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出院的时候，已是冬季，冰冷的雨水打在我额头上，竟如炭火烤炙般生疼。我没有坐车，想走路回家，因为我要冰冷的雨水扑打我的额头和面颊，痛疼让我有存在感。林阿姨冲着司机点点头，然后牵着我的手，陪我一同往家走。父亲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我想他的脸色比台北的天空还阴郁。医生之所以同意我出院，说是我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别人，说明我的状况有所好转，因为那天我看见林阿姨脸色苍白憔悴，劝她回家休息。
父亲几乎不再去故宫博物院上班，每天都在家里陪伴着我，博物院偶有要紧事宜，他也是打电话给林阿姨，等林阿姨到来之后，他才会出门。为了让父亲不再为我付出那么多，我拼尽全力多说话，且配合父亲的良苦用心，每天早晨跟着他出门散步。
林阿姨到来后，拉着我的手，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是担心你走上妈妈的老路，要想让爸爸放心，你不光要跟父亲说话，你还得拿起画笔来。”
作画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因为我无法像曾前那样集中精力，秉国时不时地会走进我的脑海，我们第一次牵手，我们第一次拥吻，我们第一次**……
林阿姨从父亲的工作室找出一副油画，是母亲在阿里山写生的画作《高山人家》，让我比照着临摹。我心里清楚，自己的抑郁症给两位老人带来无比焦虑，我也想尽快走出抑郁，我顺从地拿起画笔。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临摹出来的《高山人家》只有局部的星星斑斑神似，其余大部分几乎是一团糟。我那比常人多一倍的视锥细胞，大概已经无法聚焦，调出来的颜色不是浅了就是浓了。尤其是画中的一位高山族女孩，她那纤细的腰肢让我联想起沈碧涵，从沈碧涵身上自然而然又会想到秉国。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林阿姨走过来抱住我，我伏在她的肩膀，哭着说：“我的视锥细胞被泪水都带走了，我再也不能作画了……”
台北的雨季到了，我的状况依旧没有好转。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父亲，他不再翻阅心理学书籍，也不再无时无刻地陪在我身边，而是躲在楼下的工作室里，没白没黑地刻印治印。有时候，林阿姨到来，他也浑然不觉。直到林阿姨下楼告辞时，父亲才知道林阿姨来了。有一回，父亲撑着略显佝偻的身躯出门送林阿姨，我在楼上听到林阿姨嗔怪父亲：“你昏天黑地忙叨什么？我怎么觉得你也快抑郁了？女儿还没有出来，你可别又进去了。”
我听见父亲回道：“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经历过了子绢，便不再有能击倒我的困苦了。”
林阿姨听罢父亲一番话，似乎有些心情不悦，她用幽怨的口吻岔开话题：“你整日里神神道道乱腾个啥？”
父亲说：“大乱方得大治，我正在给幼清开药方子。”
一周后的晚上，林阿姨又来了，说是父亲要去博物院开会，给她打了电话。
父亲临出门的时候，上得楼来，告诉我和林阿姨，说是博物院新馆落成布展需要开个紧急会，估计时间会很晚。
林阿姨面色像往常一般沉稳，她面对着我，话语却说给父亲：“你随意，我已经预定了阿健的黄包车，让他晚上十点钟来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