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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白昼早早退场，五点就下班出门了：穿好外套，一路向西，明天再见。继之上岗的黑夜面临的是漫长的一班，不过它多数时候都在沉睡，鲜少注意到安静的角落里发生的事，反正总能糊弄到天明。而夏季，白日流连，享受着阳光，午饭后小憩片刻，直至五点的阴影出现才迈起踌躇不决的脚步，极力拖延。而正是在这些不期而至的额外的白昼时光中，事情更有机会真相大白——即便不行，也能略见端倪。
此处指水面上的天鹅虽然姿态优雅，但人们看不到的水面下的双蹼却不断划动。
当天下午照耀摄政公园的阳光投下了完美的阴影。仿佛出自专业人士的妙手，阴影被百叶窗帘横向切割，嵌入桌面、墙壁和地板之中，将楼上的办公室变成了时尚杂志中的书页——只差模特或者假人。但与天鹅一样，总部所有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完成的：楼上看似人来人往、如诗如画，但真正辛苦流汗的，还是情报中心；而也正是在这里，戴·泰维纳女士和克劳德·惠兰透过玻璃幕墙望着年轻男女们监控着这个世界，注视着它各种各样可能的现实。在这里，针对阿伯茨菲尔德凶犯的追捕仍在继续。这一过程的缓慢，并不令人意外。如果你突然出现在某地，见到活物就宰，你也不会留下太多可供追查的线索。这群杀手征程的缘起就埋藏在静态的画面之中。第一次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他们的吉普车，是在谢菲尔德以北约十三公里的地方：向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谢菲尔德郊外；而到此，那辆车就消失在了一阵电子风暴之中：太多忽动忽停的摄像头凝视着太多来往车辆，只得在太多目标之间跳来跳去。就在数码摄像头的呼吸之间，一辆吉普车就可能人间蒸发。
于是，各路阴谋论如霉菌般滋生。那辆吉普车竟能如此高效地躲避监控，定有原因：此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确实有原因，而那原因就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诸事顺遂、和风拂面之时，吉普车里的那帮家伙还没来得及给枪上油就已经落网，他们的受害者也能继续平静的生活，全然不知死神刚刚与他们擦肩而过。可当时运不济之时，坏人踪迹全无，受害者们的名字上了新闻头条，情报中心的姑娘小伙子们得昼夜不停地工作，绝望地弥补其他人犯下的过错。
另一边，伴随着午后阳光继续窥探无人问津的缝隙，其他的追捕行动也在同时展开。人们打开一个又一个文件夹，研读并标出其中的重点内容，以供局长参阅。其中一些是货真价实的硬纸板文件夹，里面装的也是如假包换的纸质文件，毕竟这样的文件外人若想要盗取，必须先侵入总部大楼，而电子文档即便窃贼远在天边也同样可以收入囊中。议会的议员通常不在监视之列，尽管很多议员认为自己受到了监视。不过，他们中那些难缠的刺儿头，还有那些臭名昭著的言行轻浮之人、引人怀疑的洁身自好之士以及高调张扬的桀骜不驯之徒，皆在安全局的视线之内——安全局往往也是依照党首的命令而行——尽管安全局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政治精英们的不安全感也得有人来关照。现任首相与他的很多前任一样，在侦测潜在的背叛方面格外敏锐。正如一位风趣之人曾经提到：首相曾经成功预测过去两次的后排议员反叛中的七次。终其莫名漫长的首相生涯，党内几乎每一个连续两天获得超过两个报刊专栏或者七分钟电视节目时长的议员，他都曾下令对其进行详细调查。这造成了大量文书工作，而这一过程中的发现却大多未向首相报告：因为总部高层认为这些信息要么在政治上不相关，要么对当事人来说太尴尬，要么就是潜在用处太大，不可轻易浪费。于是在茉莉·多兰的馆藏中，有一份关于丹尼斯·金博尔的文件夹：这份文件夹上的标签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或者绿色，而是白色，上面还被人（大概是莱莉）用笔打了一个小小的叉，以表示这份文件夹里或许可以看到奇闻怪事，或是一个小小的破绽，生活的面料上一块令人意想不到的奇特纹样；一道简易钥匙可以插入、拧动的缝隙。以上任何一种颜色的标签都表示金博尔需要密切关注，甚至需要体面地退出公职，好几位前任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都可亲证。
平日里，克劳德·惠兰不常出门。他从家到摄政公园上班，再从摄政公园下班回家；往返于摄政公园和白厅之间，午饭则大多在办公桌前解决。当然，他偶尔会受邀到更远的地方参会，但不同于他那位令人怀念/令人遗憾——具体用哪个词全凭他的选择——的前任英格丽德·蒂尔尼，他尽可能减少华盛顿航线的飞行，毕竟如果通信技术的改善不能减少飞行里程，那么多光纤岂不是白搭了。当邀约无法拒绝之时，他偶尔会早早下班，找一家会员制的酒吧喝一杯金汤力，透过店内古董家具间的缝隙远远地望着彼得·贾德这样的大人物谋划着东山再起。但大多数时候，克劳德还是喜欢泡在办公室：文件送上他的办公桌，签字后被取走；消息进入收件箱，再被电路吞噬。被牢牢钉在办公桌上没什么可丢脸的，当然也并非特别高尚的英雄壮举：一名特工可能遇到的遭遇，跟无人机没什么分别——就连背叛也不例外。惠兰还记得他遇到的第一个叛徒：想当年，他和那个男人一起参与项目、一起开会、一起边吃三明治边讨论地缘政治局势。最后事实证明，那个男人被魔鬼俘获，手头缺钱，从而经不起诱惑。从他的公寓里找出了一份待价而沽的秘密清单，还有一份潜在买家的名单。当时克劳德提出，这是一个散播不实信息的绝佳机会，不容错过；而他曾经的朋友尽管不再可靠，却至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通道。克劳德就此制定出了“购物清单行动”，只是因为那个初出茅庐的叛徒在项目得以实施前自我了断，才导致计划失败。这一切都需要周密的筹划，但完全不需要出差。不，克劳德从未感到他待在舒适区的倾向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无须打点行囊便已饱览世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已见过够多。不常出门不是弱点。克劳德本性如此：总是发挥他的长处。
不过今天，他却要出一趟门。丹尼斯·金博尔的档案此前被送上了他的办公桌，快速浏览后，惠兰决定重新安排当天下午的日程。权且不论金博尔近来以贬损克劳德为乐；而克劳德并非睚眦必报之人，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之前没有机会。在这方面，他与大多数人无异，他唯一额外的优势便在于他是安全局的负责人，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份档案。
不过出门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处理。
“这个人，何。”他说。
“他在楼下，长官。”
在摄政公园，“楼下”可以有很多种意思。身处情报中心的克劳德就在楼下。不过再往下走，有的是你不想待的房间——如果你想自己走出来，而不是被眼前这个艾玛·弗莱特手下的看门狗的同事们用担架抬出来，或者用桶装着推出来的话。
“谁在盘问？”
“没人盘问，长官。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先晾着他。”
这招虽然显而易见，却算得上高明。无论任何人身处楼下的某个房间，坐上里面独一无二的那只长短腿的塑料椅子，迟早都会开始纳闷儿：为什么这房间的地面不平？角落里的水龙头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没有水盆，而只有一个水能自由流入的地漏？
左思右想几个小时之后，刚才的那些疑问将变成似乎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目前尚不能确定，针对罗德里克·何的袭击是阿伯茨菲尔德惨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枪支是通货，”惠兰此前曾对戴女士说，“也许阿伯茨菲尔德的凶手得空就把枪扔了。而这些枪后来又被其他坏人捡到了。若真如此，我们遇到的就是一场巧合。”
“我不喜欢巧合。”
“是，嗯，我也不喜欢。可如果是同一伙人，这两个计划却大不相同。随机谋杀陌生人是一回事，这次是刺杀安全局人员未遂。这是天壤之别吧？”
“是。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是有人在做收尾工作，”戴女士说，“也许何在帮助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如果是那样的话……”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或许想要掐断这条线索。
戴安娜的话有道理，也需要证实。如果何与阿伯茨菲尔德确有关联，那么他们必须找出蛛丝马迹，而最快捷的方式便是把何知道的情况挤得干干净净。可罗德里克·何毕竟是一匹下等马，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可以像对待废纸那样把他捏扁、扔掉，但问题在于他是杰克逊·兰姆的手下，而兰姆对于插手他地盘的人一贯毫不客气。这就意味着要想动何，就必须骗过兰姆：这一步不宜轻动，因为一旦失败，惠兰就将面临一片焦土。兰姆对他了如指掌，让惠兰感到不自在。在暂时没想好如何摆脱困局的情况下，还是要小心行事。
何确实是戴女士带来的；但接下来怎么处理，还得惠兰说了算。
于是外出找丹尼斯·金博尔对质之前，他做出了指示：“先晾着他，再软处理几个小时。欲速则不达。”
因为无论处理方式软不软，经历过几个小时的下层房间禁闭之后，罗德里克·何就会变成果冻——六神无主的他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盘托出。
首先，何心想，这个房间的管道线路简直糟糕透顶。
一个水龙头孤零零地杵在墙上，那个高度只有小矮人才能使用：谁出的主意？可既然用了不靠谱的外行，就得接受这样的结果。你本以为总部更高端、更靠得住，但财政紧缩带来的后果太严重。看看斯劳屋，看看他们给他配的设备——早就过时多少年了，虽然无论多么古早的电脑，罗迪·何的妙手都能让它的电线像蛇一样从篮子里站起来，但像这样用劣等设备打发他终究还是不对的。他早想找个机会反映这件事，可他也不知道现在是否就是合适的机会。这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就连地面都是歪的。再说，还有别的事需要讨论。
昨天晚上有人想要谋杀他。
这固然糟糕，但他也不能抱怨自己不受重视。毕竟他已经被带到这个地方，作保护性隔离。送他来的戴安娜·泰维纳——总部分管行动的二把手一路上也没说几句话，足见他们差点儿就失去他这件事让她多么紧张不安。实际上他差点儿就拍了拍她的手——只是为了让她放心，他还活得好好的——不过他意识到这种肢体上的善意表示可能会引起他人误解：下次换个地方再说吧，女士。毕竟他还要考虑他的女朋友金姆，何况戴女士现在需要集中精力保护他的安全，不能因为中年的幻想而分散精力。
（顺便说一句，说“中年”纯粹是出于绅士风度。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总之，他现在身处总部大楼的最深处，而护送他来的是安全局内部警队的看门狗。这些人话不多，而且他等了半天，他们也没拿来他要的能量饮料。尽管如此，他渴了总可以喝水龙头里的水。谁也不能说，当局都已经采取最佳措施保护他了，罗迪·何却过不了苦日子。
罗迪把椅子拉到墙角，想看看在不摔倒的情况下椅子能倾斜到什么角度，以此自娱自乐。实践证明，可行的角度是他第一次尝试的两倍，不过他还有大把时间可以精进。
J.K.科说：“我觉得我们有麻烦了。”
兰姆对弗莱特说：“他平时可是沉默寡言，没准儿是为了你才开了金口。我们试试看。”他转向科，非常缓慢地说：“为什么，我们，有，麻烦了？”
说完他又看向弗莱特，用一只手指敲了敲太阳穴的位置。“有些简单。”他不出声地做口型。
科把耳机线缠在手指上。“又出事了。”
“你又尿裤子了？别担心，我们都没看见。”
凯瑟琳说：“咱们听他说完，可以吗？”
“火车上的炸弹。”科说。
“你是从音乐里听到的是吧？”兰姆说，“早知道我也试试爵士乐了。不过我宁可往自己眼里揉沙子。”
他把酒瓶举到嘴边，像喝水一样喝起酒来。
“他听的不是爵士乐。”凯瑟琳说。
“是啊，真有意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禁闭期间，”弗莱特说，“不许与外界通信。而你刚才在听广播？”
雪莉说：“你就放过他吧。他可随身带着刀呢。”她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只塑料杯，给自己倒了一些酒，她的嘴是红的，说不清是酒还是软糖。看上去就好像她刚才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涂了口红。
“炸弹在哪儿？”瑞弗问，“伤亡人数多少？”
“没人伤亡。炸弹被发现并拆除了。”
“在哪儿？”
“一辆布里斯托始发开往帕丁顿的高速列车上。”
其他人全都掏出手机，上网查新闻。
弗莱特说：“非得让我再说一遍不可吗？全都关机。现在是禁闭期间。”
“因为你是新来的，”兰姆说，“他们都在测试你的底线。”
“需要你的意见的话，我会问你的。”
瑞弗眼睛盯着手机说：“还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
本句原文兰姆用“t r um p”一词表示科的消息盖住了自己刚刚的风头，而t r um p另有“王牌；打出王牌获胜”之意，所以兰姆下一句接着说到了打扑克赌钱。
“对啊，呵呵，”兰姆说，“出面承认自己搞砸了是你的专长。”他看向科：“至于你。我刚刚宣布了阿伯茨菲尔德凶犯想杀何的重大消息，你就用其他地方一条连伤者都没有的消息给我打下去了？”他摇摇头：“要是打扑克赌钱可赚大了。”
“你还没说完吧？”路易莎说。
科的双手此时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的手指似乎在紧张地抽搐。“是的。”
兰姆长叹一口气，大概连风帆都能吹满。“少几个细节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说吧。”
科收起了右手五根灵活的手指，攥成了拳头。他的眼睛依然盯着面前的桌子，一根一根地伸出手指。“一：摧毁村庄。”
瑞弗正要开口说话，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
“二：水源下毒。”
兰姆仰靠着椅背，表情阴郁起来。
“三：破坏铁路。”
说到此，科又收起了手，插进了帽衫的口袋。
短暂的寂静之后，雪莉率先开口：“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他的意思是这些并非随机的恐怖主义袭击，”瑞弗说，眼睛仍然盯着科，“这是一整套颠覆策略。”
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1926-）爵士，英国解说员、生物学家、导演及作家，现代自然纪录片之父。
“就炸飞一群企鹅？”雪莉说，“这是要颠覆谁？大卫·爱登堡吗？”
“重点不是企鹅，”凯瑟琳说，“而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科点点头。
“水源，”瑞弗说，“这有什么重要的？”
“想一想。”兰姆说。
他们都陷入了思考——除了科，他似乎再次退回到了他的专属宇宙。
终于，艾玛·弗莱特发话了：“好吧，即便这是一套颠覆方案，不是也没起作用吗？因为无论他们实施的是什么宏伟计划，达到的效果看上去仍然毫无章法。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可也到不了世界末日的地步。我是说，阿伯茨菲尔德？那是一场悲剧，但截至上周，那个地方还默默无闻呢。”
“恭喜，”兰姆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匹名誉下等马了。”
“是因为我贡献了思路吗？”
“不是，因为你他妈根本没说到点子上。”
“可她说得对啊，”路易莎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会对公共场所感到紧张，担心可能出事。但他们大概不会想到是哪个超级恶棍在执行什么战略。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小国——”
她突然停住了。
“你看，”兰姆说，“恍然大悟。”他看了看科。“他们实施的这套方案或许能让某个小地方的人吓破胆。因为都是单数，对吧？那个村庄。那个水源。”
科点点头。
“这个计划压根就不是针对英国这样大的国家制订的。”
“那为什么……”瑞弗开口了，然后停下了，接着又说道：“如果这套策略无法实现原有目标，为什么要实施？”
二十问（Twenty Questions），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逐渐流行起来的电视问答节目。在游戏中，一个玩家作为应答者选择某个主题（或物体），其他玩家作为发问者轮流问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是”或“否”回答的问题。如在二十个问题后，仍然没人猜对，那么应答者获胜。
“既然我们要玩二十问的游戏，”兰姆说，“有人想猜猜为什么我们这位疯狂的僧人认得出这个计划呢？”
“哦，天哪，”瑞弗说，“是我们的计划，对吧？”
科点点头。
其他人面面相觑。只有闭上眼睛的兰姆和不停摇头的凯瑟琳似乎理解了此中利害。
兰姆说：“该死。他或许头脑简单，可跟你们这帮人比起来，他简直就是行走的数独。他们实施的不是外国用来颠覆英国的计划，而是英国用来颠覆某个难缠小国的方案。确实，谋杀企鹅和炸火车失败不会让这个国家屈服，可一旦这些小丑们——无论他们是谁——挑明他们的行动依照的是英国情报部门用来颠覆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嘿。谁能推想出会发生什么吗？”
“全他妈完蛋。”雪莉回答说。
“你终于说对一次了。”
瑞弗说：“水源下毒？这是多少年前的方案了。”
“无所谓，”凯瑟琳说，“或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依然是秘密行动。还死人了。”
“还有企鹅。”雪莉补充道。
路易莎说：“情况甚至可以更糟。有多少家酒吧叫‘水源’的？”
“我们怎么确定这是真的？”艾玛·弗莱特说，“我是说，请原谅我的怀疑。可是——你姓科，对吧？这位科先生嘀咕这一切都是英国制造的密谋，然后你们就都相信了。我个人需要更多信息。而你不能抽烟。”她看到兰姆的手上出现了一根烟，补充道。
“一般情况下，我也不敢，”兰姆说，“但只有这样，我的肠胃才不会闹事。”
没等艾玛接茬儿，凯瑟琳先开口了：“真的。别以为他是虚张声势。”
兰姆吸了一口，开始吐烟圈，接着他对科说：“那个，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这个方案的来源？还是说你的表演到此结束了？”
科瞥了兰姆一眼，接着看向面前的桌子。“是黄鼠狼战后的一篇工作论文，说的是必要时颠覆某个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他搞砸之前，”兰姆向艾玛·弗莱特解释说，“是个呆子。也许我想说的是‘书呆子’——我总是搞混。”
“你在河对岸工作？”弗莱特说。
科点点头。
“心理评估，”雪莉说，“秘密行动的历史他熟。”
“也许如此，”弗莱特说，“但在我看来还是牵强。”
“除了水源那部分，”凯瑟琳低声说，“路易莎说得对。叫‘水源’的酒吧太多了。可如果他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作为目标，没有人会说：嘿，水源！所有人都只会说他们炸了一家酒吧。”
“这篇论文被人翻出来有一段时间了，”科说，“有头脑灵活的同事提出它作为一份模板有很高的价值。你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其中的基本原则。或者在更广的区域内复制，让同样的事件同时在多地发生。”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那边就是喜欢玩这种游戏。绝大多数计划永远不可能付诸实施，只有个别例外。”
“可这个计划当年也没实施啊。”
他耸耸肩道：“现在实施了。”
“我还是不信。”弗莱特说。
“好吧，那就滚蛋吧，”兰姆告诉她，“你忽略了最决定性的事实。”
“那就是？”
“那就是这帮人最开始是从哪儿拿到水源文件的。”
“何。”瑞弗、路易莎和雪莉异口同声地说。
“可怜的罗迪。”凯瑟琳小声嘀咕。
“而金姆——”路易莎开口。
“——他的女朋友——”瑞弗插嘴道。
“——一定是他与那群坏人之间的联络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要杀他。”
“两次。”
“以及何为什么有了女朋友。”雪莉盖棺定论。
弗莱特看上去仿佛有人刚用便盆拍了她的脑袋。
“有人试图要杀掉我们的常驻IT狂人，”兰姆解释说，“他的同事们认为，那是因为他中了美人计，交出了颠覆活动的模板。而无论接收模板的人是谁，都不希望他在他们准备好之前走漏消息。”
“那何意识到有人试图杀他之后，”弗莱特反问道，“为什么不把自己做过的事说出来呢？”
“嗯，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路易莎说。
“看来你们这帮人沦落至此都是有道理的啊，是吧？”弗莱特沉吟片刻说道，“我总是忘记这一点。”
“而你的锦绣前程，”路易莎提醒弗莱特道，“全在克劳德·惠兰的一念之间。”
路易莎其实很喜欢艾玛，只不过她并不觉得对方说什么她都得忍气吞声。
“小心，”兰姆说，“她可咬人。言归正传，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确认科刚才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不是放屁。有人想猜猜吗？”
安静了片刻。
“可以严刑拷问。”雪莉提议道。
科瞥了她一眼，那眼神锐利得能给她剃个寸头。
瑞弗说：“他只数到了三。”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缩写；PMT，pre menstrual tension（经前综合征）的缩写。
“你当个白痴还真是有点儿屈才了，”兰姆说，“稍微用点儿心，你没准儿能成个笨蛋。对了。铁树开花，你终于说对了一回。科刚才只数到了三。”他举着酒瓶朝科的方向点了一下，吸了一口烟，然后说：“好吧，那位有PMT、PTSD还是什么毛病的先生，请您不吝赐教。那些恶心人的家伙下一步要干什么？”
“刺杀一位民粹领袖。”科回答说。
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2010），英国政治家，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间担任工党党首。他曾穿着防雨工作服（donkey jacket）参加纪念活动，被一位工党议员讽刺为“不似党首，更像是爱尔兰海军”。
丹尼斯·金博尔打量着穿衣镜中的自己，心想这件红褐色的夹克让他占据了优势。正装谁都能穿，但超出常规的装束，只有足够有型的人才能驾驭——而在这一行，“型”是稀缺品。有多少政治家能因为他们穿了什么而被人记住？迈克尔·富特当然是个例外。他转过身去，侧身对着镜子，一只手放在第三枚扣子和第四枚扣子之间，挺起胸。他心想，自己这个形象印在五英镑的纸币上肯定好看。天哪，印在邮票上也不会差。
这时多迪突然进来了，他急忙抽回了手，不过还是慢了一步。
“你在摆造型吗，亲爱的？”
“就是……挠挠。”
“好吧，你当着镜头最好别做那个动作——那两坨那个也不要露出来。”
“摆造型就是要当着镜头啊。”
“造型和造型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她审视着他：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在镜子里的身影。他现在略微超重，混政界不算毛病。可万一形势触底，他们夫妇最后要上《舞动奇迹》，那就得盯着他点儿了。“你听新闻了吗？”她问道，“又发现了一枚炸弹。”
“哦，天哪。”
“没人受伤。”
“哦，天哪。呃，不是。我的意思是，太好了。在哪儿？什么时候？”
“在一列火车上，”多迪说，“我让采编部把细节邮件发过来。如果你被问到这件事——他们肯定会问你的——你要听起来好像你知道得更多。仿佛你收到了高保密级别的情报。”
毕竟这也是常规套路：让别人以为你说话留三分，办事留一手。竞选活动上，更是要不遗余力地说谎——公投的另一项遗产。
丹尼斯点点头，正要开口答话时他的手机响了。未知号码。他一皱眉，准备当作骚扰电话对付过去。
结果还真不是骚扰电话。
“请讲……哦。哦。什么时候，现在？……我不确定我有时间……哦。哦。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吧。在公寓，对。对。”
他挂断了电话，两只眼珠有点儿往一起挤，他感到困惑时经常这样。多迪跟他说过这一点，但要训练一个人改掉不自主的生理反应，并非易事。或许得用电击。
“怎么了？”她问。
“是克劳德·惠兰的电话。”他说。
“克劳德……克劳德·惠兰？安全局那个？”
他点点头。
“他找你有什么事？”
“他想谈谈。”她的丈夫说。
“得了，”兰姆说，“只要某个大众情人被杀，我们就能证实了。”他往后仰得更平了，两只脚在瑞弗的办公桌上动来动去。桌上放的东西有的都被他挤掉了。“到时候叫醒我。”
瑞弗对科说：“就这么简单吗？民粹领袖？”
科耸耸肩。“总会有这样的人。”
“是扎法尔·贾弗里，”雪莉说，“肯定是。”
“为什么？”
“他算是这几年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客了。”
“是民粹。”科说。
“半斤八两。”
“对，你说得不对，这俩真的不一样。”路易莎告诉她。
凯瑟琳说：“如果所有人同时说话，我们就得不出任何结论。”
“你是他们的托儿所保育员吗？”弗莱特问。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你是他们刚进门的后妈吗？”
兰姆说：“嘿，看来一切都非常顺利。”他把两只脚重新放回地上，其动作之轻快让艾玛·弗莱特吃惊，其他人则是司空见惯。“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得找唐纳德一下。你们先吵。”
他出门时还顺走了凯瑟琳的报纸。
“……唐纳德？”弗莱特看起来心烦意乱，不过似乎更多是因为兰姆的那句话而非为了他突然脱离她羁押的事实。
“特朗普。”路易莎解释说。
“谢天谢地，我觉得他说的是唐老鸭。”
“丹尼斯·金博尔。”凯瑟琳说。
“我们还在玩谐音接龙是吗？”
她没接茬儿。“如果让我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找一个民粹领袖，我会选择他。”
“幸亏你先替我说了，”路易莎说，“反正我绝对不会给他投票。”
“我不是说我支持他，”凯瑟琳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筹划刺杀一个民粹领袖，他将是我的首选。”
“我会选彼得·贾德，”雪莉说，“或者皮尔斯·摩根。”
“摩根根本不是民粹领袖。”
“随便吧。”
瑞弗对科说：“这份计划里到底有多少个阶段啊？”
科没看他，反而在桌子上摊开手，似乎在从他目之所及的手指数量中汲取灵感。“五个。”
“五个。”瑞弗重复道。
“我觉得。”
“你觉得？”
科耸了耸肩。
“这个细节很重要啊。”
“是。可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会派上用场啊。”
“所以这份备忘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到你桌子上了？”
“是我研究别的事的时候碰到的。要不是企鹅，我根本都想不起来。”
瑞弗说：“好吧，既然你现在已经想起来了，那第五个阶段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示？”
“嘿！别剧透啊。”雪莉说。
所有人都看向她。
“毕竟刺杀还没发生呢。”
“现在的总体思路是，我们或许可以试着阻止刺杀的发生。”路易莎解释道。
“你们都疯了吧。”弗莱特说。
“我们更喜欢说‘另类的理智’。”
“你们说的这些就算有一丁点儿靠谱，”弗莱特说，“都得报告总部。”
“是，没错，”瑞弗说，“不好意思啊，总部，不过我们的同事把你们的一份秘密文件交给了一伙坏人，那帮人现在正忙着全国到处杀人放火呢。你能想象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吗？再让我强调一遍，我们已经不受待见了。”
“这不是受不受待见的问题。”
“是，但这事关生死存亡。相信我，戴·泰维纳只要得到机会，就会把斯劳屋拆得片瓦不留。而这次的事——如果你还是不能确定的话——就是一次机会。”
“泰维纳说了不算。现在是惠兰主事。”
“你就继续自我催眠吧。”
“你这口气听着跟你们老板有点儿像了。”弗莱特说。
“他在粗口这方面还差点儿意思。”路易莎指出。
“说谁呢？”当然，是兰姆回来了。他总能在一段对话最尴尬的时候插进来。
“她说的是这位小兰姆，”弗莱特告诉他，“你心理扭曲的毛病让他拾起来了。”
“是吗？可这毛病我根本就没放下过啊。”兰姆说着，自己先坐下了，坐的还是瑞弗的椅子。“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置何？”
“我想他们会试图找到他与阿伯茨菲尔德凶手之间的联系。”弗莱特说。
“啊，是，我也知道他们不是请他过去喝茶、吃蛋糕的。我想问的是：现在问询是什么流程？他们会不会给他插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打他，还是给他注射什么东西？”
凯瑟琳低声嘟囔了一句。谁也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那些都不是常规做法。”弗莱特沉吟片刻回答说。
兰姆说：“是，对，在电梯里尿尿也不是常规做法，可还是有人这么做啊。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况且何没有接受过抗压训练，恐怕很快就会招供。”
“而且他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瑞弗小声说。
弗莱特说：“他们第一种对付他的手段，就是什么都不做。”
“你说的这个‘什么都不做’，是插他身上的、拿着打他的，还是往他身体里注射的？”
“就是字面意思，他们什么都不做。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晾着他——得关大概几个小时。等到他们开始问询时，他就像一本打开的书。”
“我希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彩色铅笔。”兰姆说，“就是说，有可能他们现在还没开始问询？”
“这重要吗？”
兰姆龇牙邪恶地一笑。“能给我们一点时间。”
“……请你解释一下。”
凯瑟琳向前探身，对着艾玛露出她最甜美的微笑。“哦，我想是兰姆先生有计划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刚才声称自己要上大号，而他此前每次都不会少于十五分钟。”
兰姆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如果有紧急公事，我也不是非得那么久。”他说。
“那你到底去了哪儿？”弗莱特问。
“我去拿这个了。”兰姆说着，打开了手上的报纸，里面露出了马库斯的那把手枪。
假如是管家来开门，克劳德·惠兰也不会意外。诚然，这是一处小巷公寓，而非大宅，但出身文法学校的他仍然习惯在跟权贵家庭打交道时做足心理准备。不过这一次，开门的是多迪·金博尔：首席专栏作家、火种守护者。她穿着一件齐膝的灰色短裙，上身是一件配套的外套，内衬白衬衫——在惠兰看来，这一身像是战斗服。她的笑容像她的鼻子一样假：后者花了她两千块；前者则是拜多年历练所赐。
“惠兰先生。欢迎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金博尔夫人。”
“哦，您叫我多迪就好。我想您一定对我生活的很多细节都非常熟悉，您还如此客套就显得做作了。”
这话实在没法反驳，毕竟他连对方整鼻子花了多少钱都知道。“好的，多迪。”
“您自己来的？没带您的武装护卫，或者，您怎么称呼他们来着，看门狗？”
“我不知道这些段子是怎么传开的。”他说。
“您当然不知道——把外套给我吧。”
“谢谢。”
雨停了，尽管屋檐仍在滴水、积水填满了沟渠，但太阳已经在破碎的云朵后面时隐时现，惠兰的外套也基本是干的。他把外套递给她，在她随手挂在挂钩上的工夫，丹尼斯·金博尔从客厅里出来了——或者叫起居室，惠兰心想。
“哈，乔治·史迈利竟然光临寒舍。”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惠兰回复，“感谢您拨冗接待。”
“你让我感到，在这件事上我别无选择。”
此话咄咄逼人，带着一丝火药味，惠兰却并不感到意外。这是金博尔在公共场合的一贯特色：他似乎感到自己并不能从在场所有人那里获得他应得的尊重，并因此怨愤不已——相比之下，彼得·贾德这种人就给人以“即便有人不为他说的每个音节而欢呼雀跃，他也满不在乎”的印象。不过说来话长，职业生涯受挫的贾德此时正蛰伏待机，而金博尔俨然已经成为首相保住位子的重大威胁。惠兰觉得，英国脱欧的意外后果之一，便是大量令人生厌的小浑蛋得以忝居高位。好吧，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如果金博尔喜欢火药味，那他也愿意奉陪。
“不，”他说，“你没有这种感觉。”
丹尼斯似乎吃了一惊，而多迪抿起嘴，仿佛预感成真。
“这样的话，我可能没法给你倒茶了。”她说。
“反正我也待不长。或许我们可以……”他朝着仍然敞开的门比画了一下。
“如你所愿。”丹尼斯说着，走到前面带路。
房间打通了，两侧都有窗户，因此采光好于外表所见，也让中间得以面对面摆下两张臃肿的沙发。或许金博尔夫妇各占一张沙发，面对面躺着，隔着过道相互交谈。不过眼下，金博尔夫妇谁也没坐，也没给惠兰让座。
“最好还是我与您丈夫单独谈谈。”他对多迪说。
“真的吗？”
“这种事总是开诚布公比较好，”他说，“毕竟我有言在先，谁也别装糊涂。”
“哦，那我也有言在先。如果你敢对我丈夫不客气，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媒体的力量。”
惠兰知道，她觉得自己牢不可摧。但她没有意识到的是：编辑拴在她脖子上的皮带或许很长，但那仍然是一种约束。只不过她还没有触及自由的限度，可她的编辑未来还想封爵，报社老板将来还想进上议院。如果真的翻脸，谁的利益最终会占据上风显而易见。
他看了看丹尼斯：“我猜您今晚还有安排。”
“这不是什么秘密，”金博尔说，“众所周知，是公开集会。事实上，欢迎您也参加。一起来吧。您或许可以学到些东西。”
“您准备利用这个场合对扎法尔·贾弗里进行不着边际的攻击。”
“不着边际的攻击？”
“我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我想，就算我问您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也是白问，对吧？不是您说的那样，当然不是。建制派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一如既往。”
在场的人都清楚，公学毕业的丹尼斯·金博尔是繁华商业区时装连锁店店主的儿子。这种自我标榜的反叛者总觉得自己是白手起家，只能让人感到滑稽又厌烦。
惠兰说：“即便如此，鉴于当下的国民情绪，我们感到，您的蛊惑民心于国无益。”
“……‘蛊惑民心’？”
“煽动民众情绪。”
“我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惠兰，我质疑的是你用词不当。”
“已经有多个城市发生公众骚动，主要集中在移民人口占比高的地区。若更多此类事件发生，对谁都没好处。”
“你竟然认为我的话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我感到很荣幸。”
“用不着。”
“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阿伯茨菲尔德惨案感到的嫌恶。如果你以为我手握能将凶犯绳之以法的信息，却要守口如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不觉得这是在质疑我的爱国情怀吗？”
“根本没人质疑你的爱国情怀。但如果你真有此类信息，我建议你交予有关当局，而非在公共集会上散播。”
“有关当局指的是……？”
“当然是警方。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尽可以直接交给我。”
“啊，图穷匕见了啊。然后你们肯定要么封锁消息，要么歪曲是非。”
“那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
“真的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首相一开口，他的贵宾犬就会跟着狂吠。你今天来此，为的就是这个吧？这与贾弗里根本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我说的东西将对首相保住相位的概率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无意介入党派政治，金博尔先生。我关心的是国家安全。”
“那您可成绩斐然啊。今天又创造了什么新的成绩？火车上发现炸弹吗？到底还要死多少人，你才愿意承认你不称职？”
“今日无人伤亡，金博尔先生。”
“可阿伯茨菲尔德死了十二个人。”多迪·金博尔说。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安静地旁观，仿佛一只看着人表演抛鸡蛋杂耍的雪貂。“那总是在你的治下发生的吧？”
他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制度能阻止一群疯子冲动之下杀光一个村庄的村民——任何在有识之士看来合意的制度都不能做到。这是利弊取舍的问题。要么生活在民主社会，接受伴随自由而来的危险，要么选择全面压迫，遭到非官方屠杀的概率确实大大降低，但受到官方屠杀的可能性却会增至最高——但这并不是该跟丹尼斯·金博尔谈的。于是他说：“我为安全局的失败承担一切责任；并且我有责任，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更多失败的发生。正因如此，我请求您不要发表原计划在今晚发表的演讲，金博尔先生。因为它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此时的金博尔已经挺起胸膛。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人曾当面称赞他颇有丘吉尔的风范，而这段记忆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久久萦绕。“严重个屁。”他瞥了自己老婆一眼，不过她对这句粗鄙之语似乎并不反对。“你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你或许无意介入党派政治，但你依然是党派政治的产物，而只要我对首相造成威胁，我对你来说就是威胁。”
他显然很高兴自己能对他人造成威胁——想到这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不知怎的，惠兰见到此景，想到的是鬼火：沼气外溢引燃的闪闪火光。不过他只在书上读到过，从未亲眼见过。
“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
够了，惠兰心想。
“跳舞熊。”他说。
金博尔说到一半停下了。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你我都知道那是谎话。”
多迪·金博尔的脸已经缩成一个点，只剩那只造价不菲的鼻子维持着原状。惠兰的解读是：她虽然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怎样都无所谓，反正任何迫不得已的曝光本来都不是针对她的。
他对她说：“我警告过你的。”
“我和丹尼斯没有秘密。”
“或许你们之间没有秘密，可你丈夫的……癖好，恐怕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跳舞熊都已经不存在了，”金博尔说，“它多年前就关门了。再说，跳舞熊怎么了？那是完全合法的场所。”
“我知道。”
“无非就是打扮一下。”
惠兰点点头。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表情：尽管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金博尔家的起居室扔下一枚炸弹，但他不想让人觉得他享受这样做。那样会显得没品。
多迪此时已经重新打起精神。她对丈夫说：“亲爱的，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埃丽卡？”她接着对惠兰说，“我们的律师。”
没等惠兰开口，金博尔就摇起头来。“不要。不要。我们还是等一等……”
你瞧，大概就是这样。他说漏嘴了。要么就是另有所指：
“我猜你要告诉我你们手上有照片。”
“天哪，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我并不是要告诉你那个。那样有些太过时了，不是吗？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塞几张拍立得相片？我们早就不那么干了。”
“有什么话直说吧。”多迪说。
“有视频。你觉得像跳舞熊这样的俱乐部，会眼睁睁看着会员享乐而不拍视频吗？那可是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如果我们没有买断它的档案的话，现在找上门来的就是他家的东家了。谁让你现在正当红呢。”
丹尼斯摇了摇头，不过与其说是因为难以置信，倒更多地说明他仍在否认现实。
“所以现状就是这样。我有言在先，如果你仍要按计划发表讲话，那等不到播海上天气预报，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我说的不是晚间新闻，甚至也不是明天的报纸。恕我直言，金博尔先生，但是现如今它们跟那些小报也没什么区别。不是的，众所周知，推特、Youtube即便是地球上那些连独轮车都没发明出来的地方都能覆盖。那样您就是明天的巨星了。我希望您二位能够慎重考虑。”
双方都已无话可说，于是他甩下两人，直奔正门。但就在他取外套的时候，金博尔抓住了他，拦住了他的去路，看上去似乎希望能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把过去的几分钟一笔勾销。但那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于是惠兰几乎带着怜悯地对他说：“顺便说一句，我刚才说谎了。有时候为了效果，我确实会那样做。”说着他伸手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枚雪白的信封——用来装生日贺卡的那种，并且没有封口。他斜着举起信封的时候，一张照片从里面滑了出来，正面朝上掉在了地上。照片上的丹尼斯·金博尔兴致正浓。他站在一个小舞台上，似乎正在唱歌——可能唱的是卡拉OK——他身上穿的衣服就连惠兰的老婆克莱尔都几乎可以确认是一件宽松的低腰连衣裙。反正那个场面容易让人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
金博尔像研究一件外星标本一样上下打量这张照片，这时多迪来到了他的背后。她仅仅瞟了一眼他手中的照片，然后便用在惠兰看来属于同情的眼光看着她的丈夫。
对惠兰，她的目光中则只有仇恨。
金博尔开口了。“这又不犯法。”
“谁也没说它犯法啊。”
“我也没伤害到谁。”
“我不认为会有人声称受到了伤害。不，我想大多数人看到这张照片之后的反应，就是笑，丹尼斯。我想他们会他妈笑吐血的。”
惠兰应该会后悔说了这句话——不只是那句脏话，而是那一整句话——他知道克莱尔如果知道一定会失望，不过那的确是他当时情绪的自然流露。这或许与金博尔在议会里对他的猛烈抨击有所关联。
他将外套搭在一只胳膊上，穿过小巷走向主路。他的车正在那里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