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被捕
半夜搜捕从厦门回沪后，为了能把工厂设法恢复，家务安顿好，革命工作进行得更好些，我照常奔忙。有一天傍晚，我从群益厂回家，正和孩子们吃晚饭时，忽然外面锣鼓炮竹声大作，市民们在庆祝十九路军打胜仗。我也兴奋得放下饭碗，带着孩子们坐上两部黄包车，挂上鞭炮，一路庆贺到11点才回家。回家后，安排孩子们睡觉，正在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谈论时事，激动兴奋的感情还未平定，突然楼下后门有人叫开门，来势汹汹。我和骆介庵知道有变，包探已经冲上三楼，直进我住的亭子间（是睡房又是书房），法国包探像根柱子一样站在门旁，两个中国包探就拿起电筒到处照射，首先照到书架，其中有一个包探哼一声说：“这些书就足够证明你是反动分子。”
“这些书市上都有出售的，为什么看看这些书就是反动？”我板起脸回答他，心里真气愤，恨不得有手枪把他们打死。
“你这女人的嘴倒蛮厉害的。”他冷笑一声说。
一刹那间，电筒照射到床下，他们像找到宝贝似的狂喜起来。是一包宣传品。我心想送来的人事先不告诉我一下，藏好它。
“哈哈！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我虽然激愤得无以复加，但心里却很镇静。两个包探和那个法国人在门外不知说些什么话，随后就一个扮红脸，一个装白脸地对我进攻了。扮红脸的像条疯狗一样，厉声叫着：“把她带走！带走！”我说：“走就走。”
“你还要嘴硬？”举起手就给我两记耳光。“交出你的共产党党羽。”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的党羽？”
他转身问骆介庵：“是你拿来的吗？”
“不是。”骆介庵回答。
“你们是同伙吗？”
“不是。”
“那你知道这包宣传品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我是暨南大学的学生，来探望她们，她们要出去放鞭炮庆祝打胜仗，我同她们一起去了，刚刚回来。”
“胡说，你们都是同党。”
这时，那装白脸的就把我拖到洗澡间，把门关上，假惺惺地说：“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个共产党员，还有皮大衣、钢琴呢。你赶快拿出二千元，我们就把这包宣传品替你烧掉。”我说：“钢琴是租来的，皮大衣就只一件还是旧的，也不值几文。我没有钱，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他又说：“你不要这样硬，你犯的案子不小，判刑不会轻的。你的处境很危险，若不肯出钱了事，进牢后那种苦头你是受不了的。”最后，他讲来讲去，把价钱降低到六百元，并说只要开张支票就行。我仍然没有答应。一则实在没钱，再则恨透了这些奴才走狗，为什么要给他们钱呢？于是，白脸火了，把我拉出洗澡间。
我临走时，去前楼看了一下正在酣睡中的孩子；我叫醒国琼，她翻身跳起擦着眼睛，抬头恐怖地看着我和包探。我把书桌抽屉内仅有的十九元交给了她做家用并且关照她去隔壁找张殊明，一道去聘请那位在法捕房里有势力、而且专为进步人士辩护的律师陈志皋做我的辩护律师。
吃了炸弹的群益纱管厂，由于重要机器都遭炸毁不能正式开工，只好做些零工来维持职工伙食和一部分薪金开支。此刻，我又即将入狱，只好留条吩咐国琼女送到五马路开设电料商店的表兄张宝记处，请他暂时代理。并让她告诉外公外婆不要担心，好好照顾妹妹。
接着，我把睡着的其余几个孩子再看了一眼，我怕自己的感情会软弱下来，陡然转身就下楼梯。骆介庵也被捕了。
红脸手持名单又去同里弄一家。这家的门锁住了。他们又打开名单，押我们上车来到另一里弄，进亭子间见沙梅伏案正在写什么，红脸包探看看名单，问沙梅：
“你叫沙梅吗？”“是。”沙梅答。“你们是同伙。”就这样把我、骆介庵、沙梅同时逮捕到法租界捕房临时监狱。这是1932年3月4日的深夜（大约是这天）。
法租界巡捕房来到捕房门前停住，分别关押。我被押在办公室。当夜我躺在沙发上。次日黄昏尚无动静，我走近窗口眺望长空，正是夕阳西斜，彩霞迷人。而自己身陷囹圄，真急死人。突然，门开了，红脸、白脸都进来了。
“坐下，我们谈谈。”红脸照例凶狠狠地威胁说：“你们都是同党，快把党羽交出来，就送你回家。”
“我不是共产党，哪里来党羽？”
“他俩个呢？”
“他二人也不是共产党。”
“那你们为什么要搞这些宣传品？”
“为了爱国。”
“胡说，你不好好说清楚，是不行的。你们这些反动分子，不打不招。”提起手来正想打我时白脸拦住，红脸气冲冲地走了。白脸假慈悲地说：“我看你这种样子，也不像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们一起搞反动活动同样有罪，明白吗？”我看你还是拿出一点钱了事回家，家有老少，何必吃苦？”
“真的没有钱。”
“把你关在办公室，你该明白些，你再不同意，法国包探和刚才那个人都是很厉害的。”“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钱，是没有的。”白脸包探冷笑地说：“不要凶，你上有双亲，下有四孩，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想，还来得及。”
三天后，白脸包探又来了，问我：“怎么办？想通了吗？”我不吭声。他们没有敲到这笔竹杠，他也火了，嘱咐看守人：“把她送到监狱去。”（这是巡捕房的看守所）
那时候，当局内部正是一团混乱，磨擦得厉害，对待政治犯在表面上放宽尺度，不随便横施暴戾。大概是这些原因，没有给我上刑，但也受尽了恶言漫骂和侮辱。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随时都感到生命危在旦夕似的。
以后，继续又逮捕人进来。除政治犯、大盗和杀人犯，不关进我这间牢房外，妓女、吸吗啡、鸦片的、小偷、赌棍等什么人都有。经常是七八人一起挤在约两个单人床面积的木台上，连身都翻不过来。三四条有虱子的被，共同搭着盖用。奇怪，我当时并不感觉痒得难过。俗云：“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真是不错。两星期洗一次澡，大家都在一口大水缸里混洗一阵。
狱中的政治犯满多。当看守人打开每间的铁栅放出门外洗脸时候，被关押者一拥而出，相互争取时间抢着说话通气，我才知道那晚被抓进的人很多。我同情同房的这些非政治犯人，我们相处得很亲热，有时我向她们宣传些革命道理时，有人聚神听着，有人烟瘾发了盖被睡觉。
这时候，我深深体会到：同在落难的人，不管是犯的哪种“罪”，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人，到了这里很自然地便融洽起来，亲热得很。深感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并且在这个时候，别说一块布片，即使是一丝一缕都显得有说不出的宝贵。
大约第四天，国琼女送饭菜进狱，狱警开开铁栅递给我，国琼女站在外面，可怜的小心灵啊！她热泪满眶地对我说：“妈妈，律师已经聘请好了，张殊明胆小怕事，是小张先生仗义带我去找陈志皋律师的。你多吃一些吧！这是交涉了好几次才送进来的，今后不会再让我送进来了。”当时我为安慰国琼女起见，把菜和饭都吃光了。她见我吃光了，紧握着我的手哭着低声说：“妈妈呀！一定要保重身体，家里事放心吧！”我含泪点头。国琼女走后，我泪如雨下，几乎把饭菜都呕出。
默思感叹：这样小小的年龄（十六岁），迫着她就要照顾家务、外事、外公、外婆以及三个小妹妹，还要奔走我在狱中的事。一副重担落在一个少女身上，随着母亲吃苦。啊！人世间的悲痛像一把尖刀似的，刺痛了她的小心灵，而一时还不得罢休，还要捧着这创伤在乌烟瘴气的人群中为我挑着重担跑来奔去。也罢，让她早些尝尝人生的滋味，受些磨难，对她的成长也有好处。
安南巡捕当时我裹着一件旧皮大衣躺在木台上老睡，到午夜巡逻接班的是一个约三十几岁的安南巡捕。他身材中等，皮色黄里带黑，身穿黑制服，头戴钢盆帽子，黑色皮鞋，肩挎长枪，每日半夜两点左右他上班巡逻。当他来回巡逻的时候，每到我们铁栅栏门前，他总是偷偷地细声劝我进餐，劝我盖被，并鼓励我设法脱险。他说：“太太，你怎么不吃饭？不盖被？你在这里挨饿受冻有什么用处？既然进来了，就得自己保重。洋铁罐里的一点点菜和黑米饭，虽然难吃总比挨饿好。蓝布被盖虽然有虱子又臭又脏，总比挨冻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安南巡捕，中国话说得好，我听了这些话很是感动，特别是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日后我饭量逐渐增加了。
我慢慢觉察到那位安南巡捕确实是个善良的人，我就隔着铁栅栏门开始和他对话，并请求他做我和家人的交通员。他答应了。每次我都是用他给我的报纸边边或者黄草纸写好条子，由他偷偷地送给国琼女。
律师的敲诈有一次，安南巡捕给我一张小条，并且告诉我：“你的大女儿（国琼）被陈志皋律师和提你的两个包探包围在陈律师的办公室。陈的家人也在旁，说你的案情严重，要你大女（国琼）拿出三千元才肯把你营救出来。如果现在手头没有钱，可以打电报给父亲或者南洋华侨，或者南京政府里的要人戴季陶，又说戴季陶是你大女儿的干爸爸。不然，说你可能被枪毙。”他又接着告诉我：“你的女儿年纪虽小，却很聪明能干。她回答他们说母亲自从和父亲分开后，就和这些人不来往了，对于母亲这案子他们这些人不会同情的，我也不愿意去求他们。母亲如果被枪毙了，我就带三个妹妹去跳黄浦江！钱，说什么也没有！”
我听完安南巡捕的话，便拆开看他偷偷送来的小条子。这纸条是国琼女写给我的，信内这样说：“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们都想念您，望您保重身体。陈志皋律师找我到他写字间去谈话，他和两个包探逼我一定要拿出三千元，我拒绝了。结果我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付六百元诉讼费，签了字。他说要我们把这笔钱完全付清才能开庭，我已经设法付了他二百元，其余的钱没有办法，怎么办？”
我看完信条，大吃一惊，原来陈志皋这个人披着进步的外衣，以所谓“左倾”的面貌出现，真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欺骗？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看问题要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什么是阶级观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