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刚解放不久，刘伯吾竟怂恿温子研的妻子王小姐，并做他的后台，向法院起诉，告我一大状，说我谋财害命是恶霸。法院送来开庭日期的传票。狂风暴雨突然袭击，我吃惊伤心百思不解。这传票引起“锦江”全体职工的公愤，尤其是老职工，他们都知道刘、温二人在“锦江”未开张前就进店的人。又亲眼看见我是怎样对待、照顾他俩的；纽约舞厅又是怎样开、闭的。友人们和店里职工都觉得哪有如此以怨报德的人？！都很气愤。他们派了代表到我家，叫我不要去法庭，愿意代表我上法庭作证。对此，刘伯吾的妻子很明大义，对刘说：“董先生待你这么好，你怎么做出这种事？”刘说：“董先生有钱。”“人民银行更有钱嘞！”他的妻子回答。
我异常感激职工们的正义感。后来，我找出温的绝命书，有关舞厅盘出、债权人分摊款子收据，以及律师、会计等签字的一大堆证件送交法院。初判对方败诉。刘某又再煽动温妻上诉，结果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批示：“此案证据属实，不许再上诉。”这件事至今，我难以理解。
刘某于1985年在上海去世，追悼会寄来讣告。我念其在1935年“锦江”开门营业的一段时期，他和温子研二人的工作积极，故发了吊唁电报。刘的妻子是位通情理有正义感的女性，我尊敬她。1986年初夏，她有事来京顺便来家看我们，我见了她，并嘱大明儿陪她吃了便饭。
八、两后奉公，扩为锦江饭店
1951年初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派高萍同志、还有一位（姓名忘了）来法华路家里，对我说：“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决定：要在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们的安全而有保卫工作的高级食宿场所。目前政府还不能公开出面办理，认为锦江这块国内外著名的牌子和你在上海的名声、以及你培养成熟的业务人员，这任务只有你担任才适当。希望你同意，并迅速把两店迁移到十三层楼（长乐路八十九号，原名华懋公寓，英国犹太人沙逊的大厦）扩充发展。”
在锦江两店的全部人员，及其它一切设备的基础上，迁移扩大成为饭店。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多年来一贯本着当年（1935年）向李某申请入党时，李同志所指示的——以经商来维持七口人的生活、孩子们的培育和帮助革命工作的宗旨做的。今天要建设新中国了、对孩子们教育亦已尽到责任，她们已留学美国、都学有专长、精神境界都很高尚，他们有志向，从来没有继承遗产的观念。所以，大家一定会同意将锦江两店奉为公有，以助国家的事业发展，我也不需要再有此企业财产了。现在需要“锦江”来替党做更多的工作，多么好啊！故我十分高兴！便无所顾及地毅然将十六年来含辛茹苦经营，价值当时十五万美金（折合当时黄金三千两、这类企业的招牌值钱）的“锦江”两店全部是甘心情愿、双手恭奉给党和国家。当时上海市委潘汉年拨款四万元（当时人民币），作为清理、迁移的费用。遂即迁移，我仅留下郭沫若同志为我写的《沁园春》词一首，及著名人士曾挥毫过的红木“文房四宝”一具。
迁移筹备顺利完成，改名“锦江饭店”，店徽为“竹叶”。我任董事长兼经理，任百尊、宣铎、应竞任副经理。以锦江川菜、茶室两店为主的一百几十名职工亦分别任职（当时还有一部分解散了的上海酒楼的职工）。1951年6月9日，我主持了隆重的开幕典礼。锦江饭店遂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因锦江两店的工作班子业务水平高，很顺利地扩大发展了。
记得开幕那天，应竞同志在旁还说了一句趣话：“到底是董先生的面子大，有这么多人送礼祝贺！”我的情绪激昂，异常兴奋，因为对“锦江”来说辗转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它对革命事业曾有不少的贡献，但毕竟是微如大海一滴水，现在开始它新的历史任务，走上更光荣的大道，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日子！对于多年共事的职工来说，从此也有了坚实而幸福的依靠和走上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工作的岗位。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整个革命历史进程中，亦曾起过一颗小小螺丝钉的作用。为公为私，心里都觉得有无限的欣慰！
至于早已名著中外的“锦江”两店，在经营的十几年里，曾经受过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因我始终无人力、物力、财力的靠山支持，确实是绞尽脑汁历尽艰辛，故它的成长、开花、结果，非一帆风顺的。不客气地说，这一切都已成为光辉的历史了，亦正因有此历史，它才能在解放后，有条件担任迁移、扩大的政治任务，今后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它定将开更茂盛的花、结更大的果！正如我定名——锦江——它是五彩缤纷，光芒万丈！
追记
历尽艰辛创锦江，
革命志士警草场。
盈余源源入洪流，
鸡鸣两者奉民掌。
高兴
川菜茶室并蒂莲，
扩为饭店五一年。（两店扩大为锦江饭店）
食宿安泰沪首名，
誉著中外古今庆。
一九五一年冬于上海家。
应该谈谈“锦江”迁移的经过：
1．“锦江”迁移之事，当时两店职工不明内情，在当时形势下，我还不能公开说明党交的任务。他们吵闹，坚持不愿搬入大楼。他们的理由是：市面还未恢复，生意不好，收入已经不够维持职工的家用开支，店也亏本，还要扩充，岂非冒险？经我两星期的苦口劝解，也不能说服。无可奈何，只好执行行政命令，才迁入了这座大楼。
关于职工不愿迁移一事，话要说回来，锦江两店的职工毕竟重视店务尊重我的意见，最后，还是顺利地迁移了。像南京路十五层的国际饭店，老板离沪走了，照例应由政府接收，而工作人员连电梯都不开，反对交出饭店。当局经六个月的周折，才接收过来的。
当时，上海社会对我将“锦江”两店迁移，组织有限公司，完全相信为了扩大营业，丝毫未暴露是政治任务。
2．1952年初，我生日那天，因头昏在家休息。上午11时左右，保姆孙韵梅（又名顺宝）进房告诉我说：“锦江送来十桌酒席，人也来了好多。要给董先生祝寿。”我大吃一惊，从未有过的事，怎么会呢？当即下楼，见大客厅里果然摆满了。酒至三巡，职工代表起立说：“今天我们大家特别来庆祝董先生的生日，同时，也是来感谢董先生多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引路。现在，别的餐馆饭店人员还在徐家汇区，我们已走到了南京路（亦名大马路）近黄浦滩了。因此，我们怎能不来向董先生祝寿呢？！”最后，我明白了他们如此热诚、亲切的动机——见“锦江”迁移扩大后的生意，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兴旺，亦知道这些迁移的内幕了。我起立举杯道谢，深感快慰！
解放前“锦江”两店的厨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一百几十名。在解放后，迁移扩大营业后仍在“锦江饭店”工作。继后有些人调派到上海其他大饭店，分别担任一级、特级厨师与行政工作的重要职位。
这张照片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是锦江两店于1951年6月9日迁移长乐路扩大的锦江饭店的奠基人。因紧缩家庭开支，正要搬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时候，陈同生、何以端两位同志来说：“你的企业越做越大，而居住条件缩小到如此，会引起社会舆论怀疑，对工作不利，绝不能搬，这笔房租二百元美金应由市府代付。我们去和潘汉年副市长讲，你等几天。”两天后，陈同生、何以端来，神态不安地说：“看今天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如何决定，今晚会后我们来告诉你确实的回音。”到晚上8点后，他俩来了，陈同生进客厅躺在沙发上，只是叹气。何以端则倒在椅上不言语。我见状，知道不成功。少时，陈同生对我说：“潘汉年还是不同意。”于是，我就迁住复兴西路一四七号公寓了，房租当时人民币六十几元。
顺便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当时“锦江”两店奉命迁移扩大发展时，党和政府曾给过我当时人民币四万元，做为因市面不景气而亏损的贴补和迁移费用。这笔款子尚余一万余元，加上出售女儿们的结婚戒指与其他物件的钱，贴补了当时几年全家的生活费用。亦曾向企业家（民革成员）章荣初借过人民币二千元（后来以灰鼠大衣抵偿的，此大衣由刘忠海亲自代我送去的）。
“锦江”两店归公后，我任董事长兼经理时，工资三百单位（折合当时人民币一百六十几元）。1957年，我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工资由全国政协支付了。
1983年春，田云樵主动向上反映了我的经济情况，“锦江”汇来人民币一万元。
几十年来，依靠国外女儿、外孙女们的劳力所得贴补。我从无任何不动产业，且除旧手表外无任何值钱物件，迄今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我是富翁。哈哈！
九、突然被排挤
我是“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开始就任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在1953年秋，有天，我召开会计会议，上午8点多，我到店进办公室说：“开会了，人到齐了吗？”任百尊一变常态说：“会已开过了。”我愕然猛觉得晴天一雷，黑夜又复呈现在面前似的，转身便走。回到家里躺在客厅沙发椅上，前思后想：这会是我召集的，为何我本人未到会已开过。他们对我为“锦江饭店”的经营管理所提出的一百多条建议，总是阳奉阴违，到底是何缘故？其中必有文章。在室内踱步沉思通宵难眠，向上反映知个究竟呢？还是算了？最后痛定思定：（1）“锦江”这块招牌早已中外著名。（2）“锦江”一百几十名工作人员十几年来在业务上已精练成熟；各项工作发展的基础已奠定，业务已进入正轨，加上今后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有这些优越的条件，“锦江”发展前途必然宏伟，无须顾虑重重。再说现已解放，何愁无事做。故当时不计得失忍耐让步，未向有关领导反映。就此莫名其妙地被退到第二线。此后，改任董事长兼顾问。
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有天，突然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登载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注]我大吃一惊。心想怪不得在劳资纠纷和房租问题上潘汉年很不支持，原来如此。几天后，接国瑛女从上海来信告知：“妈妈，任百尊特来家告诉说：‘当年为锦江饭店人事一事，我得罪了你妈妈，这是潘汉年的指示’。”我又吃惊，心想自己和潘汉年既无直接工作关系，又无私人往来，他多年来来锦江开会、吃饭热情招待，签字了事。无冤无仇，为何要如此对待我？百思不解，能不难过。接国瑛此信，原想向上级反映、得知确情，但想事过境迁，无须追究。故在1953年在京拜见周总理时，我忍痛未告诉总理，我这锦江的创办人是怎样莫名其妙地被排斥的。关于此事我闷于心，实不明白。
十、割断锦江前身历史·上海市委的三条决议
1986年我在北京，锦江饭店举办纪念会，纪念成立三十五周年、明明是五十周年，割断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我很吃惊。但为顾全大局起见，写了两全其美的一篇祝词，店庆办公室回信说：“已将董事长祝词寄香港印入纪念册了。”后来见纪念册上，仅有祝词的最后一首诗，未将我的祝词全文载入。
我原是锦江饭店创始人首席董事长兼经理，因上述原因退到第二线，任董事长兼顾问。我未收到任何通知，亦无人和我谈过话，居然在纪念册上将我的职位全部取消了，且在原来工商行政管理局发给的执照改为1953年3月24日中央行政管理局发给的执照，在此执照上我名列第四，即负责人：任百尊、吴克强、陈志兴、董竹君、戴浩明，并且割断了锦江饭店前身革命贡献的历史，对此竟一字不提，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的辛劳亦等于付诸东流！
我敢不客气地讲一声，没有1935年3月15日诞生的“锦江”，就无解放后的现在的“锦江饭店”。割断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到此，我无勇气再为它忍受了。因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了。不久锦江饭店办公室派陆子平、乐翠娣两人送来人民币一万元、火腿、蔬菜，我将食物留下，一万元退回了。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对恢复“锦江”历史问题做出了很公正的“三条决议”。当时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此事由他主持办理的。
（一）锦江饭店由董竹君创业的历史及其对革命的贡献和与党的关系，补充在锦江饭店的发展史上。
（二）在锦江饭店内建立一个“锦江”陈列室。将解放前后创业、发展历史的资料放入陈列室内，永远陈列，扩大影响，使之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三）恢复董竹君的职称，每月给车马费。
对方对此三条决议的作法：①未和我联系合作，他们独自进行，影册上仅有锦江前身的四只菜盘照片和从报刊上摘下了不完全真实的我的事迹，以及几张无关系的照片；②将陈列室设立在职工宿舍楼（能起何作用？）。③聘请我任高级顾问。聘书封面上是锦江集团出面，而内容是锦江饭店出面签字盖章。锦江饭店的前身和锦江饭店都是我创办的。我被莫名其妙地先后取消了全部职位，并割断了“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现在只能说是恢复我原有的职位，或按上海市委的决议精神办。但对方一再敷衍应付。我的子女们见我年迈，为此事受折磨烦心，她们提出简单的建议：将锦江饭店在解放前后的历史简单地写刻在木板或石板上，安置在醒目处，所有费用由她们担负。我认为这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然而对方说：“难弄呀，要树碑立传呀。”令人啼笑皆非。
1991年6月9日，锦江饭店开第二次纪念大会时未通知我，仍然割断了锦江前身的历史。我已深知为“锦江”多年经营含辛茹苦和职工们的贡献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这非稀世之事；事虽如此，惟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90年开纪念会时，从清朝末年开始算起，纪念一百五十周年。北京饭店公开纪念是八十周年（前几年开的）。《新民晚报》原名《新民报》是陈铭德、邓悸惺创办的，它在解放后改名的。一年前召开纪念会，是从1936年创刊起算的。上海音乐学院，原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蔡元培、肖友梅创办的。这次建院纪念大会是六十周年。以上所指，都保留了它的前身历史及其创办人的姓名。“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锦江饭店”都是我一手创办的，何况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无可讳言它在革命的洪流中，从开门日起，自始至终竭尽了全力！
关心此事的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同志，在百忙中能为恢复“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和我的姓名、职位操心，作出此三条公正的决议，虽尚未落实而我仍异常感谢！
以上有关锦江举办的纪念会时明明是五十周年而改为三十五周年，并在纪念册上将我的职位全部取消等等的一切事迹，与在1987年直至现在的调换的新领导同志们无丝毫关系，特此说明。
1996年6月9日，锦江饭店召开庆祝四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总经理贾智勇讲……向从三十年代始就致力于锦江的初创开拓工作并作出巨大贡献的董竹君女士和饭店老领导、老职工致以最真诚的敬意！我闻而慰甚！
至于，不能割断锦江饭店前身的历史一事在国内外报刊都有登载，如：
《团结报》1986年11月29日题为：《董竹君与上海锦江饭店》一文：“……新一辈人知董竹君者不多了，然而耸立在黄浦江畔的锦江饭店，虽无一个字，却以一个庞然的实体、实在的记录了前辈创业的艰辛，记录了这座著名饭店前后五十年的历史。”
美国旧金山《大公报》于1986年12月26日题为：《董竹君是中国的阿信》。历史是严肃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是不可磨灭的……。
香港出版的《桥》杂志第七期：……历史是严肃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是不可磨灭的……。
1990年5月出版的《中国企业家列传》第四期载有：《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一文，亦说明了现在锦江饭店的前身历史。
1995年11月28日锦江饭店的陈雪明经理及现任领导贾智勇、陈国元等同志派乐翠娣同志给我送来补发的聘书：“聘任本店首任董事长董竹君先生自1987年7月始为本店常年高级顾问”，并送来了车马费。
附：想起“锦江”
“峨嵋”开张大吉，宴客席上俱是蓉城名菜，其中尤以“樟茶鸭”、“棒棒鸡”为出色，在大快朵颐之下，不免又联想到旧日上海的“锦江”了。
“锦江”坐落在那法租界华格桌路，“大世界”的附近，初开时大家以为只不过是普通一般的小馆而已，并未加以特别的注意，谁知开到后来，竟把同时期内之不可一世的粤菜酒家都给盖过，成为当年上海饮食业里最著名的去处，那是一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锦江”售川菜，主持者是一名某太太，那里的菜式确做得精巧而别致，在数十年后的今日回想起来，还能记得那又脆又辣的“于炒牛肉丝”，与色香味俱全的成都“素什锦”。但菜好还不完全是“锦江”的号召力量，那里面布置之幽雅、设计的饶有情趣，更是吸引顾客的主要原因。
“锦江”里没有散座，全部是大大小小的房间，木框纸窗，一尘不染，很有点室雅何须大的日本味道，所以才能到宾至如归的最高意境。当年上“锦江”去吃饭，有时要排长龙的，并非虚构，确属事实。
熟客们都可以得到“锦江”的特别优待，就是把你给让到那间上高下低，曲折离奇，曲径通幽，人迹罕至的“秘密室”里去。那处所在，普通客人找不到，侍者不待按铃不到，假如座有鬓丝的话，酒后放浪形骸之处，绝不会被人看了笑话去焉。
《洋场燃犀录·微儿》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香港报载
这篇短文亦说明了现在“锦江饭店”前身历史情况的一角。
附：1986年我给锦江饭店店庆写的祝词
我为顾全大局两全其美的祝词是：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自己以及家人们，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祝贺我们“锦江”的事业，在党与政府的支持和“锦江”领导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到如今有了三十六周年的历史、和它的前身算起是五十周年。并有了如此庞大的基础和宏伟的规模，竟成为国家在上海经营的企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事业之一。这是我个人在“锦江”的前身迁移时的“设想”，果然成为事实！怎能不令人兴奋！将来它又会发展为怎样的面貌呢？我是难以“设想”了——我以为我完全可以不必“设想”了。总之，它会“一帆风顺”地进展下去。
其次，借此机会也请同志们允许我把这“锦江”前身的历史说一说，对比较年轻的同志们也许有些参考的用处。
1929年秋我带了四个孩子，陪同双亲从四川回到上海。那时候可以说“一无所有”。后来，承几位经济并不富裕的亲友相助，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不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一二·八”炮火炸毁了。
1934年底，承一位四川友人李嵩高先生慷慨借助二千元，遂在上海华格桌路三十一号，租用一底三层，就此在1935年3月15日产生了“锦江”。“锦江”是开门红。在精打细算地经营下，不断扩充。次年，在上海华龙路又开设了“锦江茶室”。
所喜的是：我和上海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始终保持着联系，同时也借“锦江”的力量，做了好些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今天，我遇到扩大发展的“锦江”三十六周年及锦江前身历史十五周年，共五十周年纪念日，不能不引起我无限的激动和感慨！
对于那些已谢世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怀念；对于还健康的老同志们表示尊敬并祝他们长寿；对于正在“锦江”工作的中青年同志们表示我由衷的希望，希望“锦江”的前途像满园春花，不断地盛开！顺祝同志们健康长寿！</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