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进当铺
从上海到日本、到四川、又回到上海，这是我的一段人生历程。从四川、到上海、到日本又回到四川，这是夏之时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和他在一段途程上偶然相遇了、同行了。哪知道现在我又回到上海原来的“贫穷故家”！他也又回到他那富裕“地主家庭”老巢里去了。我们分开了！这就是我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悲剧”！决不是什么偶然的悲欢离合。因为我渐次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之后，我和他在感情上不但是没有任何眷恋，而且坦然地、专一地就走上自己认为理想的大路！当然我也认识到穷困之神又将降临到我的头上！
在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后，我就一心一意投入社会活动和培养孩子。一方面努力奋斗谋求生活；另一方面是想为革命做些事。但和夏之时分开后，除随身衣着和几件普通手饰外，无其它的物件。一时也找不到职业，凡属夏之时方面的亲友，我又绝不愿前去告助，所以，生活与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就开始当当卖卖了。平常当、押都是父亲去的。在国内进当铺比在日本的时候还要紧张，因为在那里身处异乡，谁也不认识无所谓“面子”、“里子”的感觉。而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趋炎附势的地方就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孩子们学费付不出，我拿了一包衣物去当。一路上濛濛细雨，走进押头店的时候，怕丢面子不好意思进去，好像偷了东西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心一阵跳，脸一阵红，踌躇不前，四面张望一下，趁没有人看见时，才三脚两步慌慌张张地往当铺店堂里一钻。只见里面穿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幼不少，也有穿着比较整齐的，都挤在高柜台下面，每人把东西高高举起，嚷着“当”一元、两元、三角、五角不等。也有人在争多嫌少。只要物主同意当价，当铺伙计就会这样喊叫：“×字×号××东西当价××元！”账台上就照写一张当票交给物主。我边等边偷看柜台旁边隔开的敞地上，那里就像摆地摊一样，有人在拣收当押进来的东西。正看得出神，柜上人高声问我：“喂，你要当吗？”我把包袱递上去，他翻来复去看过后问我：“你要当多少？”“五十元。”“顶多三十元。”我无可奈何，只好当了三十元。大家瞥了我一眼，似乎羡慕我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候，我又一阵脸热拿了钱和当票就往皮包里一塞，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有次缺少伙食费和另外一笔费用，临时吩咐国琼把她学习不可缺少的大提琴拿去押当，她看了我一眼穿上大衣（那时她才十五岁）去了。她回来时说：“押店柜台真高，我人矮小好吃力，把琴提上去了，戴大眼镜的老头儿，伸头瞅我几眼间‘小姑娘你要押多少钱？’我没哼声，给了我这十几元。妈妈，是不是太少了？”（把大提琴押掉后，看她样子很心痛，我也后悔，设法即速把琴赎回了。）父亲说：“满好我替你们去，也许可以多当几个钱。当铺押店里的人心顶黑。”我问父亲：“押头店和当铺到底有什么区别？”父亲说：“上海当店分两种，大的叫当铺，本钱多，房子大，为了防火，用石头砌成大院，后面是老板的住屋，前面开当铺。一进门有座大屏风，上面写个‘当’字。当铺年息一分八厘，也有一分六厘的。十八个月期满，期满还放宽五天，不起息，对东西保管也比较妥当。但是低级东西不当押。小的叫押头店，进门屏风上写个‘押’字，范围小。月息二分，十二个月满期，期满没有宽放日子。但是当价比较高。同时，中下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当押的。所以穷人都喜欢去押头店。可是那里虽然当价较高，利息大，并满期日子比较短，期满不赎就要‘死当’。”父亲说到这里皱皱眉头，叹口气，又说：“开当铺、押头店可以发财，穷人则越穷越倒霉。不过，当铺的利息比高利贷总算轻多了。”父亲说完，我亦暗自嗟叹，联想到那些有钱人吃喝嫖赌，作威作福，他们的豪华生活里，哪里不浸透了穷人们的血汗！
二、紧跟真理走
从我有记忆力的一天起，随着自己生长过程和生活本身的体验，我渐渐懂得什么是饥饿、贫穷、侮辱，不公平！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我亲身体会到什么是压迫、损害、堕落、污辱，以至于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罪恶！——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它们内在的真正关联和规律。因此，当时在我幼稚的思想里认为只要是对穷人有害的，对富人有利的，对中国人有害的，对外国人有利的，就绝对不是正确的，不是好思想！
当我年幼的时候就恨外国人，因为我父亲常常被法租界里外国捕房的巡捕们无故“抄垫子”，打、骂、侮辱！后来我又憎恨满清朝廷，因为他对穷人迫害、逞威风，反而向洋人们奴颜婢膝地百般依顺！因此，我就同情辛亥革命，我赞成并且希望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去。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国家独立自主而富强起来，希望妇女们摆脱各种封建恶势力的束缚。在家庭中、社会上能得到平等的地位，通过就业能够得到经济独立。使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能够普及到每个人。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对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从本能上起了共鸣。又因为亲身体验，亲眼看到一些军阀专横、贪污腐化、祸国殃民；无聊政客到处煽风点火、借机会当官发横财，卑鄙下贱……，就热切希望北伐战争能够胜利，全国统一，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又因为亲眼见到并亲身接近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确是为国为民，能够以身作则，联络工农大众的进步青年、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贫苦的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切身利益而斗争，他们又为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多么使人敬佩！因而，我对蒋介石和某些国民党人叛变革命，清共、杀共、剿共感到深深的痛恨！从辛亥革命起到“北伐”这一系列的伟大运动，都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示，使我的眼睛一天天地更明亮起来了，头脑一天天地更清楚起来了。要走的人生道路，要去的未来方向，也就更鲜明、更坚定起来了！故当时生活虽然穷苦，可是精神上很愉快。深深体会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可珍贵的东西。回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一个笼子跳出又人了第二个笼子。那时的年月里，我的自由在哪里？我常念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久，经国琼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认识了女共产党员四川人郑德音（又名倚虹，解放后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长，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蒲振声（共产党员）二人。通过郑德音又认识她的胞弟郑志（又名沙梅），沙梅年约二十岁，身材不高，皮肤稍黄，两眼有神，性格刚强，说话起劲时候脸红耳赤，口沫四溅，为人坦率、真诚，一位热血青年。那时候，他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在音专念书。郑德音长得身材矮小，鸭蛋脸，口才好。对人诚恳、重情义。蒲振声中等身材，扁圆脸，近视眼，戴副眼镜，她比郑德音冷静深刻。她俩都是二十几岁。她们二人理论较高，有社会经验，看问题尖锐。她们到上海蒲石路渔阳里二号二叔叔家来看我的时候，说是听说四川有位夏之时都督的太太带了儿女们离家出走，成都社会轰动了，四川小报上有登载，她们看了很惊奇，所以托了张景卿介绍来看看我。我们一见如故，非常高兴，好像无话不可说。我就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要出走和夏之时离婚，想在社会上做些对国家百姓有益的事和培养、教育儿女等等，都讲给她们听。她们表示很同情我，很赞成、佩服我这种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她们对我说：“你像娜拉一样，由家庭出走，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要有毅力、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娜拉出走后没有下文。至于你，就看你怎样选择将来的道路了。”她们还说：“你能出夏家门，这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你为争取自由两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国的好女性。”我觉得她们真可爱、可敬、真亲热，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她们又问我看过些什么进步的书。我说在四川的时候看过些文艺书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土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落叶》、《女神》、《塔》、《瓶》、《少年维特之烦恼》，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文兴哲也曾介绍给我一些社会科学书，如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后，她们就常常送书给我看。其中我能记得的有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著的《历史唯物论》、辛克莱著的《屠场》、高尔基著的《母亲》、罗曼·罗兰著的《爱与死之角逐》等等。我告诉她们：当我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后，才深深体会到自己母亲过去经常要发脾气的原因和心情了。我记得我看《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的时候，激动得夜不欲眠，深深觉得书中对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断非常正确，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真正能够给穷人找出路的。我过去一直这样想：穷人一样是个人，为什么就该世世代代受苦受罪？人类必须相亲相爱、没有争夺，把万恶的私心斩除，以求世界大同，共同向大自然去斗争多么好。可是，回忆起我的经历，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些年，看到那个家庭周围人们的生活太不像话了，一切言行都从私心二字出发。有些人我憎恨他们，因为他们像一群豺狼虎豹；有些人我可怜他们，因为他们像无知的蝼蚁，他们不知道人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应该怎样才能得到真正愉快和幸福。
我看了这些书后，证实了自己那种朦朦胧胧的理想是对的。这些书进一步深刻告诉了我，社会上贫富悬殊不均的基本原因，以及改造这种现象必然要遵循的途径。我好像得到了指路明灯一样，非常兴奋。同时，我也明白了过去倾向日本明治维新后采取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固然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阶段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都不能彻底解决人民的痛苦和求得世界大同的。于是，我也相信共产主义了。
如前面所叙，经过从幼时就开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并从书中得到的启发，以及朋友的讲解，参加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就一天天地强烈起来了！也知道了凭自己这种单枪匹马的勇气，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东碰西撞地干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经过一段时期，我就对他们说：“我想参加共产党，和你们一起干革命。”她们俩很高兴。但是，郑德音和蒲振声再三主张要我先回四川，拿一笔钱出来。她们说：“你年纪轻，拖老带小，这么多人，没有钱，前途会更艰苦危险的。这一点，我坚决不以她俩的话为然。我说：“谁要他的臭钱，再说要是回去，四川是夏之时的势力范围，他会把我整死的。要是再出来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孩子都带出来了。苦，苦怕什么？顶多苦到去做苦工，也可养活家人。我幼年时的邻居，还不多是做苦工养活一家人的吗！”她们俩听了我的这些话，没有再作声。
在1930年，月份忘了，一个黄昏的时候，郑德音偷偷把我带进法租界一条弄堂，进了一座旧式石库门房子里面的一间左厢房内。室内陈设非常简单，一个三角形脸，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的三十几岁的男子，坐在书桌前面。郑德音给我介绍，说他姓李。他很严肃地望望我，简单明了地问道：
“你家里有多少人？”
“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女儿。”
“小的还小吧？”
“是的，小的才五岁。”
“你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没有现金，有一些普通手饰和几件皮衣服已经卖掉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职业，我想去教书。”
“唔！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一些了，但是你一个人教书能维持这么多人吗？”
“我也知道困难，当一个穷教书匠所入无几，所以也想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