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乘所谓难民船离菲
一个人离开了祖国，别了家乡，更能体会到祖国之可爱，家乡之可亲。我们住在马尼拉的几年里，深深体会到这种感情！参与国内革命工作的我来说，更是眷念它！
我在马尼拉经过了太平洋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945年元旦，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苏、美、英的战略反攻，已推进到德国本土，英军向缅甸日军发起进攻，美军向盘踞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日军大举反攻，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1月2日上午，福建人张先生（名字忘了）忽然来告诉我们说，有条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要开往台湾，随后转上海，叫我们赶快和华侨协会联系。我们得此消息，兴奋无比，心想可以结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了。殊不知交涉结果，只买到一张船票。大家商量结果，决定还是让我先回国。当时友人劝阻，说这虽然是难民船，到底是战争时期，总是冒险的，张克勤则锁紧双眉沉思不语。我亦想到，战争尚未结束，此后，母女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料。念国内诸事归心似箭，只好忍痛分手。我决定走！
因时间匆促，虽然听说经台湾到上海约需两个礼拜，也无法做过多准备，除身穿一套夏季白绸西装外，只向友人借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和一条羊毛毯，外带规定数额的日本军用币一千元，就在次日下午4点与同患难共艰苦达四年之久的女儿、友人分手，百感交集无语可言。临行，国琼、国琇女失声痛哭！她们既为我能幸运地回国而高兴，但又怕途中遭遇不测。
这时候，船上、船下，男女老少们的欢呼、哭笑、咽泣、愁容……混成一团，目不忍睹！船在天色暗淡时起锚，徐徐地开动，啊！终于达到我久想离开的七号码头了。
同行难民中，有广东人张女士（介绍买船票人的太太）和福建人黄女士及其三岁男孩。卖船票处人胡说什么是一张铺位，事实上，男女老幼难民们都挤睡在没有窗洞、不见阳光，位于底层的货舱里，过着沙丁鱼似的生活，谈不上什么铺位。进进出出大小便都得在人身上踩来踩去。大家都像哑吧。次日拂晓，船开出不远，中国难民就被分配做各种工作。我为了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和活动、活动身体，选择了别人所不愿做的倒垃圾、洗碗碟、饭后收拾台桌杂物的工作。倒垃圾得上三层楼甲板，洗涤碗碟要从船头跑到船尾。洗碗间位在锅炉隔壁，因而一进门就感到热气逼人，汗流如雨。船越往前开越感到闷热，臭气熏人。睡觉的地方更是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越来越感不到有丝毫凉意呢？可是整天不敢做声的难民们，谁也不敢过问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只能是挨顿臭骂。
二、在苏门答腊险遭鱼吞
有一天，船忽然停驶了，大家都惊慌失色，怕出事。随后才知道是到了苏门答腊海。所有的难民都惊讶起来，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呢？但也不敢多问，只好静悄悄地等待着事情的变化。因为船不开动，空气不流通，臭热益甚，传染病很快地蔓延开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我每次洗碗，跑出跑进，只听到病人轻轻地叫妈喊爹，长吁短叹。每个人的脸色苍白竟不像活人。我住的舱底里好几个人病倒了，有两个人还未断气就被抛入海中，葬身鱼腹。
后来，得传染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船停驶的第五大也支持不住了，上吐下泻，一天里去厕所不知多少次。为了避免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就干脆睡在通道旁边。我原先怕被日本人拖去工作，所以装着不懂日语，但到这个时候，为了不被鲨鱼吞没，只好鼓起勇气开口请求医治，把命保住再说。我知道日本人的脾气，只要你能说日本话，他们就另眼看待。于是我就从通道上一步步慢慢地爬上了二楼医务室门口，正逢一个日本人开门出来，他一脚踢来，提高嗓子嚷着：“你爬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让开些？”这时候，我只好用多年不说的日语，请求医治。他一听我说日本话，马上态度转好，扶我起来进门。另外一个日本医生问了几句病情，便给我打了一针，吩咐扶我进来的那个日本人送我到传染病室。次日，日本人来盘问了我一番，他们知道我曾去过日本念书，表示很高兴，嘱我好好养病。从此，一路上我就利用日本语作为我和另外几位难民的“护身符”。
船在苏门答腊海停留了一星期后就开动了。开往何处，谁也不敢问，只能听天由命。
三、困在日本九州
约近1月底，气候转寒，我病虽好，但仍体弱无力。日本人忽然告诉我们：“天气很冷，大家把御寒衣服拿出来，明天到达日本九州。在九州门司稍歇，换船后再去上海。”第二天中午，在门司上岸后，难民们分散居住，我和张女士、黄女士母子被送进一家日本旅馆，等候换轮船。各人随身带来的日本军用币，除留下少数外，其余都被收去存银行，不能随便动用。
这时候，张、黄两位哭着求我帮助。我同情她们，尤其三岁的娃娃，我就答应了。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后，我便是她们的带队人了。我们午饭后，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顿中国饭，打个电报给在马尼拉的女儿。谁知街道上所有餐馆、商店全都关门，只有一家西药店在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出售药品。街上到处贴着防空标语，天色暗淡气氛萧瑟，穿着和服、木展的来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没有一个不是愁容满面的，个个低着头往前匆匆地走。从他们紧张的神态里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满街凄风苦雨，景象惨淡。虽然我在马尼拉饱尝战争滋味，但在这里看到这种景象，亦不免感到胆战心寒。
我们先到电报局拍电，电报员带着一副死气沉沉的脸色，冷淡地对我说：“马尼拉电报已不通。”我急着问他：“什么时候不通的？”他说：“已有三个多礼拜了。”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定是五号那天，船刚离开马尼拉海湾时，美军就开始反攻了。于是我又喜又急，喜的是战争快要结束，日本法西斯即将寿终正寝；急的是在马尼拉的两个女儿和其他朋友们不知怎么样了。我答应她们到了台湾就打电报的，自己还在半途中，而且偏偏又被阻留在日本九州——敌人的本土。要是一旦不幸而被炸死在这里，多么冤呢？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走出电报局，和大家一起去澡堂。我们一进门，刚把鞋子脱掉，一个日本服务员上来，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对我们说：“请小心衣履，肥皂也请当心。”并告诉我们，每逢礼拜二、五才营业。我想日本商人服务态度素来和蔼有礼，小偷也比较少，一般小街僻巷，都有整天营业的澡堂，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社会秩序竟混乱到如此程度，诚非当初所料。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人民辛勤刻苦地把自己的国家建成号称为世界一流强国，如今其统治阶级为了进行对外侵略，不但使亚洲人民惨遭浩劫，国内人民也蒙受如此灾难，真是令人可恨可叹！
我们住的旅馆，大门口昼夜有警察站岗。我们四人共住一大间。房间里面除了正中一张约三英尺见方的矮桌外，什么家具杂物都没有，方桌下放了一个炭罐。这张方桌是我们四人生活上唯一的用具，每次吃饭后，大家每人腿上搭着一条棉被，坐在席地的棉褥上，围着矮桌，整天烤火取暖。大家相对默默无语。有时我和张女士俩在室内沿着墙边跑小步活动、活动，借此抗寒。我们一直在等待换船，等了四天，还毫无音信。张、黄女士只晓得哭泣，我也着急了，就开始动脑筋想办法。第五天清晨，从送早餐进来的女服务员口里，知道这旅馆主持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我在日本念过书，知道普通老太太思想单纯些，就下楼自我介绍和她攀谈起来。老人家一般都喜欢别人尊敬、奉承。我也就这样拍了她两天马屁。果然，她最后告诉我：“你们休想回上海了，战争激烈，时局紧张，什么船都拿去军用了。他们叫你们等待换船是骗人的，你们还是自己早作打算吧！”我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是在巡警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下，失去自由的人。”我和她商量的结果，决定由九州坐渡轮，渡过朝鲜海峡到釜山，再换火车经东三省返沪。这位店主老人说：“想得这样美，东北很冷，尤其今年的寒冷，是三十年来没有过的，你们穿得这样单薄，就算不被打死也会冻死。”但我们当时只能冒这个险了。当晚决定后，拜托旅店老妇主人帮助。老妇主人对守门警说：“天气这样严寒，这些船客手无寸铁，又是女人孩子，怕什么？你如能和上级领导讲讲，说明理由，放行她们，既做了好事，亦免你们昼夜站岗多么辛苦，并且你如能帮助她们离开，她们还可以替日本做点事情……”这警察想了想，点点头，表示愿意替我们去向他上司说情。我们算是过了第一关。翌日下午，我穿着一套已经肮脏不堪的白绸衫裤，和薄如雨衣一样的外衣，裹着一条羊毛毯子在大雪纷飞，路断人稀，一片白茫茫，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跟随警察踩着厚雪，哆哆嗦嗦亦步亦趋地到了日本警察厅。这里门禁森严，活像“鬼门关”。一进门，见每个人的面目狰狞，不禁毛骨惊然。巡警带我进办公室，有一个人盘问了我好久。我暗想，这是我们脱离虎口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于是，我不等他问完，便抢着说：“既然一时不能换船去上海，还是让我们乘火车从东三省早日回去，沿途也好替你们宣传、宣传‘大东亚共荣’，做些有益于你们的事情。留在贵国，徒增你们的麻烦，没有什么好处。”我乱说一阵后，这人听完我的话，才转脸带笑地向着带我去的巡警说：“好吧！你明天上午9点再带她去武官府签证。”我吃了一惊，心想，怎么还有第三道鬼门关？次晨，又随着这巡警在冰天雪地里跑。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进日本武官府，我站在一边，听候支配。开始他们用非常凶恶的语气和态度来吓唬我，还有人冷笑说：“哈哈，你这女人，这样冰冻寒冷的天气，居然穿这样单薄的衣服。”我暗想：死活就在这关了。于是鼓足勇气，拿那套在警察厅曾乱说过的话，向这些人再胡说一遍。他们听完，立刻转变态度。其中有一人说：“那你们回到上海，必须大大出力，好好为大东亚共荣事业做些事。”这人的话尚未说完，旁边一人便插嘴说：“不行！不行！你们所带的钱不够买车票到达上海，只够到天津。”我一听这人说话，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似的，但只好装着很平静的态度回答：“没有关系，到了天津，就有熟人朋友，请放心。”我故意这样说，以表示和他们亲善，这样他们才签了出口证。又吩咐带我去的巡警和我一道去银行领出钱。然后，替我们买到天津的火车票。总算冒险过了又一道鬼门关。张、黄女士听说能回沪，落下了开心的眼泪！
旅馆主老太太很仁慈，送给我们她珍藏的四片丝棉，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一小罐牛肉片和一个黑面包，让我们御寒点饥。我们把丝棉一人一片贴紧背心，一片给黄女士的孩子裹在两腿上。好心肠的日本人民、旅馆主人老太太别后再没见过，未致答谢，深感抱歉！
四、险渡朝鲜海峡
次日拂晓，就由警察三人监督上船。船开后，日本人对乘客说：“请大家把救生圈带上，现在是战争时期，随时都可能遭遇危险。如一听到锣鼓响，就表示有轰炸机来袭击，你们马上到楼上走廊里集合，静静地等待。如果听到二次锣鼓响，就跳入海里，待飞机过去了，就救你们起来，送回九州去洗温泉，晒衣服……”大家闻言失色，明知是番鬼话，也只好听令。上午11时，船将近朝鲜海峡的时候，真的锣鼓响了，难民们前涌后推地向那楼梯的小口挤去。一个狭窄的通道上挤满了难民，可是却鸦雀无声。有的跪在地下在默祷，有的抱着孩子在偷偷地哭泣；有的吓得面无人色，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我目睹这幅悲惨的景象，不由得一阵心酸，眼泪直往肚里吞，自己和这些人是处在怎样的境地啊！我鼓起勇气，咬紧牙关，闭着眼睛，裹着一条薄薄的羊毛毯子，靠紧船栏杆站着，面对风浪听任寒风浸骨，等待着大祸的临头。一秒，一分……三小时后，幸而警报解除，才安然回舱。我如今尚未痊愈的气管炎，就是这样得的。它是那次警报的虚惊中使我难能忘怀的“纪念病”。
五、朝鲜——东北——天津
渡过海峡，登岸换乘火车。至此，才算是脱离了险境踏上了祖国的大地，虽然这时东北三省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下。火车上乘客拥挤，秩序混乱，难民、单帮、烟贩等什么样的人都有，列车员服务态度恶劣无比。我们离开马尼拉时所带的钱，除买火车票外，只剩下了二角，没有钱在车上买吃的，每餐就只能啃几口旅馆女主人送给我们的那小罐已经冰冻的牛肉和一只黑面包，点点心而已。一路上又冷、又饿、又不能睡。黄女士的三岁男孩更受不了饥寒交迫，终日哭闹，黄、张女士也只晓得着急和哭泣。列车快抵奉天（现在的沈阳）的时候，由于饥饿、寒冷、疲乏，脚软无力，加上没有水梳洗，一身衣履也变成白不白、黑不黑，人像煤炭里钻出来似的。真是形容枯槁，狼狈不堪。但一想到离上海的路程还很远，不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怎么行？！于是，我就一面劝慰二位女士，一面四面张望有无南方人可以求助。一看离开两丈远，有两位中年男人和一位日本老人在说上海话，当时我也顾不得一般所谓面子、里子这许多了，前去开口求借。当我刚做了自我介绍，他们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两位中年人便不约而同地说：“啊！你就是锦江的董先生？大家都谣传锦江的女老板已经在马尼拉被炸死了。”言谈中很同情我们四人，当即借给我们日本军用币一万元（当时通货膨胀，这一万元到了南京后只够买张火车票的钱了），我高兴极了，如大旱之年逢甘露，更觉勇气倍增！
这两位中国人，一位是广东人，姓李，上海震旦大学的学生，这次是来东北跑单帮的；另一位是上海人，姓黄，是在上海、天津、东北三省之间来往贩卖橡胶车胎的商人；老人是在上海北四川路开皮鞋店的日本侨民。据车上人说，越靠近津沪路越混乱，尤其是汉奸难对付。我暗想，奉天到上海还有一大段路程，不知还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和意外，于是我就请李、黄二人和我们同行，组成一队。为了对外方便起见，把那位日本老侨民也一道拉了进来。大家选我做队长，日本老人做副队长，他专负责外交。从此，我们就有了力量，不感到畏缩害怕了。
车到天津是晚上11点左右。车站两旁睡满了人，据说都是难民，因为没有钱住宿，加上旅馆客满，房租价高，只能睡在这里。我们为换车方便起见，就由日本老人先去打交道，在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开好两间房间。当我们走近日本旅馆一看，大大吓了一跳！满屋煤气，男女服务员穿着漆黑，面色苍白，神态冷酷，无论是站在角落里的男人或在工作的女人，都活像从棺木里拖出来的僵尸一般。我们害怕遇到黑店，大家都不敢睡觉，肚子饥饿，咕咕作响，就都起来去隔壁夜市小街摊头上，每人站着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没想到这碗阳春面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适口好吃，顿时感到浑身有了热力，直到今天我还未忘记它呢！一宿未睡，次日黎明起床，急忙收拾好赶去车站，由天津转车南下（这时候日本老人和我们分手了）。当我们检票进入站口时，日本人上来检查行李，我急忙叫李、黄二位带着张、黄女士等先行设法上车。我即用日语告诉检查员说：“里面都是些平常的东西。”日本检查员听我说日本话，就马马虎虎在每只箱子上用白粉划了一个圆圈走了。我正要提起箱子上车，忽然走来一个中国女人，来势汹汹，提高嗓子开口就骂：“你这混蛋，行李还没检查，就想上车了？搁下！搁下！”她三脚两步跑过来，嘴里不停地骂着，在箱子里乱翻一阵。我急着说：“刚刚日本人已经查过、划过圈了，火车快开了，请你帮帮忙。”我话未完，她劈头一棍打来说：“怎么？你不让我检查吗？”我气极了，这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说时迟，那时快，我对列车方向，把箱子一脚一只踢得老远，同时再拿起一只，就向着人山人海里冲去，只听得这汉奸在大声乱骂。刚跳上车，车就开动了。我把这些经过讲给大家听，同行人说：“对不起，都是我们的箱子害了你。”有几位乘客说：“你塞几个钱给她便没事了。”在这些大小汉奸手里遭害的不知有多少人呢！说着，大家都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