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苦筹资本
我首先开始筹谋我的生活出路。二叔很关心我，我和他商量。他叫我开办纱管厂。他说：“这生意有前途，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靠日本货。日货质量好，但是进价贵，成本高。如果我们厂将来的出品能够赶上日货，价又便宜，一定有销路。同时还可以抵制日货。”我觉得他的看法不错。首先可以解决生活和孩子们的教育，不致中断下来；再从发展看，使本国的民族工业能得到抬头的机会。
我们商定后，先安排孩子，除国琼在上海中学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外，国琇、国瑛、国璋都送进务本小学寄读。我开始筹划资本，将从四川带沪的一根珍珠项链及其它东西共卖了八百元，再由二叔到各处奔走，邀请小康之家的友人们投资入股。他老人家还四面托人，找到不少工人和几位职员。就这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四千多元的合资，在上海闸北台家桥创办了不满一百名职工的群益纱管厂。这是1930年春末。
办厂的目的：一为生活、子女教育，妇女能办实业、能经济独立，争取社会地位；二为协助革命。故从此数十年间，我所办的一切事业所赚的钱，除扩大营业范围外，都是困线着这两个方向花用的，从不积蓄。
我走出夏家的第二年（即1930年）就筹备开办这个工厂，人头不熟，除了几个穷亲戚外，社会人士简直可说一个都不认识。因此，除工人班子还算齐全和姓陈的账房先生还能管账外，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几乎全部行政工作，包括进货、推销产品在内，都由我独自担任。还要下车间检查、督工及出外接头，里里外外奔忙。家离厂又远，来回约三小时，换车三次。到中国地界换第三次车时，只有黄包车。酷暑寒冬也照样跑来跑去，有时还要往返两次，常常深夜才能回家。久之两膝冻红，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若是回家早些，还要料理家务和亲自添做、修补孩子们的四季衣履，经常是睡三四小时。又因工厂资本不够，资金周转不灵，初办期间，每到发薪时真把人急死。工头还要欺负我是外行，挑拨我和工人的关系，以便从中两头取利。这段时间心里很烦乱。后来，我采取工头也是老板彼此合作性质的对策，工头就不但不作怪而且认真负责了。工人们也知道我与一般老板经理有些不同，大家努力和我合作了。创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工厂，若在有钱有势力的人，当然是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既没有经济支援，又无经验与人力的我来说，随时担心着怕它倒闭。
二、艰辛经营
戴季陶在1928年10月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时期，几乎每天都在夏家，赞扬我管理家务有方，并收国琼女为他的干女儿，我又被戴母认为干女。戴季陶离川时嘱我常去探望、照顾他的老母。大概是由于这些关系，戴季陶每从南京到上海，不嫌我们居住简陋，也没受夏之时破坏我的影响，常来渔阳里看看我们。开始不管他什么动机，有无政治作用，我都不愿见他；经仔细思量，还是不得罪他为上策。于是仍以一般干亲态度对待他。当时群益厂因为资本不足周转不灵，产品也因无落脚路（即门路）不能直接推销到获利较高的纱厂去，又因厂方支票为期四十天才能兑现，我资本少不能等待，只能推销给中间商五金字号，价格虽低但可以马上拿到现金。戴知道了这些情况，看到长此下去厂的前途确实危险，于是他好心送给我一千元添作资本，还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无锡纱厂巨子荣德生处去直接推销。我拿了介绍信，在发三十八度的高烧下，搭三等火车到了无锡。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要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衬衫，藏青裙子，黑罗缎衬绒大衣，黑皮鞋，颈项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一阵，才放我进去。当我通过大办公室走进荣德生办公室时，两旁办公桌上的四五十个职员不约而同地把视线向我扫过来，三三两两接耳窃语。大概是由于他们认为我朴素的西式穿着，或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妇女做跑街生意的缘故，把我当成怪物。我脸面顿时通红，深深感到求人真是件难事。
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难为情，但装着大方而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穿过大办公室向东稍转就是荣德生的办公室。好些人在办公室门外过道里坐着等候传呼。我正要进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把我拦住，叫我在外等候，轮到我的时候才能进入。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荣德生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态度从容，说话慢吞吞的。他看过戴季陶的介绍信和纱管样品后说：“虽然是小型工厂出品，东西做得的确不错。”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光芒呈现在面前，觉得工厂从此有了前途，心里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但他又接着说：“你把样品留在这里，等我们考虑后，写信告诉你。”从他的态度、语气间，我觉察到是不会向我厂订货的。又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几乎流出眼泪，没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转身就走了。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我邀请某银行投资或者把厂作抵押贷款。但那时候上海女子创办工厂独我一个，人们对女子办工厂很不信任。该行负责人在参观群益，盘问一番后，终于遭到了他们的白眼。这件事本来是自讨没趣，银行家怎么会来帮助我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小工厂呢。
戴季陶诚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谢他的。这里顺便写几句有关戴季陶事。戴季陶有学问，学者修养颇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据闻当年他在印度、缅甸讲学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由印度回国后住四川成都枣子巷老家。当时他的生活一切费用均由向育仁（名传义）军长负责办理照顾。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南下后，他不愿去台湾，在广州自杀身亡。
去菲律宾招股办厂后，我带着孩子们与双亲分开，另租法租界麦色尔蒂罗路（现名兴安路）三德坊两间亭子间住下。二房东福建人庄希泉，进步人士。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为人极其正直、热情、讲义气。他喜欢喝啤酒、游泳。他和夫人余佩皋在上海主办曙光公学校。同住房客有两位福建人张殊明、张昭明，协助他办曙光公学（张昭明是中共党员）。还有张殊明的胞弟张楚琨，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皮肤白白，双目炯炯，嗓音清脆，话不多（为革命写文章、做侨务工作，解放后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人热诚，重情义，当时他住别处，常来探望哥哥和我们。我和孩子们都称他小张先生。我们很亲切地交往，现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移住在这里觉得很愉快，白天去厂里办公，晚上回来得早的话，大家谈论时事和革命理论。张昭明因政治活动受到当局威胁，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难以立足于上海了。经我们介绍他去菲律宾马尼拉一个小学里担任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尼拉不幸死于日军枪下。哀矣！
当时二房东庄希泉（做华侨工作，解放后任全国侨联主席，晚年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介绍我去厦门，担任厦南女中校长。我因群益厂故不能分身，便转介绍文兴哲母亲去了。文母为减轻我的负担，把四女国璋带去抚养了一个时期。1931年春，通过庄希泉他们逐渐结识了由马尼拉来上海游玩的好几位华侨，有林朝聘、陈清泉、卢玉质（号文彬）等。这些华侨都是菲律宾马尼拉香烟厂和菲律宾达窝（DAVAO）省麻厂的股东、经理，亦是菲律宾马尼拉社会知名人士。我和他们一接触，觉得他们很开朗、直爽、热诚，封建意识少，爱国心重，事业心强，对女子办企业、开厂敬重。和他们来往做朋友，感觉到很轻松愉快，并且我认为他们能和我在事业方面合作。
这些华侨朋友都去群益纱管厂参观过，对女子能办工厂而且办得不错，感到惊讶。于是他们鼓励我去南洋招股扩厂。我暗想女子会办厂的很多，就是因为不良的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女子的才能啊！
通过这几位华侨朋友，我就于1931年春乘荷兰爪哇轮船公司的船去菲律宾马尼拉住了将近一个月，招得近一万元的股子，回来就把厂扩大了。占地四亩，比较像一个中型工厂了。当时有职工约三百人。
我在菲时，又结识了一些工商界的华侨名流，如：许友超、桂华山、姚乃昆、施嘉谋，还有中学校长施守壁等。他们都是华侨中的新派人物。我由菲回来时，受他们中间一些人所托，协助福建人周桂林医师在上海霞飞路、维尔蒙路转角开设了华南医院。
我结交的这些华侨中，有的在政治上思想还好，有的对于共产主义虽不反对，但在思想上颇为模糊；有的只想满足个人发财的欲望。我在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或在通信中，经常透露我对人生的看法，’并也启发他们为祖国和人类多做些有益的事。
他们之中，陈清泉身材中等，五官整齐，惟两眼较小，皮色微黄，声音清脆，他是DAVAO麻厂的得力经理，颇有才学，思想进步，喜欢阅读革命理论书籍、进步文艺作品，对共产主义颇感兴趣。陈清泉的妻子是菲律宾人。他告诉我他是被迫勉强结婚的，按天主教规定不能离婚。这次回国观光的日子里，每天找我谈论国家大事。谈到帝国主义划分租界，侮辱妇女、欺压人民等等的事时，我们越谈越伤心。我趁此机会宣传我初步认识到的共产主义，他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也就更加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和他自己的职业与天主教徒妻子的家庭生活。陈清泉说他担任菲律宾DAVAO省麻厂经理不是他的志愿，想再做几年，待经济稳定后去苏联留学。然后回国参加革命。
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应该好好干一番。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我一笑。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前面提过的卢玉质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中共华侨代表团的团长。他曾多次资助革命。他亦曾投资群益工厂。因他思想进步，我俩成为姐弟似的好友了。他的大女儿卢惠珍人极忠厚，工作积极，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博士学位。先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现已在北大医学院离休。我俩常有往来。卢玉质先生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儿卢惠珍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