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 坦诚与权诈
曹操的性格作风同他的思想一样，呈现出多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特色。这里介绍一下他性格作风中的一些重要侧面。先谈谈他的坦诚与权诈。
曹操性格中有坦诚的一面，这在他的诗文中和平常待人接物的实际行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曹操对于前来归附的才智之士，对于他所信任的部属，特别是对部属中那些为他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他往往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待。可以说，除了方针政策之外，这也是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部属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部属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认为合理，往往能够尽力采纳，决不含糊。曹操平定汉中回到关中后，关中有一个名叫许攸的将领拥兵自重，不肯归附曹操，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曹操大怒，准备发兵征讨。群僚进谏：“应当招抚许攸，以便共同讨伐强敌。”曹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杜袭打算劝劝曹操，还没开口，曹操就冲着他说：“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说了！”
杜袭并没有退回去，相反说：“如果您的主意对头，我要协助您使您获得成功；如果您的主意有问题，则应当从实际出发考虑更改。我还没有开口您就让我不要再说了，对待部下怎么能这样不开明呢？”
话说得并不顺耳，但曹操并没有拂袖而起。经杜袭的进一步说服，曹操还很快采纳了杜袭的意见，厚抚许攸，许攸受到感动，终于前来归服。像这一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对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曹操更是注意倾听部属的意见，往往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打算。建安三年（198）到下邳攻打吕布，吕布败退固守，曹操连连攻打不能得手，士卒疲乏，曹操打算撤军，荀攸和郭嘉劝他坚持，曹操听取意见，结果攻破城池，活捉了吕布。官渡之战，在两军相持的最困难阶段，曹操因缺粮，打算撤军，荀彧不同意，建议他再作坚持，结果曹操坚持下来，终于抓住战机，大败袁绍。像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可以说，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的成功或胜利，都是他能虚心听取部属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曹操虽然机谋出众，但在决定重大行动时，往往并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反过来说，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况虽并非没有，但比较而言，并不多见。
为了广开言路，让部属敢于说话，曹操在建安十一年（206）还专门下了两道《求言令》。其一云：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其二云：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
首先阐明了广开言路的重要意义，说明治理天下，管理百姓，设置辅佐，应当力戒当面顺从、而背后又有不满的情形出现。接着说，自己肩负重任，常常担心出现偏差，但连年以来，没有听到好的建议，这难道是自己不能经常征求意见的过错所造成的吗？最后规定：从此以后，各曹的掾属，各州刺吏的治中、别驾，要在每月的初一就存在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加上封套呈递给他阅读，主管人员在朝会时将各发给纸一张和封套一个。曹操在这里不仅主张广开言路，诚心诚意地欢迎大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连年以来言路未能畅开的责任，最后硬性规定部属必须在每月的初一各自写出意见，形成制度，坚持下去。这里看不出丝毫弄虚作假糊弄人的成分，有的只是坦诚和决心。作为一个古代的政治家，曹操能有这等胸襟气魄，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对一些提过错误意见的部属，曹操也采取鼓励的政策。他北征乌桓回到邺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赏先前反对北伐的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认为这些人所提的意见是“万安之计”，希望以后“勿难言之”，从而保护了这些人勇于劝谏的积极性，对其他部属自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部属的功劳，曹操也能给予充分肯定，不随意抹煞，不独吞胜利果实，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建安十二年（207）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不仅不独据其功，而且还说个人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将士们出了力，如此谦逊，如此坦诚，在古代政治家中是不多见的。这种谦逊和坦诚在为将士请功的表文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如《请爵荀彧表》：
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又说：
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大小同策。《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
认为自己举义兵以来，与荀彧同心合力，为朝廷谋划，所提出的建议施行起来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取得胜利，所运用的奇妙机密的计谋都是同荀彧共同决定下来的。由于荀彧的功业，自己才获得了成功，国家也才有了建树。如此倾心推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上述表文写于建安八年（203），当时袁绍已死，袁谭、袁尚不和，又屡败于曹操，曹操收定河北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曹操感激荀彧所作出的贡献，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荀彧认为自己没有立过战功，把曹操的上表压了下来，曹操又给荀彧写信劝导，荀彧这才接受下来。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再次奖励荀彧，写了《请增封荀彧表》：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
历述荀彧在官渡之战中和官渡之战后所提出的两次重要建议，一一如数家珍。曹操认为，如果荀彧不提出在官渡坚持下去的建议，而从官渡撤兵，袁绍必定鸣鼓进攻，因得到好处而勇气百倍，我军则必然士气沮丧，这样就会造成必然失败而无任何胜利可能的形势。如果荀彧不提出回师河北的建议，就不可能取得平定四州的胜利，而以饥饿之师南进，不仅得不到什么好处，相反连兖、豫二州也有丢掉的可能。荀彧的建议确实关系全局，非常重要，难得的是曹操能够予以充分认识和肯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得出了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的结论。作为一个控御朝政、雄图大略的统帅，敢于承认自己的谋略和功劳比不上臣属，这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在古代政治家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肯定也属凤毛麟角。
曹操上表增封后，荀彧坚决辞让，曹操又写一封信给他：
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前后谦冲，欲慕鲁连先生乎？此圣人达节者所不贵也。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以二事相还而复辞之，何取谦亮之多邪！
说荀彧所贡献的计谋并不只《请增封荀彧表》中所说的两次，而是有很多次，因为这些计谋，使他获得了百多次的荣耀，因而要表奏两件事来予以报答。言辞恳款，发于肺腑。荀彧推不过，这才接受了增封。曹操还想表荐荀彧为三公，荀彧让荀攸出面坚决辞让，前后达十余次，曹操这才打消了念头。
不仅对荀彧如此，对其他有功之臣也往往如此。《请封荀攸表》云：
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
认为荀攸自到他身边以来，没有哪一次战役不跟随着他，前后多次战胜敌人，都是荀攸的计谋，对荀攸的功劳作了高度肯定。又《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云：“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又说：“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说每有重大的决策，自己主意还没拿定，而郭嘉已经拿出成熟的意见了；自己现在能够不出差错，免于获罪，郭嘉是有功劳的。在这里，也表达了自己不如郭嘉的意思，其谦逊和诚挚也是足可感人的。
对那些死去的朋友，曹操往往也不能忘怀，他对蔡邕、桥玄、郭嘉、蒯越等人的态度都足可说明这个问题。他不仅从感情上怀念，而且照顾他们的后人，帮助其后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说明，曹操坦诚待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用人，他还是讲究一些私人的情义的。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曹操对于自己的政治意图，有时也能坦率言之，不加掩饰。《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下令“举贤勿拘品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用，这些就都是说了真情实话的。有时甚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曹操也抱了坦率的态度。据孙盛《杂记》记载，曹操误杀了吕伯奢一家后，“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从“负”字看，曹操知道自己是误杀了人而有负于吕伯奢一家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还说出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的话，这既表明了他的自私和残忍，同时也表明他没有文过饰非，没有强词夺理，没有借故捏造吕伯奢一家的罪状，到底还是自己承担起了责任，没有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应当说这也是曹操坦诚性格的一种表现。
曹操的性格作风有坦诚的一面，这主要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要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不坦诚相待是不可能充分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对荀彧等人竭力褒赏，就是要以此为榜样，激励更多的人，《请爵荀彧表》说：“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就透露了这一消息。他怀念死者，厚待死者遗孤，则是为了激励更多的生者。另一方面，对部属坦诚相待，也是对于部属贡献的一种回报，一种奖赏。从这个角度说，曹操坦诚的性格作风是有较多的“社会性”的，其中既有与生俱来的成分，更多的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意加以磨炼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曹操同一些部属建立了真正的友情。他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说：“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就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郭嘉、荀攸等人死后，曹操痛哭流涕，其感情是真诚的。在这些场合，其坦诚的流露是较少“功利”的目的的。
但是，曹操绝不是一个只知一味坦诚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作风中还有阴险狡诈的一面，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性格，在他少年时代即已明显表现出来，他在叔父面前假装中风、与袁绍观人新婚劫人新妇的传说，都足可说明这一点。像这样的传说，后来也有不少。比如：
曹操曾对人说：“谁要想谋杀我，我就会出现心跳。”他对身边的一个侍从说：“你身上藏着刀来到我身边，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把你捉住。假如对你进行处罚，你不要说出是我让你这么干的，我一定会厚赏你！”这个侍从自然照办，预先并没有感到丝毫害怕，结果被杀。这个侍从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是曹操所使的诡计。但别的人们却都以为这一切是真的，想要暗杀曹操的人从此感到灰心丧气，不敢轻易动手了。
曹操还曾对人说：“我在睡觉时，不要随便走近我，谁走近我，我就会立即把他杀掉，而自己却不知道。你们可千万注意啊！”一次，曹操和衣躺下，假装睡觉，一个近侍怕他受凉，轻轻走上前来给他盖上被子，曹操突然一跃而起，拔刀将这个近侍杀死，然后倒下身子，继续呼呼睡去。从此以后，曹操睡觉时，再也没有人敢走近他了。
一次曹操出征，军粮眼看就要不够了，曹操很着急，私下征求主管人员的意见，问他能有什么办法。主管人员建议说：“粮食可以用小斛发放。”曹操同意了。但士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纷纷在背后议论，说曹操欺骗了他们。曹操怕惹出大事，就把主管人员找来，对他说：“我想借你的头来说服众人，不然事情不好解决。”说完立即将其推出斩首，并以其首级巡行示众，公布其“罪状”说：“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曹操准备接见匈奴使者，但自以为个头长得不高，相貌不威严，不足以对外国显示威仪，于是便让相貌堂堂的崔琰来代替他，而自己扮成侍卫握刀站在崔琰旁边。接见结束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你看魏王这个人怎么样？”使者回答说：“魏王的仪表风度非常高雅，但握刀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才真是一个英雄啊！”曹操得到报告，立即派人追上去把使者杀了。
这些传说未必都是事实，特别是见匈奴使者一条，其真实性更值得怀疑，刘知几在《史通·暗惑》中就曾专门对此做过辨析，但至少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曹操的权诈性格，在其政治、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现，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谋家。善用权谋，善于权变，在某些场合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在对敌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不用权谋，不善权变，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连自身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曹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孙子·计篇》注中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也就是说在用兵打仗时必须诡诈，以适应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曹操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无论用兵、遣将、施术，都充分展示了他随机应变的性格，可以说是将其诡诈权变之术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其目的在于战胜敌人，因而应当说是一种机智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由此生出的许多“不老实”“小聪明”，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官渡之战中许攸来奔，曹操一面竭诚欢迎，没来及穿鞋光着脚就迎出去了，但另一方面在存粮问题上又一再隐瞒实情，不肯说出实话，在对许攸并不完全摸底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又比如，曹操因坐骑践踏小麦而割发代首自惩，虽有几分玩弄权术的味道，但其目的还在维护法纪的严肃性，用意还是可嘉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望梅止渴”的故事，说曹操有一次带队行军，天气炎热，途中又找不到取水的地方，士兵眼看就渴得受不了了。曹操突然往下传令说：“大家再坚持一下，前面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梅子，甜酸甜酸的，可以用来解渴。”士兵们听了，个个口中都分泌出唾液来，不再感到口渴，这样一直坚持到了有水的地方。曹操在这里巧妙地利用了条件反射的原理，克服了一场干渴的危机。这自然也只是一个传说，但颇符合曹操谲诈的性格，而在当时情况下曹操这样做又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领袖，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也是必要的。曹操一生，确曾碰到过遇刺的危险。经常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其中也有靠不住的。有一个叫徐他的联络了几个人，就曾想伺机刺杀曹操，只因许褚不离曹操左右，没有机会下手。一次，徐他等人乘许褚在帐外休息的机会，揣刀进入曹操帐内。恰在这时，许褚进帐，见徐他等人神色异常，顿时明白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将其一一击杀。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加强自身的安全，使一些心计，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曹操在政治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也是经常运用着权术的。比如他杀孔融，先由郗虑出面奏免孔融的官职，然后再由自己出面写信给孔融，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对孔融发出了“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的警告。重新任命孔融为太中大夫后，孔融仍依然故我，于是再次由郗虑出面构陷其罪，最后命路粹上奏，罗织罪名，将孔融下狱处死。这一过程虽不无争取孔融的用意，但显然也有权术在其中起着作用。又如曹操除掉荀彧，先以请荀彧到前线劳军为名，把他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以送空食盒的手段逼令荀彧自杀，采取了相当阴狠隐蔽的手段，权术也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
曹操平时对百姓和下属的监视是很严密的。除了设置有公开的监察机构和司法官员，如朝廷有廷尉、司隶校尉、治书侍御史，丞相府有法曹、理曹、刺奸掾史，此外还设置有秘密监察下属的校事，这些校事又往往由政治品质很差的人充任。有两个名叫卢洪、赵达的校事，常以个人好恶擅作威福，法曹掾高柔建议曹操对这两个人加以检核惩治，但曹操不同意，说：“你对赵达等人的了解，恐怕不如我。要去办刺探举发这一类事情，让那些贤人君子去办肯定是办不好的。过去叔孙通任用群盗，就是这个道理。”
曹操在这里可以说是“用人唯才”了。但任用这些仅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人，必然会生出许多不明不白的冤案来。后来，赵达等人坏事做得太多，曹操才不得不把他们杀了。但这类活动并没有中止，曹丕即帝位后不久，有一个叫刘慈的校事一人就举报了“吏民奸罪”上万件，可见这类活动不仅没有收敛，相反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曹操运用了权谋和特务手段来对待下属，这同他的坦诚是完全对立的。曹操能从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宦官后代步步高升，做到司空、丞相、魏公、魏王，把献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把北部中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不少情况下是靠运用了权诈的手段的。坦诚与权诈，在曹操这里形成了对立的统一，成了曹操获得成功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但坦诚受人欢迎，权诈却往往令人生厌。曹操用权诈手段对待自己的下属、近侍、朋友、家人，对待有功之臣，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虽有时有可理解的原因，但其手段毕竟不可取，后人对此颇多訾议，是并不足怪的。
二 宽厚与忌刻
与坦诚相联系，曹操的性格作风中还有宽厚的一面。同情人民苦难，希望为解除人民苦难做一些工作，这是曹操宽厚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曹操还能“破例”给予百姓一点“优惠”。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打袁谭，从水路运送军粮。这时河道都已结冰，曹操于是下令，召集百姓服役破冰。百姓不肯服役，纷纷逃亡，曹操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凡逃亡被抓获者，不准许投降以免除死罪。不久，有的逃亡者前来军门自首，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说：“如果听凭你们逍遥法外，势必有违我的命令。如果杀了你们，又等于杀了自动前来认罪的人。这样吧，你们回去好好藏起来，不要让官吏抓到你们。”
这些百姓很受感动，流着眼泪走了。但他们后来还是被官吏捉住处死了。
对于前来投奔的人，曹操一般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陈琳、张绣便是这方面十分突出的例子。刘备曾先后两次投奔曹操，虽然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也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点，但他却能自始至终给予厚待，可以说是恩礼有加。其谋士不只一次劝曹操翦除刘备，以绝后患，都被曹操拒绝了。虎将关羽被曹操捉住后，曹操同样礼之甚厚。得知关羽肯定要离开自己的消息后，仍然厚加赏赐。关羽逃走，诸将要求前去追击，曹操也没有同意。
对一些眷恋旧主的士人，曹操往往给予破格优待。曹操攻杀袁谭后，悬首示众，并下了一道命令：
敢哭之者，戮及妻子。
但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跑到袁谭尸身旁边号啕痛哭，其声悲凄，使不少人受到感动。王修进而要求曹操让他收葬谭尸，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氏厚恩，如能让我收葬谭尸后再去死，我死而无憾！”
曹操听了，感动地说：“这是个义士啊！”于是不仅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
袁尚被公孙康杀后，首级送来邺城，曹操同样下了一道命令：
三军敢有哭之者斩。
田畴因曾被袁尚征召，于是前往吊祭，曹操并不过问。牵招也怀着悲戚前去设祭，曹操也不予追究，相反还推举他做了茂才。
孔融被杀后，许多原来与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前去吊唁，只有脂习去了，抚摸着孔融的尸身哭着说：“文举，你舍我而死，我今后能同谁去说知心话呢？”曹操听说后，下令将脂习逮捕起来，但转念一想又下令把他放了。脂习后来见到曹操，向曹操表示认错，曹操喊着他的字说：“元升，你倒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
不仅不再提起旧事加以责备，相反还问脂习住在哪里。得知脂习刚搬了一个新住处，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了一百斛谷子。
对于部属的某些失误，曹操有时也能给予体谅。冀州平定后，曹操派朱灵率新兵五千、战骑千匹往驻许南，途中中郎将程昂反叛，朱灵斩杀程昂后，向曹操报告，表示自责和痛心。曹操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
更始年间（24—25），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去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其部将宗歆、冯愔为争夺军权，互相攻杀，冯愔杀了宗歆后又攻邓禹，结果邓禹被赤眉军战败，只带了二十四骑回到宜阳（曹操误作“洛阳”），但刘秀对他仍予信任和重用。曹操以此为例，一面阐述了“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这一军事原则，同时也对朱灵进行了抚慰和激励。
对部属一些带有通敌叛变性质的行为，曹操有时也能予以宽宥。官渡之战后，缴获了不少许都和自己军中的人暗中同袁绍互相往来的信件，他不予追究，下令一把火烧掉，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件事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而同书《赵俨传》裴注引《魏略》却有不同说法，说曹操击破袁绍后“使人搜阅绍记室”，两种行为、两种说法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裴松之不相信《魏略》的说法，说：“案《武帝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从当时的情势看，曹操虽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但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背后、侧后还有刘备、刘表、孙权等人虎视眈眈，曹操任重而道远，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同时，同袁绍秘密书信往来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必然造成人才的重大损失，给自己造成不利。因此，比较而言，《武帝纪》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这件事还是体现了曹操的宽宏大量的。
曹操能够宽宏大量，当然主要由于他考虑了政治上的需要。一个政治家，如果鼠目寸光，鸡肠小肚，不能容人，那是绝对办不成大事的。相反，他只有尽量地不计较别人的一过一失，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曹操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他开创事业的初期，更特别注意这一点。他总是力图树立起诚信宽厚的形象，以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理解和赞许，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在那个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这么做，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的。就是到后来，曹操虽然强调严格执法，但也不是一点不讲宽松。前面提到过的朱灵，当他带着新兵南下时，曹操曾嘱咐他说：“冀州新兵，以前松散惯了，突然加以约束，心中常常不痛快。听说你以前治军有威严的名声，应当适当放宽控制，不然会激出变故。”
曹操南征孙权，让徐奕任丞相府长史，留守邺城。行前对他说：“您的忠诚正直，即使是古人也没法超过的，但稍嫌严厉了一些。以前西门豹性急，故佩上柔韧的皮绳以对自己加以警戒。能够以柔弱制刚强，这点我寄希望于您了！”
可见，曹操是颇懂得宽严相济的道理的。他的宽厚待人，不排除有真诚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其政治上的考虑的。
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曹操的性格作风既有宽大为怀的一面，同时也有多疑猜忌、刻薄寡恩、阴狠残酷的一面。这种性格，在他早年就有表现；在他的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的晚年，表现得就更为突出。曹操不能容忍一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些企图阻止他篡汉、企图推翻他的统治地位或可能对他的继承者曹丕造成威胁的人。孔融心存汉室，见曹操代汉的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于是存心同他过不去，处处同他捣乱，曹操看出了他的用意，终于将他杀掉。荀彧为曹操统一北方建立了丰功伟绩，曹操对他极为倚重，极为推崇，甚至可以说是极为感激，但后来荀彧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曹操就毫不犹豫地将他逼死。崔琰在给杨训的信中说了句“会当有变时”，曹操就认为是想推翻他的统治，立即下令判处崔琰徒刑，接着又命他自杀。毛玠认为崔琰无罪，也被逮捕审讯，几乎被杀，后因桓阶、和洽等相救，才以免职处理。杨修在曹丕、曹植争夺太子的斗争中，站在曹植一边，为曹植出了不少主意，后曹丕被确立为太子，曹操担心自己死后杨修继续帮助曹植，挑起兄弟不和，留下后患，加之杨修又是袁术之甥，政治上有异己之嫌，因此在自己临死前不久将杨修杀了。有一个名叫周不疑的，也因为相似的原因惨遭杀戮。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从小就非常聪明，曹操曾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周不疑没有敢答应。曹操的爱子仓舒，也非常聪明，曹操认为他是可以同不疑相匹敌的。仓舒死后，曹操心忌不疑，打算将他除掉。曹丕认为不能这样做，曹操说：“这个人不是你将来能够驾御得了的！”到底还是派刺客去把不疑杀了。
对敢于反叛的人，曹操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并往往滥杀无辜，在平定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人的叛乱和魏讽的叛乱时都是如此。想要阴谋除掉他的人，他必以牙还牙，同刘氏皇室势力的几次较量都是如此。曹操还有强烈的复仇之心，其父曹嵩避乱琅玡，被徐州刺吏陶谦的部下所杀，曹操立即率军东征血洗徐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操不放过仇人，甚至连仇人的后代也不放过。曹操年轻时，沛国名士刘阳见他有雄才，怕他将来危害朝廷，打算将他除掉，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不久刘阳死去。曹操显贵后，下令搜捕刘阳的儿子，风声很紧。刘阳的儿子十分惶恐，无处逃奔，亲戚朋友虽多，却没有一个敢收留他。王朗年轻时同刘阳有交情，于是把刘阳的儿子藏在家中多时，这期间多次找曹操说情，过了很长时间，曹操才赦免了刘阳的儿子。
曹操对违抗自己意旨甚至仅仅是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行，往往也抱了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予以严惩。西曹令史王思向曹操报告情况，因不合曹操心意，曹操差点将他处死。曹操有一次睡午觉，睡前对他的一个宠妾说：“一会儿就叫醒我！”这个妾后来见曹操睡得很香，没有及时叫醒他。曹操醒后大为恼怒，命人将这个宠妾棒杀而死。在这方面，曹操做出的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杀华佗了。
华佗字元化，为一代名医，是曹操的同乡。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治愈过无数疑难病症，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流传至今。比如，甘陵相夫人有孕六月，常腹痛不得安宁，请华佗诊治。华佗诊完脉说：“胎儿已经死了。”让人抚摸孕妇腹部，如胎儿在左边就是男胎，在右边就是女胎。抚摸的人说在左边。于是让孕妇服药，打下来的胎儿果呈男形，病也从此好了。
又比如，有一个叫严昕的人同几个人在酒店喝酒，遇见华佗，华佗问他：“你身体怎么样？”严昕回答：“同平常一样。”华佗说：“从你脸色看，你患有急病，不要多喝酒。”严昕喝完酒回家，没走上几里路，果然头一晕栽下车来。人们把他扶上车送回家，不久便死去了。
再比如，有一个郡守得了病，华佗认为只要他大怒一次病就能好，于是收了他很多钱却不给他治病，不一会儿抬起脚来走了，还留下一封信把他守痛骂了一通。郡守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去追杀华佗，而郡守的儿子是知道底细的，暗中嘱咐不让去追。郡守大怒之后，吐出黑血数升，病立即好了。
诸如此类，不难看出华佗医术的高明和在当时的影响。曹操患有一种头风眩的病，多方诊治无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便把他请来，华佗给他扎针，疼痛便止住了。华佗说：“这病一下子难以断根，要坚持长期治疗，这样是可以延长寿命的。”曹操便把华佗留在身边，一发病便让他医治。华佗不愿受曹操役使，加之离家久了，思念家人，便对曹操谎称：“刚才接到家中来信，有事要回去些日子。”曹操同意了。华佗回家后，逾期不归，曹操一再去信催促，又命郡守县令催逼，华佗都以妻子有病为由，不肯回来。曹操大怒，派人到华佗家察看，说如果华佗妻子确实有病，送给他小豆四十斛，假期宽限；如果华佗说的是假话，便把他抓来。就这样，华佗被抓到许都，关在牢中，经过审讯，华佗承认了实情。荀彧知道曹操不会放过华佗，便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确实是很高明的，很多人靠他救命，还是把他赦免了好。”
曹操不答应，气狠狠地说：“不用担心，难道天下就没有这样的鼠辈了吗？”
华佗终于在狱中被拷打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个拿去可以救活人命。”狱吏害怕，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用火把书烧了。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痛病依然如故，他自然也想起了华佗，说：“华佗是能治好我这个病的，但他把病根留着，想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不杀掉他，他也是不会把我的病根去掉的。”
怀疑华佗留了一手。但后来曹冲病重时，曹操后悔了，叹息说：“我不该把华佗杀了，不然，我的儿子是不会枉死的！”
对恃才傲物或居功自傲，因此而把曹操得罪了的人，曹操大都不能宽容。陈留人边让，博学有辩才，曾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大将军何进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对他都非常推重。初平年间，京都大乱，边让弃官归家。曹操做兖州牧时，边让自负才气，看不起曹操，说了很多轻侮曹操的话。曹操不能容忍，于是借边让同乡诬陷边让的机会，让太守士燮把边让全家捕杀。
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往交州避难，曹操却把他们的家人全杀了。后来桓邵自首，在曹操面前下跪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仍把桓邵推出杀了。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祢衡狂傲不驯，屡屡羞辱曹操，曹操将他送往刘表处，是想借他人之手把祢衡杀掉。孔融不把曹操放在眼里，横竖跟曹操过不去，崔琰耿直敢言，因杨训事被罚苦役后不服气，“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赐死崔琰令》），他们的被杀，除别的原因外，也有曹操在性格上不能相容的原因。
在孙权那里也有一个跟孔融性格类似的人，此人名叫虞翻。一次，孙权设宴招待群僚，亲自一一劝酒，劝到虞翻面前，虞翻却假装酒醉躺在地上。但孙权刚一离开，他又一翻身坐了起来。孙权大怒，拔出剑来要杀虞翻。在座的人莫不大惊失色，只有大司农刘基站了出来，一把将孙权抱住，劝他不要酒后杀人。孙权气冲冲地回答：“曹孟德尚且把孔文举杀了，我杀一个虞翻又算什么呢？”
刘基进一步劝说：“曹孟德动不动就杀害士人，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大王施行道德仁义，要与尧、舜比一比高低，哪能去跟曹孟德比呢？”
孙权听了，顿时醒悟过来，虞翻也就没事了。但后来虞翻又一再得罪孙权，孙权终于不能容忍，把他远远地打发到交州去了。
从这件事看，曹操杀孔融在当时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一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曹操轻害士人的恶例，对曹操表示了非议和不满。当然，曹操杀孔融不仅仅是一个性格冲突的问题，他是还有着政治上的深层考虑的。
据说有一个歌妓也是因类似的原因而被曹操杀掉的。这个歌妓声音很好，演唱起来清脆悦耳，特别动人，但就是脾气很坏。曹操想杀掉她，却又舍不得她的歌喉；想留下她，又实在忍受不了她的脾气。曹操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他同时挑选了一百名少女，进行歌唱训练，希望能从中发现高水平的人才。不久，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人达到了这个歌妓的演唱水平，曹操于是将这个歌妓杀掉了。
因居功自傲得罪曹操而被杀的则有许攸、娄圭等人。许攸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投归曹操，为曹操夺取官渡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许攸自恃有功，常与曹操逗乐取笑，不加克制，甚至直呼曹操小名，说：“阿瞒，你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
曹操表面上笑着说：“你说得不错。”但内心对许攸气恼得不得了。曹操攻下邺城后，一天许攸随曹操出邺城东门，用眼睛瞟了一下曹操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要不是得到我的帮助，就不能在这道门进进出出了！”
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密告了曹操，曹操再也不能容忍，立即派人把许攸杀了。
娄圭字子伯，从小就同曹操有交情。董卓乱后，娄圭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先依附刘表，后投归曹操，曹操任他为大将，但不让他带兵打仗，而将他留在身边参谋军国大计，娄圭也的确给曹操出过不少主意。曹操厚待娄圭，娄圭家累千金，曹操感叹说：“娄子伯比我还富有一快乐，只是势力不如我罢了！”
曹操西征马超，娄圭又立下不少功劳，曹操常感叹说：“子伯的计谋，我比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