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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抗战胜利后的地下工作(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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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印刷有的是长期,有的是短期。我出资开办中苏文化书店,中苏文化书店凭记忆开列名单如下:

纪康——生活知识主编梁晓明——人人周刊记者

(已去世)莫文垠——人人周刊发行人

沈凡——生活知识社漫

画家洪荒——人人周刊记者

赵自——作家赵秋之——小教联春雷剧

朱守恒——记者团

胡华清——记者胡大章——美文印刷公司

李寸松——漫画家会计

戚原——人人周刊主编杨志清——协森(尊记)印务局会计行人

单意基——现任静安区委何舍里——麦籽半月刊主

副书记编(已去世)

杨叔敏——时代学生社主陈鲁直——麦籽半月刊编

编辑

蔡元皓——麦籽半月刊发

成幼殊(即金沙)、陈宝森、黄森,几人助编并做发行工作。

七、上海发电厂“索夫团”事件[注]

1946年1月23日(阴历新年前夕)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电力厂职工两千八百余人因反对公司擅自裁减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举行罢工(八天九夜)。国民党封锁电厂,并策划破坏罢工。此时正值阴历大年夜前夕,国民党利用老百姓忙于过年的心理,组织一批女特务、女流氓打着所谓“索夫团”旗号,“索夫”回家过年。同时包围工厂,任何人不得进入,并利用国民党新闻工具制造社会舆论,破坏罢工。当时,上海地下党“工委”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刊物——《生活知识》杂志,主编纪康指示要我(沈凡)化装记者身份设法进入电厂采访罢工实情揭露真相,以事实拆穿国民党破坏罢工的阴谋。当时国民党封锁严密无法进罢工区。于是在董竹君家里策划这事,由董竹君利用她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的关系,搞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及“记者证”,我(沈凡)换了西装革履,戴上黑眼镜扮装记者,用董竹君的私人汽车(换去了牌照,司机也是地下党员)闯入虎穴,采访上电工会负责人,召集工会积极分子于部座谈会,揭露国民党特务在厂内捣乱、砸坏工会办公室,厂外组织“索夫团”破坏罢工情况。我(沈凡)将当时被砸坏的门窗、物件拍了照片写成新闻报道文稿在《生活知识》刊物上发表,题为《上电“索夫团”真相》。事后《生活知识》社为此接到匿名恐吓信,这说明国民党特务在追查怎么会有人能进入禁地,揭露此内情。由于地下党的巧妙斗争,未被抓到把柄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是当时地下党地下区委书记陈公棋直接领导的。

此事在地下党组织、在董宅筹划时,董宅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监视董宅的一个点,此点公开露面的是一个挂牌的私人医生诊所。我们乘董竹君的私人轿车,在此眼皮下堂而皇之,从董宅开出到电厂闯入禁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董竹君参与此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董老支持党的工作是一贯的,是无畏无私令人钦佩。时过数十年,这种事迹不可湮没,故特供此材料。

八、独资开办美化纸品厂

为在上海掩护建立地下党交通站,董竹君先生出资创办美化纸品厂。

1947年初,在地下党“工委”指导下,拟建立地下交通站,需要一家厂商合法身份公开掩护。纪康请锦江饭店总经理董竹君(纪康说的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的前身:锦江川菜馆和茶室)先生设法解决。查先生全力支持,通过她的社会关系,找到大世界对面合群里开设美化纸品厂掩护地下党工作。资金全部由董先生负担。设备由美文印刷厂负责。各种纸品纸张供应,日记本、练习簿等纸品制作由美文印刷厂装订工厂负责。美化纸品厂财务由纪康全权负责。业务由我(沈凡)负责。具体与田云樵同志、任百尊同志直接联系。以后主要与任百尊同志联系。实际是地下党文件发送及出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联系群众等工作。美化纸品厂内附设图文出版社。出版《花花世界》画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花会”黑暗面,编绘出版进步连环画,如《打渔杀家》等。秘密油印揭露国民党特务张春帆谋害著名越剧演员的《筱丹桂之死》等。通过组织分发各工厂,支持广大工人斗争。

九、印《告上海市市民书》

上海地下党“工委”纪康要我(沈凡)与美文印刷厂厂长田云樵同志、任百尊同志联系,有地下党的文件要印刷。因此,纪康告知我(沈凡);过去永业、协森、美文印刷厂是董竹君先生出资创办的。是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厂。党的秘密文件由该厂印刷。富通印刷厂、《生活知识》刊物也是查先生出资创办的。

上海解放前夕,纪康通知我(沈凡)与“学委”钟沛璋同志联系,他给我(沈凡)一份地下市委《告全市市民书》,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保卫工厂。我直接交给美文印刷厂厂长田云樵同志。有一部分《告全市市民书》印刷品,由我(沈凡)通过组织分发给市民的。

董竹君先生对上海地下党工作一贯热情全力支持,慷慨解囊。做了许多对党有益的工作。这些是其中的三件大事。

上述情况“锦江饭店”主人总经理董竹君先生不仅出资创办印刷厂、刊物等。凡是党的工作,她一贯热忱,全力支持。她临危不惧,为了党的事业,不仅慷慨解囊,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冒险为党工作。不愧为党的亲密战友。一位社会地位很高,不谋私利,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出力,称得起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这是我对董竹君先生的深刻印象。

沈涤凡(现名沈凡,中共党员)

1993年8月31日

十、合资开办锦华进出口公司

当“美文”印刷厂建成后不久,张执一嘱田云樵对我说:“党中央指示:中共

上海局在上海建立一条党的交通线。从上海——台湾——南洋开辟交通线,便于这

些地区的党组织联系。这条交通线以经营商业形式掩护联络点及工作人员来往等任务。”田云樵又说:“张执一决定总站设在上海,在台湾设分公司即分站,再逐渐向南洋发展。并要办有关的工商企业,必须有很多的资金及人事关系。但是,党在上海的经济来源是很少的,难以拿出更多的钱。上海社会的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物价日益上涨,正常经营的工商业,都经受不住物价波动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难能完成的。党认为你在南洋华侨中关系很多和在上海的名望,研究后,这重要艰巨的任务还是由董竹君来担任吧。”我接受了这任务。当时我认为这是党的需要。因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大概在1947年6月,国内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六个旅。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革命胜利,毫无疑义的将要到来。”

为迎接这一新的革命形势,积极开展地下斗争。我奉上述指示后,就开始投资,并又公开召集少许外股掩护,外股有蔡秉樵、伍维武、林再谋(菲律宾华侨)、郑瑛、吴民孚等人。在上海南京路东大陆商场楼上,创办锦华进出口公司。由蔡承祖派来的刘永达同志(党员,原新知书店经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就是现在的三联书店的前身)任总经理,田云樵是协理,柴俊吉、林再谋任副经理,任百尊任监察,我是董事长。人事组织好,就开始营业。

十一、设台湾锦华分公司

不久,田云樵又接受了张执一的指示,要我从快发展锦华公司。故特在台湾又设立分公司,由股东柴俊吉任香港一个点的经理。任百尊介绍的林亚农任台湾分公司经理。

台湾分公司成立,由任百尊介绍他的朋友林亚农任经理。当时,我怀疑此人,并问任百尊:“林亚农和你是什么友谊?”“我们一起做过单帮生意。”“单凭这点关系可靠吗?”“我知道他,可靠的。”任这样回答,我也不再往下问了。

约在1948年1月,上海锦华总公司几乎将全部资金交台湾分公司林经理,由他在台湾收购大批樟脑运往香港销售。而这批货物经过很长时间未从台湾起运。经总公司多次电信催促,仍无消息。公司总经理刘永达和副经理林再谋亲赴台湾察看、催运、押运时,林亚农竟奸滑地玩花招,带领刘、林俩前去轮船码头仓库,将别家公司起运的樟脑伪称是本公司的货物。并劝刘、林不必押货,乘客轮舒适。待货到提货便是。刘、林接受林亚农的意见。两人到香港后,久等货不到,才恍然大悟,明白受了蒙蔽,这是林亚农的调虎离山计的一个骗局。刘、林由香港告总公司。一面刘、林再去台湾。此时,任百尊由沪追去台湾后,刘、林俩急忙回沪,向我和公司汇报说:“林不但吞没了全部货款,还利用他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联络特务对任百尊进行陷害。任百尊现在已被暗中监视了。情况危险,怕失财送命。”要我快出主意,我研究之后提出设法先救出人,然后追回货款。大家同意。

十二、营救任百尊同志脱险

当时,我正患病住院,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决定去找杨虎。用他和台湾当局的关系,他有个老婆叫陈华是国民党军统的人。我去杨虎家对杨虎说:“……任百尊是锦华公司的一名得力助手,货款收不回,我所办的企业在经济上要大受影响,请亲家无论如何设法帮忙,先把人救出来。”杨虎想了片刻,开口说:“亲家母,你总是喜欢办企业,带来麻烦……”但终于答应帮忙。当即吩咐他的学生王奇一写信给陈华,并嘱王代表他持信与锦华公司副经理林再谋一道,由上海前往台湾。

他俩到达台湾,由王寄一陪同林前去找陈华,见了面王出示扬信并将情况说明,又说:“锦华”与杨虎有关系,请大力帮助。陈华当即介绍任百尊、林再谋两人与台湾警务处军统特务刘戈青见面,并取得了刘戈青的保证,任百尊才脱了险。

任百尊脱险后,去福建修理和林亚农打官司(为追回总公司的樟脑款)赢得来的一条机帆船。后来,任百尊由福建回沪说:“这条船修理好后,在当地借款做木材生意。因船长失误,船开到太平洋去了,木材也抛到海洋里去了。最后,这条船被借给款子买木材的债权人没收了。”

继因上海解放在即,大家很忙,任百尊回沪对我如此告知,令人啼笑皆非。这件船事不管如何,便成为历史了。我因快解放,欣喜若狂,故对投入“锦华”公司资金的全部损失,毫未追念。

上海解放后,田云樵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侦察、治安交通处处长。他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四期里,写了有关我事迹的一文,题为《奋斗一生的董竹君》。

任百尊任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处科员。蔡承祖任安徽合肥市中国科学院院长。刘

永达解放后名逊夫,任湖南统战部副部长。黄鸿泉任上海市劳动印刷厂副厂长。黄森任上海市铁路局总工程师。胡大章调任什么工作不记得了。以上同志都是党员。

任百尊对此职位有情绪,因而突然消瘦惊人。我和局长杨帆商量后,杨帆说:“还有一家尚未结束的进出口公司,那么就调他去那里当经理吧!”不几天,任百尊就调去这公司了。后来,“锦江”两店奉党的指示合并现址、扩大营业时,党领导又从这公司调他到锦江饭店任副经理。

附带谈谈:曾在印刷工作中做过事的黄森同志(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局总工程师)在1946年约4月间,因他领导的田逸民的叛变,他的处境危险。我曾一面安慰他的同时给他买了火车票,我抽空掩护他同去杭州石金门饭店住了三天。当时同行人有国璋女、国璋的同学何国琼、伍维武等。

十三、“美文”、“锦华”先后停业

1948年解放战争整个形势大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见形势大为不利,在不可挽救的残局下,蒋介石假借下台,在1948年下半年,由李宗仁出面与中共“和谈”。蒋介石破坏“和谈”,于是中国共产党百万雄师过长江。

到1948年5月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市面萧条,物价一日数涨,“美文”天天人不敷出,亏本很大。又局势紧张,印刷厂已被军统特务所密切注意。奉党组织指示停业。“锦华公司”亦因上述原因以及解放在即,大家忙于工作,无暇他顾,相继结束。

1950年,将“美文”厂机器出售,所得款项除付欠租等外,余款在“国际饭店”与田云樵同志一起召开股东会议,到会的有蔡秉樵的姐姐蔡月娥、伍维武等,还有什么人一时想不起来,按照投资的比例,分给各股东或其代表人(柴俊吉分得的款子我给他汇到北京)。“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依法正式结束。

十四、投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及美化服装公司

说到这儿,我想起当我从菲律宾回国后,党组织(人名忘了)有人告诉说:“约在1944年,张执一同志领导创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经理是胡国诚(党员),在1944年又开办了美化服装公司,经理是章蟾华(后来入了党)的哥哥(名字忘了)。这两家公司都由国瑛在“锦江”取款投资协助过。”后来在日本投降前,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被敌人发觉,出了事。胡国诚同志在被押送途中跳水逃脱,幸免灾难。该公司出事后也影响了美化服装公司。工作人员周太太的妹妹小麦被捕,由章经理用金条保出。两公司都在这时候停办了。

十五、营救孟秋江、谢雪红同志脱险

正在经营“美文”、“锦华”期间,约在1948年初,上海党组织办的一个刊物《文革》,被敌人查封了编辑部。逮捕了好些同志,有几位负责编辑的同志逃脱了。主要负责人孟秋江同志(当时是在吴克坚同志领导下搞情报工作的)被敌人追捕,车站、码头都有特务封锁守候,孟秋江家里及编辑部亦有特务在守候。孟秋江无处藏身,流浪街头,事情异常危险、紧急。张执一同志指示田云樵来找我:要我千方百计迅速设法挽救他离开敌人的追捕,安全地转移到外地。我接受此任务后思考再三,立刻找我领导的刘良律师商量一套精密细致的办法,并派他亲自去办。往香港去的“常经轮”(记得是这名)的船长和大副是刘良的好友,刘良先去告诉这二人说,有位朋友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这是一句江湖话),请帮帮忙(意思是免票乘船)送他出境吧。他们以江湖义气答应了。接好头之后,我嘱刘良回家布置。先给孟秋江安置住处,刘到家叮嘱一个小流氓听电话,指示这小流氓什么时候没有他的电话到,就电话通知他所指定的一位大亨朋友[注]出力营救。关照好后,他拿了我给孟秋江化装的衣服,就去孟躲藏的地方,适遇他的另一大亨友人手下的弟兄也在这户人家,把刘良吓了一大跳。幸好刘良知这人是专做情报生意的,哪方面有钱或钱比较多些,就替哪方面递送情报。因此,这人胸中有数,也不追问刘良,于是刘良偷偷地约好孟秋江某日某时动身。时日到了,两人在心惊肉跳的情绪下去码头见船长,殊不知船长说:“因为潮水关系,要再等几个钟头才开。”这才伤脑筋!刘良觉得在船上等几小时,恐受检查出问题,很不妥当,立刻带孟秋江去咖啡店,二人对坐默无一语。数小时后,刘良再带孟秋江去江边。为了避免检查,故意等到行李检查结束,军警人员散开了,船也要开的时候才上码头。刘良在送行的人堆里找机会与船栏上的船长招手,船长看见伸出半身,指着他俩连连叫喊:“上来,上来!”这样剂良才吩咐孟秋江把两口箱子一手拿一只,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箱子的重量上去,好使神经放松。孟秋江也颇镇静,一声不响地提着皮箱跟着刘良走。二人在高度的神经紧张的状态下上了船。进入船长室,一切安排妥当。刘良下船就发现被便衣特务监视,他装不知道冒险地站在码头上,直望着船开远了,才回头离岸,回到我处汇报。我赞扬刘良一番,并交给他一笔钱,请他送给前面所说的那个小流氓。为这件事,我的神经整天难能松弛,到这时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在孟秋江事后不久,张执一指示田云樵:给我另一个紧急危险的任务。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统治台湾之后,横征暴敛,大肆镇压群众,屠杀进步人士,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因此,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人民起义运动。当时,福建省政府手段毒辣,在军队未开到之前用和平政策应付群众,待开到两个师的部队后,立刻进行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在历史上称为“二·二八”惨案)。谢雪红是当时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二八”事变之后,谢雪红和另外几位,从台湾到达上海,被敌人发觉追捕。在蒋管区发了通缉令。

党组织决定:设法挽救谢雪红等人脱险之后到香港,然后转入解放区。我按此任务后,在睡房里踱来踱去,细想研究。决定还是由刘良去办较妥。刘良有些胆寒,他说:“码头四周特务很多,上次孟秋江脱险,真是战战兢兢地办成了。若万一出事,岂不连伯母(他叫我伯母)一道倒霉?”我鼓励他要以大义大勇来做革命工作,同时关照他:“要提高警惕,冷静沉着,还要有高度的斗争艺术,千万小心。上海江湖一套你比我懂得多,又机智,你能圆满完成任务的。我有信心。”刘良沉默一阵就按我们的计划、步骤进行。护送谢雪红等四人离开上海也是搭乘“常经轮”,情况差不多,只是谢雪红在码头上讲福建话叽叽喳喳惹人注目,把刘良急得要命。刘良也就不客气地板起面孔:“嘿!严肃点!你们快点!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行李跟我走!”大家看了他一眼,也不知他是何许人,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刘良高兴地回来了。

约在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还安排了民主人士马叙伦离沪脱险的工作,都算顺利地办成了。每当完成一件任务的时候,我真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8年春,我奉地下党的指示安排中共驻沪总代表离沪脱险。接头好一艘开往汕头的“野鸡”运货船,由浦东到汕头,再转香港。后来地下党有了更好的措施,因而未用这计划。

十六、策反工作点滴

1948年协助策反工作,我派四川军官张子钊去四川活动。全国解放不久,张子钊女儿从四川到沪来家看望我,含糊地告诉我说:“爸爸已去世,去世原因不知。目前我生活很困难。”我听了很难过,当即将她父亲送给我的一只约高一尺、直径十公分的雕刻精致带玉环的翠玉花瓶,给她出售贴补生活。她不肯收,我说:“这名贵的玉瓶是你爸爸送给我的。”她才收下了。

林有泉医生在我的授意下,他向南京空军医院的王先生、桂先生做了策反工作,这二人就离开了医院,削弱了该院的力量。

林有泉是白崇禧的私人医药顾问。当解放军渡江(南京)前几个月,林医生经常去白崇禧家,白当时对去汉口一事非常犹豫,林医生受我的吩咐,曾数次劝说白崇禧靠拢共产党。白崇禧点点头,有些动意,继因胜利在即未能成为事实。

总之,在当时只要是革命工作,不管是谁的指示,我总是尽力办成。

1948年9月后,淮海战役节节胜利,我和刘良商议,利用我在上海的关系和他在上海做律师多年的社会关系,设法进行下列活动:

1.考虑不让国民党政府撤退前运走或破坏物资,嘱刘良暗中联络苏州河一带封建把头夏某、李维新和工头们,只要地下党一通知,随时可响应行动。

2.我唯恐上海解放时,商人不明政策,如发生混乱,则上海粮食和副食品等会发生问题,于是便嘱刘良与鱼市场卢某、南市十六铺一带某行的朱某、黄秋生以及粮食、地货行的人,暗中经常联络,准备需要。

3.1948年底,淮海战役更是不断胜利,蒋方在上海一面布置军事,一面准备撤退。那时有交警总队的军火库,由南京搬到上海龙华,对外称“交警总队修械所”。有一排兵守卫,所主任是詹森。我要刘良先生赶快去动员他起义。</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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