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她回过头。说到工作人员，眼前这个女人正是头一天下午就让她心生厌烦的那个。尽管脚下满是脆生生的枯枝，她还是悄无声息地凑到了雪莉身边。
“怎么啦？”
“您要迟到了。”
纯粹是些虚情假意的客套话罢了。
两人之间悬着一瞬，雪莉完全可以做出任何反应。可那瞬间终究过去了，像烟雾般飘散在林间。“嗯，好。”她应声道。
那位女士倒也识相，没再开口，只是默默陪着雪莉穿过树林、绕过马厩，朝主宅走去。或许她也在听，就像雪莉一样，留意着不远处公路上一辆汽车渐行渐近的声音，那低沉而悠长的轰鸣声被拉得愈发绵长。等到那声音终于消失时，她们已快走到门口了。
她心里想着：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只要有人来访，你立马就能知道。
当然，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把这座桑恩康复中心建在这荒郊野外，自有其用意：越是偏僻，就越容易被人遗忘。
桑恩，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地方。
至少克劳德·惠兰是这么认为的。
他以前可是跨河那边的行家啊！什么阴谋诡计、花招伎俩，无所不用其极。他自认的一大好处，就是即便别人在玩什么猫腻，他也能一眼看穿。比如眼下这件事：兰姆那一帮所谓的“慢马”，就在索菲·德·格里尔失踪的第二天早上，被押送到军情五处的戒瘾康复中心——也就是在德·格里尔给杰克逊·兰姆打过电话之后。说到底，这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而其他人只会把它当成毫无章法的随机运动。这次也不例外。那起发生在温布尔登的事件——雪莉·丹德持铁棍袭击旅游大巴——未免太过离谱，根本不可能是真事，充其量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已。更何况，桑恩既封闭又与世隔绝，根本不适合安置泥沼府的特工。
他早就跟兰姆提过这点，可那老狐狸却岔开了话题：“丹德的事关你啥事？阴谋诡计、花招伎俩……”当时他就看穿了兰姆的把戏：真正被送进桑恩的，并不是丹德，而是索菲·德·格里尔。
可玩这场游戏的又何止兰姆一个？当天早上的《泰晤士报》第七版上，有一段不起眼的小字：“人们对瑞思克1号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唐宁街首席顾问安东尼·斯帕罗麾下的学者兼研究员索菲·德·格里尔的去向愈发担忧……唐宁街发言人则驳斥了有关德·格里尔失踪系安全部门所为的传言：‘在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此类不当行为之前，我们只能将其视为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克劳德心想：这分明就是宣战宣言！
因为这完全符合一场权力斗争的特征。斯帕罗早已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白厅的各个部门，如今大部分顾问职位都由唐宁街直接任命，实际上就是由斯帕罗本人说了算，而非各部部长。权力集中本就是政府的一贯目标；至于权力下放，则被现任首相批评为其前任中最成功者在国内政策上犯下的最大失误，相比之下，那些不太成功的前任们在地方事务上的成就反而更容易被记住。眼下正值疫情余波导致各地经济动荡之际，加强唐宁街的权威自然显得尤为必要。而显而易见的是，斯帕罗正打算让摄政公园也成为这道防线的一部分，但这需要第一把交椅的配合才行。至于德·格里尔究竟在这场博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惠兰一时还看不太清，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她已经成了棋子，而斯帕罗更是巧妙地把“确凿无疑”这个词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官方媒体的报道里。
塔弗纳对此会有何反应，惠兰同样无从得知。但他多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时值上午晚些时候，他正端着咖啡，透过后窗凝望着被夏日炙烤的花园。直到不久前，这片园子还完全由克莱尔打理，而惠兰不过是她偶尔召来帮忙的客人——若需搬重物之类的体力活，才会请他出手；真正的重活则会另请专业园丁，否则，他的存在除了见证克莱尔精心培育的一草一木外，便显得多余。如今，花园里满目荒芜，而他却无力回天。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在风起时把落叶和其他杂物挪开而已。克莱尔的缺席，在那些不速之客般的杂草丛中体现得再明显不过：有的野草几乎要将玫瑰绞杀，有的虽无害却难看至极的蒲公英。其实，这些“入侵者”早在她离开之前就已悄然生长。真奇怪，一种执念竟能取代另一种；就算不算奇怪，至少也该让人评上两句。若连这都不行，那就说点别的吧。见鬼，他的脑子里竟快没词儿了。就连自己的存在都让他觉得乏味。他倒是可以雇个园丁，可眼下他还有个电话要打呢。
“桑恩康复中心？”
“那是军情五处专为酗酒成瘾者设立的机构，”纳什解释道，“同时也治疗药物滥用及相关行为，以及那些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身健康与理智的人所遭受的各种创伤。”
斯帕罗才不想听这一套说教呢。
“那他百分百确定德·格里尔就在那儿吗？”
“他说有八成把握。不过他这个人一向谨慎。”
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在夸对方审慎，而非一个无能之辈的絮叨。
纳什又啰嗦了一通，随后问斯帕罗要不要把桑恩康复中心的联系方式发到他邮箱里，斯帕罗反问他是不是傻。在这片区域，电子邮件这种东西，只有当连宣传片都付不起的时候才会用。于是他干脆掏出笔，把必要的地址信息记了下来，心里却依旧闷闷不乐地盯着墙发呆——在他脑海里，那面墙渐渐幻化成作战室里的地图。弄清德·格里尔的下落，就意味着插上一面胜利的旗帜。同样，今晨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一则防水广告，也算是一种胜利。可人们总不明白，成功并不取决于什么连贯的战略——那种所谓的“连贯战略”，只会让你死守一条路子，任凭事态发展摆布。可一旦你意识到有些问题根本无解，你的选择反而会变得更多。混乱反倒成了另一种可能，一片孕育新机遇的沃土……这便是他政治哲学的根基，也曾助他渡过不少难关。诚然，他也曾几度失衡——比如他曾当着首相的面撂下狠话：“我们才不需要该死的封锁呢！难道我们是法国人吗？”可即便是这样，也自有其好处：它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场比“湿脚政策”还要棘手的脱欧谈判上转移开，而疫情后的恐慌情绪，正是值得煽风点火的火焰。就拿那些反疫苗人士，或是G5纵火犯来说吧——他们那些由名人背书的蠢行，简直让内政大臣看起来像个理性典范……每一次全国性的恐慌，都能让政府趁机加紧管控，因此每个政府都需要一位敢于播撒混乱的远见者。
斯帕罗之所以懂这些，是因为他要么在博客上读到过，要么自己写过，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两者的区别，不过在于剪切粘贴所需的时间罢了。
但除此之外，索菲还是个坚定的信徒——她是脱欧的推波助澜者，在看似需要“无协议脱欧”之际，硬是给首相鼓捣出一剂猛药来；她更是全力支持斯帕罗的目标，即彻底清除白厅各大部门中任何残存的自主性。尤其是摄政公园——她曾指出，历史上不乏情报机构首脑最终登上国家元首宝座的例子，美国和苏联都在其中榜上有名。“千万别以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这里。”两人私下里也颇为投缘：当年斯帕罗向首相解释《生活多美好》里的真正英雄其实是波特老爹，因为后者绝不让情感左右生意经时，索菲第一个便点头称是。所有这些念头，大致按此顺序，如溺水之人临终前的最后一段新闻短片般，在斯帕罗一个月前于莫斯科邂逅瓦西里·拉斯诺科夫时倏忽闪过脑海。我们非常高兴您为德·格里尔博士设立了这个职位。在我看来，这无疑为团队增添了一位杰出成员。
对此，斯帕罗只能以一脸茫然作答。
当然，拉斯诺科夫很可能在撒谎——毕竟他是个特工嘛——可回到家后，斯帕罗还是悄悄打听了一下德·格里尔的超级预测资质，这才得知，这类能力的测试往往不像在线信用核查或网络学位那样严谨。紧接着，他就闹出了动静：玻璃被打碎，地毯也被咬得稀烂。后果可想而知。倘若拉斯诺科夫真的把德·格里尔安插到了唐宁街，那么接下来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就把这条消息锁进克里姆林宫的某个柜子里，跟那些性工作者往酒店床上撒尿的视频一起珍藏起来，然后余生就靠轻轻一转钥匙，看着自己一手制造的混乱大施淫威；要么就索性把事情闹大：把这事儿炒热，再美美地烘烤一番。这才是那位破坏者的选项，而斯帕罗一眼便认出了同行中的高手。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第一招就适得其反了——他联系上了“极端派”的贝尼托——真名亚历山德罗·博蒂利亚尼；虽说谈不上盟友，但毕竟曾在同一片树林里并肩作战——结果却让对方误以为他和他的九十来号同伙已被列入内政部的黑名单，而这份名单本就是斯帕罗随心所欲可以修改的。更别提长期居留签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了。这些条件足以笼络人心，可偏偏事与愿违：贝尼托根本没必要出卖同伴来整他，因为他那帮手下就跟训练有素的黑猩猩一样差劲——非但没能盯住德·格里尔的行踪，反而在她傍晚跑步时埋伏截击，结果被揍得屁滚尿流，直接把她送进了摄政公园的怀抱。这样一来，局势愈发胶着，塔弗纳反倒占了上风。
不过，有些基本的道理依旧管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撒个谎、吹个牛，撑过两轮新闻报道周期，你就万事大吉了。新闻头条就像鲨鱼一样，永不停歇地游来游去；你丢给它们的“碎屑”离得越远，它们就越懒得追。于是，新计划来了：把德·格里尔的故事包装成军情五处搞鬼的戏码。只要在《泰晤士报》上埋下“防水”这个词，就能把德·格里尔塑造成一场肮脏伎俩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则顺势退居配角。斯帕罗才不在乎自己在演员表里排得多靠后呢——躲在暗处做事，效率反而更高。
与此同时，要是塔弗纳或者她那帮手下杰克逊·兰姆真把德·格里尔藏进了军情五处的某个秘密据点，斯帕罗就亲自把她捞出来，再给她安排个更出风头的角色。他很有把握，等把其他选择都摆在她面前——比如去游说机构找份安逸差事，或是被各种敌对机构轮番拷问——她一定会乐于接受这个新角色。
于是，他又该去找贝尼托聊聊了。虽说那帮人上次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但这也正好能让他们打起精神；再说了，斯帕罗手头上也确实没别的可用之人。
与此同时，纳什还在那儿喋喋不休。
斯帕罗打断了他那副假惺惺的客套：“惠兰说他们把德·格里尔藏在谁名下了？”他飞快地记下对方的回答：雪莉·D.A.N.D.E.R。“那你赶紧召集一次限制委员会会议，现在就开！什么‘为什么’？我这就告诉你为什么。给我听好了。”
摄政公园里，当戴安娜正忙着整理文件、理清思绪时，逗留于此的人可不都是有正当理由的：有抱着幼儿的妈妈，有推着轮椅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也有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的商人；还有一位孤零零的女人，双手插在口袋里，仰头望着天空；另有一位男人，从门柱旁踱到垃圾桶边，又折返回来，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戴安娜忽然想到，在她这行当里，那些眼线可不敢像普通人那样随意行事。特工们总得有点借口、道具和掩护；而普通人嘛，想干嘛就干嘛。
于是，她挎着包，离开了这片洒满夏末阳光的公园。这一年眼看就要翻篇，管它身后留下了多少烂摊子。总有一天，她会松口气，庆祝自己熬过了难关。可眼下，她满脑子都在琢磨：到底该先整垮谁、按什么顺序来？
瓦西里·拉斯诺科夫，肯定得先搞定他。如果兰姆的判断没错，那次大使馆之行不过是场私底下小动作的幌子，而要推断出对方是在谋划撤退方案，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战术智慧。为一个偏执狂卖命，无时无刻不在刀尖上跳舞——你永远猜不到什么小事就会引爆他的怒火：一只苍蝇落在手背上，或是一段记忆在幕后悄悄低语。干了这么多年，拉斯诺科夫八成有一半时间都在盯着最近的逃生通道，生怕老板哪天心血来潮，非要扒拉出他心底的秘密，说不定还会当场摊开地毯，把所有心思都抖个底朝天。
可如今，拉斯诺科夫已经回莫斯科了，家里倒还有别的麻烦等着他。要是这家伙真打算在伦敦这儿兴风作浪，那他算是开了个好头：尽管斯帕罗一向对政府那一套规矩装作毫不在意，但请外国情报人员来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哪怕放到2020年代，也绝对算得上是离谱至极的乌龙事件。多亏了斯帕罗本人，如今在位期间撒谎已不再是足以丢官罢职的大罪；误导议会的结果顶多也就是走个过场，甚至像那位蠢得连自己都暴露了身份的内政大臣所建议的那样，就算你是个十足的废物，只要不威胁到首相，照样稳坐江山。可让间谍直接混进唐宁街10号、还给她挂上外套，这就纯粹是丢人现眼了。所以，斯帕罗巴不得抢先一步为自己辩护。
戴安娜正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提醒——来自今早的《泰晤士报》。
“防水……”
这几个字让她猛地一怔，身后的路人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我的天啊”。
她又晚了一步，而且已经拖了好几天了。早该意识到事情不简单，毕竟克劳德都跑到摄政公园来找她了：报纸上提到了“防水”这个词。废话，怎么可能没提呢……
不过至少，这下总算有个明确的答案——她该先拿谁开刀了。
重新踏上征程，戴安娜迅速理清了思路。显然，她得先把德·格里尔揪出来，在限制委员会面前戳穿“防水”不过是障眼法的谎言，并痛斥斯帕罗那愚蠢至极的轻信。首相当然希望公众以为他那套笨拙的胡扯不过是一场表演，而且多半也能蒙混过关。可一旦曝出这位心腹幕僚竟是克里姆林宫的走狗，这层遮羞布立马就会被戳破。与其等到那时，还不如主动满足戴安娜的要求——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斯帕罗彻底晾在那儿，任人唾弃。
搞定这件事之后，她还得接着对付拉斯诺科夫——而这第一步，就得从兰姆提到的那些不见踪影的威士忌酒瓶说起。
她拨通了乔茜的电话，对方回答道：“酒店每周两次回收垃圾。我们第一次收的时候就把垃圾桶翻了个遍，根本没发现百利甜的瓶子。”
戴安娜仿佛能看到电话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些她在摄政公园里根本看不见的动作。
“那他离开的时候也没带在身上吗？”
“他只随身携带了手提行李。如果有那些酒瓶，X光检查肯定会照出来的。”
就算他真想通过外交渠道把酒运出去，又有啥意义呢？要是他本来就是打算带回去送礼，又何必花酒店的价格买呢？
“你去问问打扫他房间的人吧，”戴安娜说，“要么客气点问，要么就来点狠的——看他们是不是顺手拿走了几瓶没喝完的，或者干脆把空瓶拿走，灌上便宜货再倒出去卖。”乔茜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这个……我想应该已经有人做了吧。”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太啰嗦了？”
“抱歉，女士，我们这儿好像出了点状况，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你说‘出了点状况’……是什么状况？”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模糊起来，像是用手捂住了话筒。戴安娜隐约听见了自己的名字。
“乔茜？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
“乔茜？”
电话断了。
戴安娜握着已无信号的手机转过街角。她已来到城市大道。车流缓慢前行，一辆公交车正停在前方十五码处，车身上一幅壁画赫然写着：这就是她的城市。头顶上，一架直升机来来回回地盘旋着。而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电话那端传来沙哑的低语：“红皇后。红皇后。”
仅此而已。
戴安娜取出手机电池，随手丢进路边灯柱旁的垃圾箱里，随即快步穿过马路，刚好赶上公交车门关上，被载着扬长而去。
想必昨夜下过雨，所以马厩区的鹅卵石路面湿漉漉、亮晶晶的，在晨光中泛着微光；可事实并非如此——对面那间小屋的主人分明一直在给植物浇水，把那些摆得密密麻麻的陶盆浇得透透的，仿佛一支中国大军正围攻此处。不过，“小屋”这个词用在这里真的合适吗？约翰·贝彻勒近来一直借住各种地方——空办公室、朋友家的沙发，甚至自家车的后座——而这还是他头一回真正意义上的“小屋”，放在伦敦市中心听起来多少有些别扭。话又说回来：粉刷得雪白的墙壁、搭着棚架的藤蔓，门前还有一片迷你热带丛林。这哪里像是伦敦的内城区？
首相刚刚发表了一番关于脱欧后英国将成为美食强国、外卖配送服务令全球艳羡的宏论，就在这时，水壶里的水沸腾了。贝彻勒关掉收音机，看着这些家用电器完成它们的使命，仿佛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浓缩其中。虽说这份差事被称为“送奶工”，其实多半就是泡茶的事儿。不过昨天德·格里尔医生——也就是索菲——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这竟是他本千年里头一回听到的夸奖。
“你在开玩笑吧。”
他可没开玩笑。
贝彻勒以前当过临时保姆，对军情五处那种典型“受害者”的心态再熟悉不过：他们的履历就像一本公开的账簿，最厚的一章非“怨恨、轻蔑与不公”莫属。所以当莱赫·维钦斯基问他是否有空时，他压根儿没去细究那些条款细则，直奔主题：“那日薪呢，由你来负责吗？”他听见自己这么问着，心里涌起一阵羞愧，仿佛有人正悄悄把他的人生角落一个个往下折。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要照看的孩子竟然是索菲·德·格里尔。
“那我猜得没错啦。”
“真的吗？”维钦斯基反问道，“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呢。”
但不管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德·格里尔显然是被盯上了。而正是贝彻勒本人——是他把维钦斯基引到了电视屏幕前——让这群“慢马”把她救进了安全屋。
于是此刻，他便待在这处军情五处的秘密据点里，既不用担心吃喝，也不必为栖身之所发愁。更难得的是，他眼下照顾的这位客户颇为特别：年轻、漂亮，而且陷入险境也并非因为她惯常的“三板斧”——酗酒、滥交或心怀不满。此外，她在对待他的方式上还有些微妙之处，让贝彻勒琢磨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尊重。天哪，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这种感觉了。
他往壶里倒满水，将壶烫得滚烫。她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保护欲，这种本能通常只会在面对年长的委托人时才会被激发出来。她显得那么无助，毫不算计。而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一种现成的纽带。
“我认识你妈妈。”
“……真的吗？”
“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
他对波恩那段往事究竟该透露多少，心里也没底。听说那儿有个前特工曾被克格勃整得够呛，可贝彻勒始终搞不清：那位可怜人究竟是不是真犯了人家指控的罪行，抑或只是因为站错了队，结果发现脚下的界线不知不觉就被重新划过了。当年那可是标准操作啊。冷战可不是查理检查站边的小蛋糕那么简单。这位姑娘大概也知道个中滋味，毕竟她母亲也曾是战场上的斗士。
“那你现在也站在同一边了？”
“我也没得选。”
这话倒是合情合理，因为贝彻勒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版图仿佛是被人用蜡笔胡乱涂画出来的。“勒索？”
“不是我，”她说，“是我妈。他们说……他们说要把她赶到大街上去。她年纪大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