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忍无可忍
1929年（民国十八年）春，我们到达上海。丈夫和大侄女住在当时法租界西门路，我们也挤住在这里。因房子太小，不几天就迁居法租界吕班路（现名重庆路）大陆坊某号。当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一进门丈夫就很不高兴，问我带了一大帮人到上海做什么。初到的几天，他一句话不说，相反的凡事和大侄女国君俩鬼鬼祟祟地商量，大侄女总是从中怂恿挑拨。不几天清晨大侄女进房把三十元丢在五斗柜上板着脸说：“我和二伯要去杭州，留下这钱给你们开伙食。”侄女突反常态，居然敢以如此口气！我吃惊未言。丈夫从杭州回来后，我俩在家务问题的处理上有了分歧，大大地冲突起来了。首先，关于黄包车公司、织袜厂，他认为都可以赚钱的，不应该把它关门结束，把钱购置田地。又因临行前，六弟夏有文结婚没有钱，我送了一笔钱给他成家。丈夫说：“我们兄弟已经分家，不该再这样照顾他们。”并说我慷他人之慨，意思是说我用他的钱。另一件事是：重庆都督张培爵被袁世凯害死在监狱里。他在遗嘱中曾请我丈夫照顾他的子女们。后来他的三女张映书与丈夫前妻儿子夏述禹订了婚。在我离川去沪前，他的二女张钟惠，则经别人介绍和成都刘亚体的弟弟刘光美说亲。刘光美要求女方去上海读书，才能答应订婚。但张钟惠家每年给她的生活费、学费只三百元，不够去上海念书。我那时因为要去上海，没有多余的现金，欲助不能。后来和未婚媳妇张映书商量，请她把她的嫁妆费一千元先给张钟惠，补足去沪念书三年的学费，助成其婚事。待她自己结婚时，这笔嫁妆费由我来承担，张映书同意了。对于这件事丈夫也认为我乱花钱，做得不对。而且马上择日催夏述禹与张映书立刻举行婚礼。因为这么一来，张映书的嫁妆费一千元不能给张钟惠就有借口了。至于我想帮助文兴哲去法国留学事，他更是反对。且指责我不该让琼女与文兴哲订婚。我说这是口头上说说笑话，并无这事。他仍然生气。主要是恨我不该营救文兴哲。国琼女投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侄儿夏廼庚、大儿子夏述禹和未婚媳妇留在上海继续念完大学，他也都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读什么大学不大学，花费那么多的钱，读好书又有什么用？只要跟我三年就什么都学会了。”我一笑，耐心地向他解释，无奈他根本不听。我见他不仁不义，重钱不重情，如此自私，气愤填膺。我最恨自私的人。我叹口气，想事已至此，就着重四个女孩的前途吧。次日，我和他力争琼、琇、瑛、璋女儿必须大学毕业。国琼女爱好音乐，爱弹钢琴，老师评她非一般的聪明，为父母者，为何不培养她呢？他不理睬。我又再次劝他：“要看清国内形势，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的遗志，掀起内战，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民不聊生。再说你在政治上既不满意蒋介石那帮人，但是又想重返政治舞台，打进那帮人之中，我看你的路会越走越错了。还不如现在放下官派架子，老老实实做个社会人土，办些社会福利事业，对你反而有利。家中开销尽量紧缩，把钱好好用在子女教育上，每房人都得想法生产，不能再那样依靠你的声势坐吃闲饭。至于你疑心我对财产处理有问题，以及我有无从中私藏一部分，待六弟回信就可以证明。”
附：夏有文的证明信
二哥赐鉴，马电[注]敬悉，即复上一电，文词甚简，未尽所怀，兹将详细情形为吾哥陈之。弟今春到省时，二嫂与馍侄、国琼三人，则有去沪说。斯时也，二嫂之意不过护送漠侄（即夏述禹）与国琼到沪入学，兼之一省吾兄近况而已，六、七、九三女[注]仍留省教读。行之前二嫂则曰：省中无良善女学，六、七、九三女单留省中实不放心，故行时一并带去。省中诸事则交弟暂理。临行前一日，则将各产业契约交弟暂管，并交有现金两千五百元，待日后华兴东街之房售后交付新买之田价。而飞鹰公司则二嫂已转售李洁民，其价共二千三百元。二嫂行时，确仅带现洋一百元及三百元渝票一张（此票系李洁民买车后现金不足二千三百元数，故出此票在渝兑取之票也）。二嫂行前未闻有汇款兑沪。此次所买之田除二嫂已付定洋一千元外，除押千肆尚欠一万二千元之谱，此款二嫂已早有预定，不过命弟收付耳，因华兴街之房无人承买，故办当价留在外借一千元（每月一分三行息），方将田价交清。弟年轻识浅，如何之处，总希时赐教言，弟决照办，方不有负重托。有铭兄在粤日行困顿，因无款之故，婚姻未成，哥嫂不弃，如有教言，请交广州司后街宏信更缄三收。省上家人均安，惟娣常病，近仍服药中。酷暑将近，新秋又至，饮食起居尚希珍重。专此敬请暑安。弟文谨上
六月十七日
（7月23号）
“总而言之，如你再不接受我的这些意见，那么，除子女留在上海念书外，其余事情随你去决定吧！”我是一而再地苦口婆心地劝他，可是他概不听取，责备我被人欺骗，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诱惑。他说：“这么多人在外面念书要花多少钱呀？女孩子们念那么多书做什么？让她们早些出嫁算了。你不是十几就出嫁了吗？迟早她们都是人家的人。”又说：“上海这地方是花花世界，你这样做，不害死她们才怪！”说罢，他就要我带所有的人立刻回四川，还要我今后不许与任何人来往。天天吵闹，满口胡话，真把人气得要死。从这开始，我就想和他离开。联想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总是想用感情去感化他，使他转变，依然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他不但不接受我的忠告，反而提出这些不近情理的苛刻条件。这样下去，做夫妻还有什么意思？此后，我俩每天争论，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特别争吵得厉害。国民党人李伯申（又名李肇甫，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谢持（又名慧生）、记得还有杨沧白（即杨庶堪）、唐德安等从中调解几个月，向我多方面劝解，说什么丈夫脾气憨直，一时头脑不清，才提出这些莫名其妙的条件。还劝道：“大嫂，你要想到你们当初的结合是不容易的。多年夫妻，儿女成行。你暂时委屈些接受他的意见，把孩子带回四川。他气消了，让我们再劝劝，他慢慢就会听取你的劝导。他在背后也经常说你好，我们也很敬佩你。”
我经他们几次三番劝说后，心里很矛盾。想到儿子大明留在四川十分不妥当，还是把大孩子们留在上海读书，小的暂时带回去也好。如果他仍然不转变的话，带儿子、女儿再离开他也不迟。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小儿子一起带出四川。于是我便暂时让步，答应回四川再说。他也答应把大孩子留沪，小的带回去。
二、分居
虐待无辜琼女我正在准备暂时回四川再说。有一天早晨，孩子们起床后都挤在洗澡间梳洗。丈夫走进去，看见文兴哲和国琼女也挤在里面梳头、洗脸。他大怒，一把抓住国琼女的头发，拖到他的卧房，把门锁上，开口骂：“你给我跪下，昨天你俩从法国公园回来，我关照过你们了。你们今后不许在一起谈话、玩耍，不然我要处罚你们。你们居然不听我的话。现在又在洗澡间挤来挤去，男女授受不亲，简直是搞得一点家规都没有了，还成什么样子！叫你不要听母亲的话，你年纪还小投考什么音乐学校，但你偏不听。”
我在门外听得他这样责骂仅十四岁的国琼女，我大声喊开门，丈夫不理，只好从门缝里望进去。见可怜的国琼跪在父亲面前哭而不语，丈夫坐在椅子上指着地下的一根绳子，一把剪刀，骂道：“你给我去死，这两件东西看你使用哪样……”从中作梗的大侄女国君则站在她叔叔椅子旁边，边替叔叔打扇，边指手划脚地劝国琼女说：“三妹，你就认错吧，说下次一定听父亲的话。”这时，我已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拼命敲门……
一封信我在当时又急又气。他又来无中生有，变本加厉地找麻烦。我未及去向李伯申等告诉这件事的时候，接着又发生一件事：就是国琼女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去法国留学，路经香港，在船上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船遇风浪，好容易才脱险等语。这封信先到他手里，他暗中拆开看后，大发雷霆，节外生枝地又重新开始吵闹。说我已经答应他不同任何人来往，为什么人家还有书信给我呢？而且，他硬说信中话，是挑拨离间我们夫妻的。我说：“我答应才没有几天，就是拍电报通知别人，也不能阻挡已经在路上的邮件啊！”他就把我的信扣起来，天天吵闹，烦死了。我趁他不在家的一天进书房把信撕毁了。第二天清晨，他发现信没有了，就去楼下叫嚷：“六儿（国琇）、七儿（国瑛），你们谁拿了我的信？”接连着一大串骂人的话，孩子们吓得躲在亭子间里，不敢出声。我在三楼怕孩子挨打，应声说：“那封信我拿了，别怪他们。”于是他直奔上楼，边跑边说：“你好大胆，偷了我的信，还敢讲是你拿的！”接着就乱骂了一阵。这时候，我正在整理衣箱，国瑛女吓得躲在屋角落里。他一进门我就回答他：“你最好看看信封上是谁的名字，就可以证明是谁偷了谁的。”我话未说完，他就厉声说：“什么？”冲了过来，抬起脚上锃亮的黄色长统马靴，一脚向我胸前狠狠踢过来。我倒在地上，只觉得一阵剧痛，头脑发昏，知道敌不过他，立刻忍痛爬起来，转身往楼下跑。他接着把衣箱拿起，从楼梯口向我头上掷来。见箱子打不中，他就从楼梯追下。我直奔厨房后门，他追到厨房里拿起菜刀，我在一刹那间无可奈何，直跑到弄堂里去。他又追来。幸好这时候他侄子夏廼庚、夏大猷回来，迎面把他拦住，劝了回去。
再不回头我乘车到五马路张宝记电料行表兄张燮荣家。孩子们来看我，见我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哭了。住了两个礼拜，一直到他打电报请北京干亲陈可达来上海再三劝我回家时，我才回去的。经过这场风波，我坚决要和他离婚了。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怨愤再也不能容忍了。想到他与我在共同的日常生活里，丝毫没有温暖，体贴和共同的语言；想到他的思想、人生观与时代背道而驰，并且变得越来越暴戾、嚣张。我越忍让，他却认为我懦弱可欺，越是得寸进尺。再回到四川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再去捧着一个金饭碗做夫人、做贤妻良母？做一个辛辛苦苦操持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的主妇？这样下去，徒然牺牲儿女和自己前途，更谈不上什么为国为民了。于是，我就正式提出离婚，并坚持把四个女儿都要带走，不要他一文一毫，也没有其它任何条件。人要有志气，这是幼时听来的教导。这时候，因李伯申、唐德安、谢持、干亲家陈可达极力劝解，暂时回家。可是我情愿领着老少吃野菜过活，怎么也不愿再回头了。
上海法国公园谈话经中间人的劝说，孩子接我回去了。到这时，丈夫对我不再凶恶了，用时而硬、时而软的态度和方法来说服我带孩子回川。有一天，他邀我去法国公园（现称复兴公园）谈话。只有我俩和国琇、国瑛两女，不像往时有别人参加。孩子们坐在草地上玩耍，他带着冷笑、镇静的态度开口轻轻说：“竹君，你应该仔细想想你是什么出身，我们是在怎样困难情况下结婚的。我俩是患难夫妻，我俩在日本的年月里，当押度日。你还记得你用烟头重新卷好烟卷让我过瘾的事吗？开始时，你无论在家庭里或者亲友间，没有一点地位，没有人看得起你，后来，我在家庭中怎样支持你，在亲友中怎样抬举你，我是怎样严守了一夫一委制，我们所知道的有地位的军人中哪个没有一二个姨太太？总之，经我的帮助，你自己的努力，逐渐转变到现在人人尊敬你的地步。在四川家庭里，一夫一委能有几家？做一个掌权的家庭主妇，更能有几个？你放弃金饭碗不捧，偏偏要蓬头赤脚带着子女出外去捧一只讨饭碗。上海是天堂，也是地狱，花花世界，孩子又都是女的，按你心愿是想孩子们都受高等教育，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我们已有十四五年夫妻历史了，有了五个孩子，经历了风波患难，这是不容易的啊！你还是快快回头，接受我的意见，赶快回川。我待你一切如旧。我爱你，才这样对待你，你该明白。你如果认为经过这次事后，不便再住成都，搬去合江乡间居住也可以。”我插嘴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不便再住成都，这是什么话？什么意思？”他不回答。他继续说：“大观田后面蓉山风景美丽。本来我就想在那里建盖一幢房子，并待儿女们成家出嫁，我们就去那里养老享些清福，多么好。你好好想想吧。”我认为他所说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半晌未语。
黄昏时候了，我向天空望过去，希望那无际的星空、初弯的新月，能够给我些毅力！又向那四周望了一转，盼望那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能给予我片刻的安宁！草地上——孩子们正在那里愉快地玩着，跳着，像小天使似的在自由地飞翔着。我低头沉思，俨然像石人。
不知此身在何处……
他再次问我：“你到底说不说话？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最后，我抬头回答他说：“我不是贪图物质生活的人！你说的我全知道。多年来，我对你已用尽苦心，委曲求全不知多少次。每次总想纠正你许多不正确的想法，为你的生活起居费心，为你的前途担忧，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整个家庭操心着急，起早睡晚。然而，我已唇焦舌敝，心血绞干了，你却无动于衷，怎么也唤不醒你，你已经不是当初我们认识相爱时的夏之时了。你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增添了许多庸俗的东西。你陷于泥潭中而不自拔，还以为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正确的。而我今天所得到的是什么？包括双亲在内，侮辱、诬蔑、殴打、持刀行凶，是贵夫人，还是主人对丫头的刑法？人前夫人长，夫人短，人后就要以对待丫头、童养媳似的‘恩主’自居。不管你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你对于我的‘爱’不是平等的互爱互敬。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或有触动你自以为是的尊严、意志的时候，你还会想到什么夫妻之爱吗？你就居然骂、打，甚至能置我于死地！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害怕你。连我的双亲，偌大年纪协助我办黄包车公司，无论寒暑起早睡晚，你从无一句好话，反而受你侮辱、毒骂而害怕你。他二老因无财无势，从不敢和你争论。他老夫妻俩经常为疼我，为你不讲情理乱发脾气而忍气吞声，暗自淌泪！总之，爱情与友情是不能建筑在“恐惧’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如此生活下去，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无任何快乐，只有痛苦，无代价的牺牲。我老实告诉你，当我为你而痛苦的时候，总是想到当初家人鄙视我时你支持了我，并且你不像军阀们任意玩弄妇女，不是三妻四妾至少有个姨太太，在这方面，你是一丝不染的，就忍受平气了。否则，我早已离开你了。但我早就和你谈过，你把事情弄绝了，总有一天你就是给我磕三百个头，我也不会回心转意的。现在这日子已经到了。（啊！我写到这里忍不住地一阵辛酸！——浪费了我多少心血、精力、时间！）总之，你认为的‘爱’，我再也接受不了。情意不投，对事物的见解不同，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再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徒增痛苦罢了。我已立定今后一生为国为民，尤其为穷苦人民谋出路做些事情。为四个孩子谋前途、幸福，这就是今后我要走的道路！”他听了含怒说：“你为什么不听从亲人的话，反而去听信外人。希望你不要受外人诱惑蒙蔽。”我说：“想得这样简单的是你自己。”于是这次谈话又是不欢而散。从草地上叫回孩子，彼此默默无言地回了家。
理智战胜感情他又继续找人劝我，我还是很坚决。过了几天，在半夜2点钟左右，大侄女上三楼（这时已住三楼，二楼丈夫、侄女住）来给我一张丈夫写的小条子，我拆开一看：“竹君！可否请你现在下楼到书房来谈谈？”我对大侄女说：“好！我就下去。”但是当时浑身发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谈话。他必然又是先轨后硬，我不怕他硬，只怕他用感情来打动我。夜深人静，楼梯灯火一片阴森，我右手搭在梯旁的扶手上，边下楼边回忆起过去酸甜苦辣及一切难以形容的镜头，都在脑海里浮现。想到今后天涯地角，四海茫茫，赤手空拳带着双亲和四个女孩往何处去？回川吧等于再人火坑。真觉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楼梯最后几梯时，理智与情感交织着，矛盾着，心跳，头昏，恍恍惚惚猛然双腿软得像棉花一样，咚的一声坐下站不起来了。坐在楼梯上，思前想后，千丝万缕，百感交集，欲哭无泪。猛然转念与其回四川再人火坑，不如追求一线曙光！顶多苦到像双亲和从前那些邻居们似地做小工，当苦力，也得养活家人。或者到工厂去做湖丝阿姐。何况自己受过教育，有文化！必须坚决，必须再次跳出火坑！刹那间如急雷闪电，双腿忽然起立。于是，我走进书房，他已在书房后面的红木餐桌旁坐下等我了。我在他对面侧身坐下，我时而低头，时而仰望黑夜星空，尽力克制情思听他叙旧。
料他在这最后一次的谈话中，必然会从头至尾用感情来触动我，说服我带孩子回川。随他怎样婉言软语，就是向我下跪，我也同样不会再回头了。就这样，在自己的思想上作好准备。果然，他从我们认识开始谈起，一谈谈到快鸡鸣。他还提到：“我们到日本的第二年，当你替革命党送一件公文去上海再回东京时，因路费短少，你在火车上整整挨饿了三十多小时。我在东京车站接你下车时，你一句话都说不出了。我从你的手势才知道你挨饿了，马上带你去中国餐馆。你因为饿过火了，一碗面只吃两三筷子。还有一次，我们在东京，因为大哥不按时接济我们，我们穷到买不起香烟，在半夜里你从垃圾盆里拣出香烟头拆开，用写字的水纸卷成二三寸长，给我过了烟瘾。这些说明我们俩如何地恩爱……”我想：“你现在晓得思爱了。”当他谈到确是触动我感情的时候，我把牙关咬紧让它一溜过去，不让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停留，即使是一秒钟。最后，他谈完了，看我不响，便说：“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说：“你的话我都听清楚了。”他说：“那么，你到底怎么决定呢？”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免得他纠缠，我立刻回答他：“你不愿意离婚，那么暂时分开五年试试看，谁的路走得通就服从谁吧。”他如火山爆发似地猛然板脸站起来，把桌子一拍，高声嚷道：“我真想不到你变得铁石心肠了，硬到这种地步！”我未言语，站起转身回到三楼往床上躺下，双手抱着头长叹一口气，觉得愁闷的心胸像拨开乌云，光亮从白云里透露出来了，反而舒畅安定了许多。
最后，他同意先分居五年，当众位朋友面前答应我的。允诺每年给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共一千六百元。看看今后各人的前途究竟谁是谁非。但是这笔款子，我从未收到分文。
不几天，他带大侄女及前妻儿子夫妇（夏述禹与张映书）回四川。我和双亲及四个孩子就从旧法租界大陆坊搬到蒲石路（现长乐路）渔阳里一号，这是一座旧石库门房子，是我二叔所租的。他把楼下左厢房让给我们租住。从此，放下了失去母爱的钊儿（大明），带着四个女孩和双亲踏上了为争取光明和为生活而奋斗的道路。然而，在精神上我如脱离苦海似的顿然觉得非常轻松愉快！记得迁居的当晚，我就吃了两碗饭和好几块母亲亲自烧的红烧肉。这是1929年秋。
三、在沪正式离婚
1934年秋（民国二十三年）五年分居期满，夏之时来上海，住辣裴德路辣裴坊“沧州别墅”。有天下午约我谈话。他以冷嘲热讽的言词对待我，想要我母女回川。他板着脸问我：“五年来成就如何？感想如何？”我正视他一眼说：“我有感想，很多的感想。如我和一位军人结婚，如果他后来因战败成了残疾人，那我还要多花劳力多养活一人嘞！”他未作声。这时候，正遇我父亲病得很厉害。由于在成都帮助我经营黄包车公司，早起晚睡寒气入肺而得的咳嗽病复发，病重卧床。他对我说：“你父亲病成这样，你若是答应回川，我就拿钱出来给他治病，否则我就不管。”我看了他一眼，觉得对他已到了简直是无话可说的地步了。又看了他一眼，我回答他：“我们还是正式离婚的好。如果不离婚而我又不回川，你不能没有人侍候，同时你在家人面前也不好交待。”他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希望你经常汇些零用钱给孩子们。不要让孩子们长大成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他回答：“这当然可以。”就这样在沧州别墅结束了谈话。
这次他对我比较客气。谈了几天，我们终于去了李伯申（当时在上海当律师）律师事务所。我进门见调解人都在场，靠墙一排坐着，李怕申先生站在当中，我和丈夫坐桌两旁，气氛冷静凄凉……签字前，律师李伯申先生当众照例问我一声有无条件？我回答：“（一）分居时候，讲好按月汇贴孩子的生活费用，然而五年来未见分文。孩子父亲是有钱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不汇分文，让孩子们长大成人，只知其母不知有父。（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若有个意外，请求他念儿女骨肉，夫妻多年情分，继承我的愿望培养她们大学毕业。此外没有别的条件。”我见在座的人们听完我的话，无不热泪盈眶，欲言无声！唐德安先生做了离婚签字的证人。李伯申先生含泪叹口气说：“都认为你俩是一对美满夫妇，想不到今天由我为你们办理签字离婚！”“那么你还有什么条件？”他又问。“没有了。”我回答。丈夫见我提出的要求与去沧州别墅时所谈的内容相同，并未增添其他要求，突然走过来和我握手下泪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可以办到。”我心想：“你现在知道我的人格了。这无非是因为我带着四个孩子离婚，不分你的财产，不要你的钱而已。”当时由于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已完全和他决裂了，选定了一条和他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决不会再回到过去那种别人以为富贵荣华而我却深恶痛绝的生活中去。因此，丈夫和在座的好心人们的眼泪，丝毫没有触动我。
当我在李伯申律师事务所办完了离婚签字手续，并与众告别致谢后，顿时感觉自己如穿着五彩缤纷的外衣，而实是遍体鳞伤的小鸟又悲又喜地再次跳出牢笼，能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自由地飞翔了。此时此刻的心情笔墨难书。出事务所，仰望长空，蔚蓝天色分外晴爽宜人，不觉伸伸腰叹口大气。啊！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夏之时函戴季陶他回川后，不但分文不汇，反而还电信南京戴季陶、李伯申、谢持等人说我隐匿款项，并叮嘱他们“勿予接济”等话。还要他们请南京政府设法逮捕、惩办共产党员文兴哲、张景卿。对于我，请他们用夏之时的名义正式将我驱逐，登报周知，并请设法把我拘禁，迫我交出孩子。他企图以这些手段来威胁我回川。幸好这几位接到信电后，并没有理睬他。戴季陶反而约我去南京，把信亲手交给了我。丈夫致戴季陶的信抄附如下：
再启者，弟返川后，详查家变之起因，由弟出省未久，即值育仁捕系成大学生。确隶共产党籍者十余人，内有文兴哲一名，年尚幼稚，母又孀居，各方均代缓颊。育仁将各生枪决后，乃令兴哲取保待释。竹君适经营袜厂，遂将兴哲保出。该母子感激之余，始到含叩谢。因是时相过从，文母乃将兴哲寄拜竹君，自后往来愈密。竹君见兴哲聪明，隐有赘婚之意，复命兴哲随时到合，教两幼女科学。其时文氏母子，虽对竹君仅赖保护，但文氏家素赤贫，十余年携子在外，其用度纯向各方张罗，已成习惯（查得昔年曾向席新斋、张富安、刘白乾等请求接济过），见竹君如此善遇，实已萌有妄冀。适有文母之女友张某，亦系接近共产青年，孀居，而家亦贫，十年来在省及往京沪求学，多用欺骗手段，诈取金钱（动身时尚骗取因某五百元去），习以为常，而竹君不知也。两人朋比为奸，遇事迎合，遂大得竹君欢心。复与竹君结为姊妹，亲爱有逾同胞，每遇三人谈话，均屏去左右，以防漏泄，有时三人相聚，抱头痛哭，大致以孤贫感竹君（现据家人传说），使其自动怜恤，牢不可破。此事，乃造因于是矣！复查竹君虽有纳赘之意，于去岁，致弟函时，虽盛道兴哲之好，仍言将赴法留学，不久，过沪见面后，如以为可再与订婚。殊函发后，张女士以兴哲有赴法之行，渠乘机拟偕往留学，恐弟或不赞同，则渠之计划全盘失败，乃以共党书籍使竹君阅看，并以伊党主义随时灌输，先变换竹君脑筋，使对家庭及弟均处于绝对地位，乃可施行诡计。自此，竹君一切行动，对弟及家庭完全隐避。大儿往劝，至于打骂交加，迥异常度。后经张女士多方蛊惑，竟将婚事定局，免弟将来变更。并及时举家移沪，将弟房产交易现金兑沪贸易，一则：以经商红利汇助文、张学费；二则：经营商务，挪汇较易，两者均不致败露马脚，纯属张女士之主张。盖张以自身无款留法，须借照料兴哲，以期学费有出，且尚有其它之阴谋，诓意竹君竟为所愚，一面电弟云，即来沪，免弟先行四川；一面变售房产，对弟亲友则言售房买田，易于收租，化零为整，以掩耳目。结果，将弟之房产全部及袜厂机器、货品及车子完全变售，汇沪现款在四万以上，买田甚少。继到沪后，竹君即言，兴哲婚事已定，故命张女士带其赴法留学。又因川中教育不良，始携子女到沪留学。房产因乏人照料，乃售房买田，所有汇沪现金及数目概未提说。弟彼时既不赞成售房计划，婚事亦主详加考查，意见不免分歧，而当时弟不了澈家中情形，且尚不料其孤行着此。复因张女士与兴哲常到弟处，内外竟无防闲，一切趋新举动，迥异畴昔。严加限制，遂发生语言冲突。曾劳吾兄调解，时经数月，弟纯系委曲求全。毕竟执迷不悟，弟始只身回川，盖兄等所亲见也。现弟经此巨变，不但生活不能维持，而从前之整个家庭被人破坏若此，精神与物质上均饱受痛苦，但私心犹以渠不过一时被人愚弄，稍待时日，或自知文、张利害，幡然醒悟。殊别后，反作以滥为滥，得尺进尺之想，于弟离沪时，私将弟之皮衫各物私自运出，而弟抵渝时，乘弟不明真象，迭电弟索款，大有多得一个是一个之势，竟决心不归，忍弃二十年夫妇之情感及伊之幼子于不顾，其孰不可忍耶！现弟已离沪数月，尚有数女在竹君左右。小女婚事，竹君团赴沪时，于途中发生数事，已知此子胆小，性质亦复不良，虽隐有悔意，于弟离沪时，表面上云允解除婚约，但仍爱护兴哲，望其将来成就，待小女及奖时另用手腕撮合。似此情形，以后隐忧益大。竹君如此忍心，铸此大错，本应深恶痛绝，不过终属受人愚弄，可恶亦复可怜。请兄再详加开导，晓以利害，动以情感。如渠能有觉悟，已汇沪之现洋，只要能如数汇川，决不追究。其他所有办法，如下：（1）竹君须以存沪之现款全数汇回，即率子女四川同居，请兄等代为负责（如接济文、张已有损失，亦属无妨。总之，自今日起能觉悟，文、张是骗子，我才是真正永久爱她的。毅然与文、张断绝关系，则无事不可了）；（2）竹君如愿在沪少住，则于沪款中，酌留用度，余仍汇川；其子女由弟派人到沪接回；（3）竹君如隐匿款项，子女又不送川，则是无可挽回，无可原恕，弟即以最后手段，宣布张女士与兴哲系属共党，请政府逮捕惩办（此项事须请见等援助办到）；对于竹君，以弟名义正式驱逐，登报周知，并请见等先将竹君设法逮禁，子女强迫交出，更为心感。此时见等幸对竹君勿予接济。鄙见如此，留乞酌裁。心绪恶劣，语不详尽，并希谅及。弟之时再上。
[作者注：原信件无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作者标注的。]
戴季陶邀我去南京离婚后不久，有天黄昏时候，忽接戴季陶信邀去南京。什么事？我颇惊讶。不去吧，想到亲家关系，又待我不错不能推却。见机行事吧。
到了南京戴家后，戴和夫人纽有恒俩招待亲切热情。午饭后，戴向桌上丢出一信对我说：“你看吧。”我见是夏之时致戴的信知不是好事，但我胸有成竹。看完信，叹口气。他连忙说：“不要难过，我们都知道你的。他一时糊涂随他去吧，也许旁边有军师给他出了迫你回川的主意。可是今后你自己所选的道路是很长很远很艰苦的，该怎么办？好自为之。”正说到这里，纽有恒插话说：“亲家母，你是一位聪明能干的人，但上海滩上不是容易立脚的，你带着四个孩子、双亲怎么度日？你对企业有兴趣是好的，但在上海若没有权势的靠山是难以办成功的。我的建议：你应该加入国民党，有政治资本支持你，事情好办多了。你好好想想。”我心想：你们陷入泥坑而不自知，还要拖人下水。
我在戴家住了两天，谈话总是不离开要我加入国民党的这个话题。当时我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