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营救儿子大明回家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一颗。苏联又出兵东北。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至此彻底宣告失败。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的心情一样激动、愉快、兴奋，中国八年的英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抗战刚结束的同时，蒋介石不顾国家存亡，又要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则称为解放战争），我非常气愤。此时，我更想为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
我儿子大明，在四川成都“蜀华中学”读书，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正当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于1944年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同一些参军的同学集体分配到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大明儿作为一名士兵扛枪打仗，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胜利后（1945年底）大明在香港九龙托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周骏之带给我一封信，告知：他们的队伍已停留在香港九龙，不日开往东北。很想回家无法脱身。我晓得去东北是打内战，即嘱国瑛女急找杨虎，请求他写封信给大明的顶头上司孙立人军长（杨虎的学生），请假二周，回沪探母后，再去东北。杨虎当时就嘱秘书写就，国瑛持信乘往返飞机将大明救回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家人分离在长期的黑夜里，彼此经受了无数的灾难才骨肉团聚。母子拥抱眼泪湿面！后闻和大明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八九位同学，在东北战役中牺牲了好几人。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为抗日未曾牺牲而死在内战中。
我和国瑛女，对大明说明了队伍开去东北打内战的性质。不久，大明人大同中学、江苏省南通农学院，先后念书学习。从1947年上半年开始，他在家庭和进步同学，其中一些是地下党员影响之下，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和腐败极为不满，便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学生运动，是学校内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先后两次被校方开除。同时又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通院团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他一面在南通农学院念书，一面又负责该学院青年团的工作。于1950年调至南通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任学生部副部长，1951年调北京中央农业部进修，并转至北京农机学院工作（现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于1983年离休。
1957年反右时，大明儿被错划为右派，劳动三年。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因为保护干部子女被批斗开除公职，吃苦不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彻底平反昭雪。
他1947年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组织，1949年入团，1951年入党。
二、独资创办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刷局
时间约在1945年春末，我派人去新四军找陈同生（当时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说：我回国了，要继续找党组织接上关系。陈同生汇报军部。当时，知道我的曹荻秋（新四军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任上海市市长）、高原（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二位介绍我给向明同志（新四军苏北区党委书记），说我过去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与此同时，李亚农、陈同生、曹荻秋又向饶漱石（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汇报了有关和我联系的事。薛尚实（新四军敌工部部长）见饶漱石重视这事，于是在1945年3月左右，转达党的指示要我创办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
之时，出版报纸、印文件、指示、宣传品之用，由我出资会同城工部来沪的任百尊协助办理。
我同意按薛尚实的指示办印刷厂，做文化宣传工作。唯当时因“锦江”两店在业务、经济上还在整顿中，难能抽出更多的款子，只好开个头。继后，约在当年夏初，我从锦江抽资，由任百尊出面着手盘人马浪路（现名马当路）三七七号永业印刷所（用原名）。未领执照，秘密经营。
三、田云樵、张执一同志先后到沪
约在1945年7月，永业印刷所开门不久，向明、高原、曹荻秋三位共商决定：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的田云樵同志代表新四军党组织来上海和我联系。他住在永业印刷所，我俩见面是在锦江二楼亭子问圆桌旁，彼此虽然初次碰头却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们谈话是那样不拘谨，亲切而坦率，我们共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对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日渐高涨，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充满着信心！同时，也谈到了在革命前进的路途中，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还要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我们谈起在革命洪流中，许多男女青年不顾牺牲，投奔前线参加革命。话间田云樵亦谈到，有关任百尊进入苏北根据地和入党情况时说：“任百尊，上海敌伪时期是交通银行行长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去过重庆，回沪后在政治上访惶苦闷。经国瑛多次启发，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苏北阜宁县益林镇，苏北党委城市工作部找关系。是我首先接待他，我当时是城工部科长，任说是董竹君介绍他去的，我又同他谈了一阵，转到城工部部长薛尚实同志接待。同时任要求入党，薛部长见是董竹君介绍来的，即在城市工作部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决定任作为特别党员再观其今后表现。”
田云樵走后，我在小室内独自喝茶，颇有感想。为何我们首次见面就能如此亲切、无所不谈，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世界观。更体会到，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人们思想境界的依据。田云樵和我联系后不久，他回苏北。
张执一同志说：在1945年夏，他秘密来上海时，华中局指示他和我接触，领导我为党工作，是周总理的指示（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此后，张执一同志曾一度离沪。不久，因形势转变，张执一于日本投降的次日，又来上海，把上海各系统统一起来。于194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张执一同志是策反委员会书记。一刘长胜是党委副书记。有关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五期上也讲过的。这时，我的关系就在上海局，归张执一同志领导了。这时候，我开设的锦江两店，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正式联络点了。与此同时，田云樵同志亦由于形势的变化，苏北地区改组为华中局分局的原因，与新四军城工部的决定，要他仍回上海做长期地下工作，并再与我联系。他的关系也就转到上海局了，归张执一领导（我记不清了，田云樵告诉我的）。从此，凡我做的工作，除与吴克坚同志联系一些工作外，皆属张执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因张执一是第一线的人，不便彼此多见面，有事张执一皆嘱田云樵和我联系，我则照办。
四、租房掩护工作与革命同志
“永业”开始营业不久，为掩护工作和革命同志起见，觉得凡尔登花园房子既不方便也不够居住。在1945年夏末，另在迈尔西爱路（现名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六号三层楼房。我租下一、二层和楼底后面小间、厨房、汽车间。
任百尊为地下工作起见，不便住家，搬来这里。田云樵同志第二次由苏北来上海时，为避免警察注意，带家属亦住进这房有一个时期。美文印刷厂印书车间负责人黄鸿泉，因当时环境与他的穿着和家里来往的人不协调，为了他的安全，只好让他受些委屈住在汽车间，我出入从不和他打招呼，邻居只知他是我朋友的亲戚。另外在上海招商局工作的爱国人士蹇人鹏（后改名晓东）也住进来，我约请了几位有职业的中青年常来一起打扑克牌玩耍，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任百尊自从我由菲律宾回国开始共同工作起，我一直在政治上掩护他、营救他，经济上帮助他，直到解放。三楼是“上海小姐”王韵梅住家。王韵梅是何许人也？在当时上海竞选“上海小姐”时候，四川军长范绍曾加码到抛出七千银元才得胜，而使王韵梅最后得到“上海小姐”的所谓荣誉称号，实质上是侮辱妇女的一种把戏。这种妇女不自爱，自己也不发奋图强，甘心堕落。
因此，范经常上王家，在老虎口里有人有些害怕。殊不知，虎口倒反而成为最佳的避风港。
我居住迈尔西爱路期间，曾受吴克坚同志（中共党员）指示，把我家作为碰头会的地点。吴克坚领导杨虎、郭春涛（民革中央委员），王寄一（农工党中央委员）常来我这里二楼开碰头会议。秦德君同志因送材料给他们，故每次开会她亦在场。他们商议的内容是有关策反敌人的海、陆、空军的工作。
五、邓大姐的关怀、鼓励
1945年秋，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现在的周总理纪念馆）。当时，尊敬的邓颖超大姐曾来我家（上海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看我。并指示我很多，让我利用我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给我莫大的鼓舞。上海弄堂房子的出入一般都走后门，大姐衣履朴素，态度镇静。这天下午她走出后门，低头沿墙漫步！我站在后门口限送大姐，心情高兴、害怕、难过——怕的是：有人盯梢；难过的是：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生活如此艰苦。为国家独立，妇女解放，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废寝忘食，不顾安危地奔走工作，她的神经像绷紧的弓弦，精神上分秒不得松弛！
这时期，王炳南同志也常来探望，给我和国瑛女鼓舞满多。
写到此，回想在1958年间正是我更年时期、多病。在这年深秋我从上海去广州从化疗养，见疗养同志颇多，陈同生、余心清同志也在，他们都住在疗养院（陈同生同志因事不久回沪了）。
我住在一个小丘上的一座小洋房，这屋矮小精致，四周树木很是幽静，唯窗户低有不安全之感，据说这是特别疗养处。我的三餐都由疗养院派人送，继后因过分安静和夜间怕有人从窗口爬进，遂迁进疗养院了。
翌年春节初三傍晚我有几分热度，正躺在床上，邓大姐进门撩开帐子，我要起身她不让，她说：“听说你病了特来看你，你好好保养，多年来太累了。”她坐下和我聊聊，即走近窗口，边拉帘子边说：“这时候，还不把窗帘拉拢（意是指护土不注意）。”她回头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又叮嘱：“好好休养，过几天再来看你。”转身轻轻地走了。她走后我想她自己也是来疗养的，还在关心别人，不禁泪下！
老友、留美牙科专家韩文信，天津人，品德高尚，性格直爽，为人热诚，解放前他留美回国后任上海市卫生局总顾问，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住上海南京中路大陆游泳池附近（门牌号数忘了），沿马路房子二楼，我们和他交谊颇深。韩老和周总理是知友，他的夫人与邓大姐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同学！他们交谊深厚。他的客厅里周年挂着周总理像。我的子女都很尊敬他，惜于1968年逝世。韩老次子韩宗琦亦是牙科专家，任北京医院院长，为人异常热诚，我的子女叫他大哥，我们彼此都很亲热。在上海有次我和女儿们去韩家，进门见邓大姐在场，大家喜出望外异常高兴，韩老忙着沏茶，彼此坐下叙旧，大姐笑谈聊天，我们受益不少，后来大姐有事先走了。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后来在1984年全国政协六届二次大会时，5月18日下午，邓大姐在无党派小组会上还提到我，她说：“今天还有几位委员没有来，董竹君女委员过去给我们党帮过很多忙，做过很多工作。可能因为身体的关系未出席；请秘书长代我去看看她，问候她，等她好了以后，有机会会见到她的。”尊敬的邓大姐是无处不关心人！
再者永业经营到9月中下旬，圣约翰大学生何溶（即何舍里）、陈宝森、陈鲁直、金沙（即成幼殊）；“复旦”学生任阴桐、黄森、董国瑛等，联络了一批文艺爱好者（其中有的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筹备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麦籽》，成立了“麦籽”社。麦籽社的经费是由女儿国瑛从锦江抽出的资金。印刷所从秘密转向公开承印，《麦籽》主编何舍里。
10月，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中国有了和平民主建设的可能性。形势变化很快，盘人的永业印刷机器设备已不敷应用，旋即我从锦江抽出三十两黄金又在麦色尔蒂罗路四十三号盘人协森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设备及一楼一底房屋。仍用协森印务局店名加上（尊记）开设。协森（尊记）印务局仍然是秘密经营，承印《麦籽》半月刊等。
协森（尊记）印务局主要工作人员，凭记忆开列如下：
董事长董竹君义务校对蔡文源
经理任百尊助理会计田鸣
副经理陈信芳（私方）职员罗贯中
账房杨志清排字房（Job）领班陈蔼根
工务胡大章学徒余诚忠
营业员陆新泉学徒陈林泉
营业员王文才工人王耀庭
书版排字房领班工人约四十人左右，姓名已记不清。
周总理的秘书陈家康指派程克祥找到协森。小程用解放社、中国灯塔出版社名义出版《解放》杂志、党的七大文献。这两种书刊当时不向社会局登记，也没有发行人和社址，实际上是秘密印刷，由程克祥一人负责发送全市书报摊销售。
《解放》杂志出了三期，因被“特务”撕毁、没收，不准发售而停刊。而灯塔社连续出版了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综合新华社报道的“双十协定”国共谈判过程为内容的三十二开本《为和平而奋斗》等书，及《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评赫尔利》、《上饶集中营》。梅益同志也到协森印刷过宣传品。
这许多党的重要文献，在抗战胜利后的蒋管区上海还是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如
同黎明前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成为白区人民的精神粮食。曾一版再版多次，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
1945年底左右，经在益友社活动的施怀宁（党员）、大江出版公司的陆以文（即陆象贤）、成幼殊等人相互介绍，上海地下市委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教委公开出版的《生活知识》（主编纪康）、《人人周刊》（主编戚原）、《时代学生》（主编金沙）、《新文化》（主编周建人）与小教联的会刊《教师生活》，银行工会的《银钱报》（主编梁小民）等都来协森承印。协森因此扩充排字房、传字机等设备，我又增加投资，此时协森的生产能力已日产三至四万字，也就是说每天可以出一本杂志与两万字的书一本。
1946年2月，中国灯塔出版社以党的整风文献二十三篇为内容出版的灯塔小丛书。以一、两篇文章印成一本（共十四本出齐）打成纸型、一再再版。小丛书携带方便，售价为一张报纸的售价，起初由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代发行，后被特务干扰，发行受阻，即改由地下党组织传送。
1946年6月20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游行前夕，沪西国毛一厂工会送来反内战传单、口号、标语底稿。要求在两、天之内印成四万张传单。我们印刷只有两台四开平版机，无法完成这样大数量的印件，我们通过同行关系在天潼路找到一家停业的印书车间。用他们的全张平版机、浇铅版设备，经他们连夜赶工，只一天一夜印就四万张，雇了两辆三轮车运往沪西。车过四马路山东路口，三轮车因红灯急刹车，车上传单成捆翻落，散布一地、交通警未注意传单内容，急令快走，我们草草收拾，重新装上三轮车，送达国毛一厂，保证了6月23日大游行的需要。
协森（尊记）印务局经营一年有余，我对所有承印的杂志、书报社的支持是全面的，他们经费都相当困难，有的几乎全无着落，在这一较长的时期里，协森的经济周转全靠锦江川菜馆、茶室随时调拨资助。在协森承印的七个出版社中，协森经常代垫纸张，印工都在出版后偿付，由于杂志销售结账有困难，如《生活知识》等的赊欠账款，在协森歇业时都没有偿付，就作为坏账处理了。
生活知识社经济困难，工资都发不出，我就在暗中资助、贴补。上海书屋（主持人杨叔敏）出版销售的《新音乐》（主编李陵）在协森承印时，我们主动降低排印工价以帮助《新音乐》降低成本。
《新音乐》为《黄河大合唱》（抗战胜利后上海是第一次出版）出了专辑。《新文化》用转载的方式，全文刊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后第一次登出。这在蒋管区上海传播解放区文艺、理论也是第一次。
为了开通发行渠道，由戚原和书局曹某与程克祥合作，由我资助在哈同路（现名同仁路）开设中苏文化书店。又向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投资。1947年形势逆转，国共关系紧张，当时苏联大使馆向地下市委宣传部姚溱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未经苏联方面同意擅用“中苏”名义，甚为不妥。根据当时局势与有面目不清的人常到书店鬼混等情况，我们主动收回了书报联合发行所的投资，关闭了中苏文化书店。剩余的书籍全暗藏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我家里的汽车间里了。
1946年下半年，内战从关外打起发展为全面内战。11月国共关系破裂，中共驻京、沪代表办事处先后撤回延安。上海局势日趋严重。国民党对舆论、民主的压制，日渐公开化。
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张登（又名沙文汉）等，专门研究了“协森”面临的问题，认为地下党的书刊、杂志太集中于“协森”一处。一旦“协森”受到打击牵涉面太大，很不安全，为此相应采取了分散措施，《人人周刊》、《新文化》先后停刊。《时代学生》、《生活知识》都离开“协森”到“富通印刷厂”、“艺文印刷公司”等处印刷。到1947年春“协森”已只剩下一个中国灯塔出版社的“灯塔小丛书”，这时程克样已离沪，灯塔出版社实际上成了印刷厂的出版社，小丛书印好后有人来取走，实际上转入秘密发送。
内战全面大打，“协森”处境不利，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长（戴笠的徒弟）借故到“协森”找经理谈话，种种迹象表明，“协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
张执一同志根据得到的情况判断，经研究决定将“协森”停歇、转移，开设股份有限公司。把印刷厂办的更大，表面上为纯商业性质的企业。并以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六、增资开办美文印刷厂
继后再从锦江抽资和协森卖得的五十两黄金，以及外股约共八十多两黄金，盘人福履理路（现名建国西路）六十九号育才印刷厂的全部生产机器设备。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在1947年8月正式开业，公开经营。投资股东记得有蔡
秉樵、柴俊吉、伍维武、陈文理等，田云樵代表党也投资五百元（当时币值）。在
协森的骨干人员胡大章、杨志清、老工人陈蔼根、学徒余诚忠、陈林泉都转来美文任职。
“美文”突出商业性质，按党的领导指示尽可能办成灰色，但我们也为张自忠将军印了一册画传，再版了鲁迅著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书。为作家书屋再版了《谁之罪》、《红与黑》。这些书一般都是文艺创作，政治色彩不像协森所印的书那么红。
我们请了股东陈文理兼任经理（陈文理是上海滩上仅次于杜月笙的黄金荣的账房）管理工厂业务。“美文”的工人职员大都任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有的在地下市委任策反委员。有的任省委政治交通。有的在晚上主持工人业余夜校。都以“美文”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
地下党工委时常有秘密印件交来印刷厂秘密排印，在协森时期，工委纪康同志交来上海工人协会（前身为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反对内战对时局的宣言》、新华社稿《驳蒋介石》、《南通惨案真相》等。在美文时期印书车间领班黄鸿泉（即王炳坤、地下党员）代地下印刷工会印大东书局罢工经验总结等。这种秘密任务以及“三八”妇女节的的宣传品，是在美文每天下班后，在夜间继续印刷的。
上海解放前夕，钟沛璋通过田云樵关系送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为迎接解放的重要传单，亦在美文印的。
《灯塔小丛书》打成的十四本小册子的纸型，在协森、美文停业后，由地下党将纸型送往香港印刷出版后运到内地，最远发送到哈尔滨。小丛书实际上是党的整风文献，其所起的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
美文在1948年初因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而按当时内战越演越烈的形势，印刷厂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停业的。
在解放前半年左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注意到了我与协森的关系。曾在内部发出通缉令，想逮捕我，未果。
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凭记忆开列如下：
董事长董竹君营业员戚原
总经理任百尊排字房领班陈葛根
经理陈文理学徒陈林泉
工务经理田云樵学徒余诚忠
营业经理蔡秉樵工人王跃庭
会计胡大章印书车间领班
营业员杨志清黄鸿泉（后名王炳坤）已去世
营业员沈凡
以上有关印刷各种书籍刊物的经过详情，因年久记不详细，承曾在协森任会计及在美文担任营业员的杨志清同志协助记忆写下的。
所印书刊如下：
1．《麦籽》（半月刊）2．《解放》（杂志）
3．《新民主主义论》19．《张自忠将军》（画册）
4．《论联合政府》
5．《论解放区战场》20．《呐喊》
6．《双十协定》21．《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