锦江”的董竹君若谈不好，我们就休想了。众目注视着“锦江”劳资纠纷的发展情况。
我左思右想，若“锦江”的劳资纠纷不能妥善解决，不但影响酒菜行业，还涉及到各行各业，正中国民党谣言——共产党是要共产的。我决定本着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及职工利益，每星期至少二三次，抱病去市劳动局力争我的主张。酒菜业公会的代表们已被吓倒，出席而不说话，我只好靠自己独自谈判。争论得激烈的时候，我暗中去找过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两次，请他协助。他竟未支持。情况反而变本加厉，更紧张了。我琢磨、怀疑、不懂。我沉思后再次决定：为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职工利益，本此两项原则愿单枪匹马坚决争持到底！
在争论的过程中，合约被对方否而决、决而否者好多次，时经六个月；有一天，我捂着肚子（腹泻）去劳动局，严科长说：“工人们还是不签字。”我说：“你们劳动局也不按政策行事。”这天，我再也不能忍耐，拍拍桌上合约说：“这么点事六个月不能解决，只有大家买票上北京，让中央去解决了。”我转身便走了。还未出大门，只听得里面桌、椅、茶杯“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次日清晨，酒菜业公会刘主任在电话里说：“啊呀！董先生，你昨日怎么在国家机关劳动局里吵吵闹闹，把桌、椅、茶杯都推翻了呢？”我大吃一惊，这明明是对方用计来压我屈服。我明白后立刻回答：“好的，我做检讨。如口说不行，用书面检讨好吗？”刘主任听我认错，很高兴，说：“书面就不必了。我马上打电话去告诉他们，你愿做检讨。”最后，这场不必要的纠纷官司，终于我是合理的胜利者！可是事后我病加重，服药数月。
三个月后，上海工会负责人在“锦江”茶室见面时，以亲切的态度对我说：“董先生，我们学习后，现在才知道当时你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错了。尤其在你病中更不应该。”我说：“也不能完全责怪你们，因当时我还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貌。”
五、任职
解放后，我当选为上海市妇女代表，1952年，我当选为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1954年至1958年，我当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至1991年我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这些年里，我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有：《加强人民思想教育，进一步发扬民主作风》（载于1957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成就的本身就是铁证》（载于1957年8月29日《新闻日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提案约二百几十份，五届政协第三次大会上，我写了有关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提案三十九件。当时得到会议组织的表扬说：不但数量多、质量亦高（小组组长程思远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当时《北京日报》有载，并在1991年11月曾获得全国政协委员会“优秀提案证书”奖。
1992年被选中提案一份
案名：卢沟桥头应建立七七事变纪念碑。
另外想起一件事在此谈谈：1957年春，陈同生同志来复兴西路我家里说：“上面决议委任你为上海市服务局局长，不日公布。”我说：“我一身病、胃溃疡亦厉害，精力不足，难能胜任。”他着急说：“不要推辞啦，即使做三个月也好。”我觉得话中有意，且是组织上的指示，就答应了。他走后，我仔细想必须把上海的服务行业大大的整顿好，配合新中国的建设，拼命也要干好它。多病的我也许会一命呜呼，届时没有任何值得给孩子们留念的东西。突然想到拍张照片作为遗物纪念吧！遂在当天下午就去苏联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次日，上海妇联主任赵先和王辛南同志来家告知：“北京来电话要你立刻动身去京，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大会。”陈同生同志说：“那么局长事只好等你开完会回来再公布了。”会后病倒在国璋女家一个月。返沪立刻参加大鸣、大放，继之反右，局长一事因而搁浅了。
六、夏述禹来信
全国解放时，我住在上海法华路，有一次正病卧在床；陈同生同志特来告诉说：“夏之时在四川合江县犯了罪被处决了。”他说完便急急忙忙地走了。这事约在1951年春。
我自与夏之时离婚后，几十年来和他家人之间彼此从未有过书信往来。在1951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夏述禹来信，叙述夏家变化很大：大伯父、四叔、堂兄都因犯罪处决，父亲亦不例外；我妻张映书被判无期徒刑，我则失业。先是扫地出门，人民政府查实我无罪，特予照顾命令回屋挤住下房。现在我一贫如洗。我和显达、显扬、显瑛、显杰、显斌、显漠、显华，男女七个孩子的生活、学杂费等毫无着落，坐而待毙，不得已特求母亲资助……。
我看完来信，真是生气。想当初，我可怜他失去生母，很疼爱他，养育他成人成家。可是我和他父亲离婚后，他竟从未给我一字！我把信往书桌上一丢。但这事老在我脑中盘旋，夏述禹是怕父畏妻的忠厚人，七个无辜的孩子可怜……，我若能帮助一把，既可解决其一家老小生活，亦为今后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转念之后，当即汇去三百元（好像是这数目）。此后，每年照汇生活费、学费达三年多。继因述禹已有工作，长子显达已读完大学，彼此商决停止协助。
现在这些孩子早已大学毕业，在国家各部门分别担任各种工作：
夏显达62岁专业：土木工程、计算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年毕业，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夏显扬59岁专业：汽车保修机械。西安交大1957年毕业，高级工程师。现任交通部成都保修机械厂总工程师。
夏显瑛57岁专业：中学物理。四川师范学院1959年毕业，高级教师。现退休。
夏显杰55岁专业：汽车电气、机电。重庆大学1961年毕业，高级工程师。现任成都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
夏显斌54岁专业：中学数学。重庆师范专科学校1961年毕业，高级教师。现任成都39中学教导主任。
夏显谟52岁专业：建筑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66年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云南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
夏显华49岁专业：医务。成都四中1965年高中毕业，主治医师。现任铁道部电化局建筑处医务室大夫。
他们都已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达到我当初帮助的目的，暗自心悦。七个孩子都诚挚地尊敬我。显华爱人于永梅，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不吃，送给我吃。夏述禹亦很敬重我。有年他八十岁生日，我送他一件羊毛衣，他在席间站起来，边揭开衣服边高兴地向孩子们笑着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他的二儿显扬暗笑爸爸偌大年纪像孩子一样的高兴。
下面是夏述禹给我的一封感谢信：
敬爱的母亲：
二儿显扬前不久由京带给我的母亲自撰写的《我的一个世纪》目录（1—42章），我早已细读完毕，认为写得切实完善，可作为一部家史保藏天地问。事总要作一分为二的看法，总是相对的，决无绝对的，历史总是历史，决不能随意变更，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对母亲挚情地对我，确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
前不久，我记得我自从看过目录、自序和诗后，我曾写信说过：我认为这些都是历史，全是实事求是而真确的史料。在解放初期，当时若无母亲的援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后来又再三叮嘱要注意诸儿女教育。今日诸孩能勤勤恳恳服务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皆赖母亲教导之所致。父亲出生时代、背景不同，封建意识较浓厚，可谅之！
谨此敬祝
福安！
男
述禹敬禀
1994年9月5日
在夏述禹来信求救事后的二三年，又接到夏家大房长子夏廼庚的女儿显群信，并附其父一封遗信，此信主要内容：“妈妈！您好？我几次三番想收拾行李投奔您的怀抱，终于未决，现在是中午11点多，妻子杨氏和十一岁的女儿显群来狱中探望，我在明晨离世。妻、女今后生活教育费请妈妈慈颜救助，来世变犬马报还。”
我看信后，深觉自我离开夏家后，他亦从无音信。念其妻女无罪，连续协助生活教育费三年多，直至显群高中毕业。显群发奋图强，婚后艰苦地培养成两女一男。1992年7月23日，显群和夏家子孙来京探望我时，进屋见我含泪叩头道谢！还送给我一块名贵的衣料。
见1988年9月17日《团结报》载《沉冤三十七载，今日得昭雪——辛亥功臣夏之时的遭遇》。笔者张海鹏。当时，夏家的子孙亦来告诉我：“他们的爷爷夏之时彻底平反了，现在政府要给他重建墓碑。全家欢慰！”
张映书在特赦那年释放的。有人告诉我，当她回家后家人告诉她：“我搭救了七个孩子时，她不但无谢意，反而说：‘那还不是家里的钱’。意思是当年我拿走了夏之时的钱。”我听了一阵眼黑……唉！血喷心！
现在我忽然回忆起：约在1962年夏，有天我正冲着大门坐在院内竹椅上，进来一位男青年，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姓刘，在北京大学刚毕业，要回四川家了。夏家唐婆婆（夏之时的第三夫人）嘱我转告您婆婆几句话。”我问什么事？他说：“唐婆婆说夏之时在世时，经常说她这也不如您，那也不如您。夏之时还说过他总算享了您十几年的福。唐婆婆说您俩不应该离婚的。”我听后笑笑。我对这位刘青年说：“问候唐婆婆。”
七、百思不解的诬告
在1935年3月，“锦江”开门前，李嵩高介绍了两位从四川来上海的学生，刘伯吾和温子研。李先生的意思要他们二人在“锦江”当营业部店业的服务员（过去称茶房）。我见他俩聪明、忠厚、勤俭，收做我的学生。最初，刘管出纳、温当采购。后来，刘升为茶室副经理。温离开“锦江”，自行开办企业。我爱护他俩如亲骨肉，无论从衣、食、住、行、病痛到成婚，以及其家庭有事，我总是尽力照顾，协助解决。尤其是我对刘某的爱护，是店员公众认为无微不至的。记得他曾病住院四十天，我无日不去看他。有天他接四川家信，告父亲去世，一家七口人生活无着，有断炊的危险！他哭了。我问他：“怎么办呢？”“最好买一百亩田地耕种。”我当即设法筹得一笔款子给他，兑汇四川家买地了。后来，他结婚顶进的新房，是我交付的（二十两黄金）。当我从菲律宾回国时，患伤寒症。刘、温二人在某天深夜来我家。刘伯吾急说：“子研想在北四川路开设纽约舞厅，缺乏资金。”要求我资助温子研。国瑛站在房门口，眼泪汪汪地说：“妈妈在发烧，时间已两点太晚了，你们明天来好吗？”我对刘某说：“我现在病中，并且两店目前自身困难很多，我怎有力量帮助他呢？”他二人再三要求，我看在李嵩高面上答应了。次日，我在床上写信给几个友人，暂时拉借了一笔款子（详数记不得了）给了温、刘二人。
温子研有了钱，在上海北四川路开办了纽约舞厅。温子研的舞厅开张后，营业很兴旺。温妻见丈夫每天总是深夜回家，老与舞女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好事？！于是有天在营业时间，居然在音乐台上和丈夫大吵大闹。因此，纽约舞厅兴旺半年，就任闭了。这时候，温子研写给我一封绝命书，大意：“老师，我已到如此地步，无法再活，请你将舞厅和我住房一起顶出，由你出面和债权人清算。至于我欠你老师的部分，待下辈子变牛变马还你。”我收到此信后，立刻请人把他找回，藏在茶室楼上治病（肺病），一面找律师刘良、会计师陈力，请他们将住房留给他妻子，仅将舞厅出顶。依法清算后，请债权人到“锦江”吃饭，按各老板大小来分摊数目多少（对资本大的老板折扣多打些，资本小的老板折扣少打些），大家满意，签字收款，结束了此事。温子研的肺病日益严重（当时也算是不治之症）。他要求回四川，我给他路费、药物。回四川后，不久就去世了。由其父亲来信向我道谢，并向我要照片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