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进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现称淮海路）歧斋前楼。后又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九十六号。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这时候，双亲与二婶不和睦，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也从渔阳里搬到霞飞路伟达饭店隔壁钱家塘平民区居住。那里房东非常好，双亲生活习惯也和他们合得来。房租又便宜，可减少我的负担，同时避免二老见着我的活动与经济困难而担心。所以，没有接到一起住。我和孩子搬到花园坊住下。
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
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三、在“九·一八”事件时
母女参加示威大游行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连续发动围攻共产党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忽然进攻沈阳。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沦陷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爆发了大罢工、大示威。我一面办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一面带着大女国琼参加群众大会。国琼女时常有大学生请她去文艺场所担任钢琴独奏，有时还参加乐队大提琴演奏。因此有一位暨南大学学生、浙江人骆介庵，就认识了我们。他常来我家坐谈，他身材不高，但身体很健壮，也很健谈，谈起革命理论来总是面红耳赤，起劲得要命。他那时经常组织群众大会。
有一次，我和国琼女随着他参加了示威游行。我们先在旧法租界金神父路辣裴德路口，向店铺老百姓借了一个板凳，让骆介庵上去演讲。听众聚集，立刻汇成了队伍。我们就从这路口出发，由西往东向“大世界”方向走去。走到十字路口时，又借凳子演讲，群众愈来愈多，并且和南北横街的群众队伍会合约有好几千人。于是我们就浩浩荡荡无所顾忌地大步前进。带头的人一面走一面大声喊口号，群众也跟着喊。当群众队伍走到“大世界”前面京剧院“大舞台”的时候，群众情绪愈来愈高，带头人呼口号时喊声更高了。在这种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情绪下，游行队伍冲破了爱多亚路英法租界的界线。于是英租界对岸的巡捕拿着木棍就向我们乱打了一阵。正当群众队伍向这些巡捕时进时退地反复冲击的时候，忽然又开来了两卡车的巡捕，枪上都插了刺刀。一下卡车立刻排好行列，就把枪口对着我们这边群众队伍走过来。这时候群情激愤，怒气冲天，不约而同的一片口号，吼声震天。这时候我也带头领着群众，拖着国琼女继续前进。对着巡捕们的刺刀、枪杆，人们像浪潮般地边喊口号，边向前冲去。这样一来，倒把敌人吓退了。接着又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把群众驱散了。当时受伤几人、被捕几人，骆介庵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是在我们群众冲过去的时候被救出来的，所以幸免遭捕。我和国琼女即刻把他护送医院诊治，包扎好后带到我们家里住下、休养。
出资合办《戏剧与音乐》1931年冬，在上海花园坊九十六号，这段时间，我和郑沙梅（这时候他已是乐曲戏剧作家）、谢韵心（又名章氓，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三人合作，创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资金从群益工厂拍款作资本。党员刘栗一同志也曾送来百元，用“艺术书店”名义出版的，地址就在花园坊九十六号。创刊号刚刚印出发行，因“—·二八”事件时群益工厂被轰炸，我又被捕，此刊物随形势的变化而沉落。未能继续问世。这创刊号内还有国琼女一篇文章笔名夏曼蒂。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无论想替国家人民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政治上、社会上压力重重，加上不是无钱便是钱不够。即使历尽艰辛好容易办成，到中途也免不了遭到打击而夭折。
一段故事写到这里，回忆起蓝苹（即江青）的一件事，我联想这事在她自己必认为是一生中最细微的小事吧。
章泯生活贫寒，妻子肖琨在当时是北京大学颇为活跃的进步分子。在三十年代初他俩热恋着。肖琨娘家对他们的婚事极力反对。为此，肖琨决心和娘家断绝往来，毅然决然地和章泯结了婚。婚后生活精神上幸福，经济上异常贫苦，家庭开支多靠肖琨任教的收入。就是怀孕近临产时期，也得从上海法租界天天步行十几里路到杨树浦（好像是这路名）上课，为补贴几文开支，就连每天看过的报纸也一张不漏地叠好成套，以便多卖几文贴补家庭开销。这样的艰苦生活连续好多年。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演出话剧《大雷雨》，蓝苹当主角，章泯导演。从此章泯成为一鸣惊人的人物，有了名声。肖琨的十年寒窗得到了出头的日子。正在这时候，好梦不长，波涛骇浪突然向肖现冲击过来。章泯、蓝苹同居了。章泯提出要和肖琨离婚，同时蓝苹提出要和马季良（即唐纳）离婚。于是肖琨、马季良都要自杀。这一下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好心人夏衍、于伶等十几位同志一致开导章泯绝不可做出这种辜负肖琨的事。这时善良的章况已被蓝苹的魅力迷住，他不听众劝，居然说出：“她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按月贴补她三十元生活费。”最后终于离婚。
肖琨的儿子小克林，是我的口头上的干儿子，我又和章泯、沙梅一起创办过《戏剧与音乐》杂志，他们夫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见这种情况，深为肖琨不平，为她们家庭担心，为孩子可怜！我为这事几夜未睡好，但也无可奈何。肖琨经我和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校长，已故）多次劝解安慰，叫她拿出当年的革命精神去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工作，她忍痛接受了我们的劝导、鼓励，上前线去了。后来转赴延安，并入了党。解放后，在文化部党委任职。
当时，唐纳也经常来我家。他异常伤心，经大家一再相劝，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和一位姓陈的女士结了婚，在法国开设餐馆。这二人，尤其是肖琨如不经我和王季愚的尽力劝解，两条命早就葬送了。
不久，蓝苹又和章泯分开，去延安了。
四、在“一·二八”事件时
群益厂被炸毁、横遭诬蔑当时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要并吞全中国。“九·一八”事件后，由于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抵抗主义，致东三省失守。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凶焰愈炽。在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又突然进攻上海（历史上称为淞沪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守卫上海的主力军——十九路军英勇起来抵抗。上海和全国人民热烈支援，工人、学生、市民纷纷组织了义勇军，并担任运输、救护等工作。我也出钱捐献。十九路军约以一万多兵力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敌军，打了胜仗（据闻这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四千，我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五千）。然而，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各地人民的捐献扣留。十九路军处于枪弹用尽、支援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西撤退。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军队有在上海市区和周围驻扎的权利。中国反而不能在上海驻军，抗日活动要全部取缔。这是多么惨痛的卖国史！
两年多来，我辛辛苦苦在闸北创办的群益纱管厂，好容易在业务上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就在这次“—·二八”事件中挨了炸弹，几乎完全变成灰烬。我在非常悲痛、不安的心情下，忙着处理工厂炸毁后的一切善后事务。而群益工厂被炸毁后，未看见过群益厂的一些华侨股东造谣说我是“拆白党”，真令人啼笑不得。幸好工厂各部都拍有照片以及管理参观过工厂的几位华侨股东的证明，谣言才逐渐烟消云散。当时我感到无比气愤，但我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抗呢？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它给我增加了奋斗的精神力量！于是我仍然努力于寻找经济出路和参加共产党的政治活动。
当时，因战争关系市面处于停顿和混乱的状态中，二百多职工的薪金伙食和家庭开销毫无着落。双亲担心孩子会停学，变成弄堂孩子，因为我整天在外奔跑已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了。
去厦门途中这时期陈清泉先生在厦门，他知道上海形势紧张怕我出事，邀我去厦门暂避。我就答应前去。目的是想请他设法帮助，以救燃眉之急。但当时在市民纷纷离开上海逃难的混乱状态下，根本买不到船票。我又急于争取时间想早去早回，于是就和陈清泉的弟弟陈清文俩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了一些干粮，做“黄鱼”（没有船票的人）搭上了小船偷渡到开往厦门的轮船后身的货舱口，偷偷地爬进了货舱。见里面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坐卧地下，我俩就混进去，选择一块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地方，向先到的人们打个招呼请他们让点缝出来，然后把被盖在缝缝里铺好睡下。一会儿船开了，查票员来到，我俩赶快把被盖往头上一蒙装睡觉。查票人来势汹汹地嚷着：“在票！查票！有票快拿出。快点！快点！没有票的自己识相点（意思是没有票子的人赶快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了事），免得扔人江去。”因为“黄鱼”不仅仅是我们二人，在极混乱的情况下，我俩算是幸运地混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拥挤得简直翻不过身来，连去厕所都要在人身上踩来踩去。整整两三天没有喝口水，空气坏到仿佛要窒息似的。我们当时的脸色也苍白了，就这样到达了厦门，住陈清泉家里。这是1932年近2月底的事情。
厦门女中演讲惹祸到了厦门的第二天，某女子中学（校名已忘）请我演讲。我讲抗日救国，当前政府如何腐败，中国将来非得走向革命道路不可。我讲到一半情不自禁地愈来愈激昂，听众情绪也随着高涨了起来。我感觉不对怕出事，赶快收话回到陈家。傍晚有人通消息给陈家，叫我赶快跑。我在抵厦门的第三天就又逃回上海了。后来接陈家信，在我走后几小时就有人去搜查。陈家老太太受了一场惊吓，据说从此得病不起。陈家除陈清泉、陈清文兄弟俩理解我的活动外，其他人都把我恨透了。后来陈清泉回菲律宾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