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曹操有一次同几个儿子出游，娄圭随同前往，对身边的人说了句：“这一家父子老小，今天可算是高兴了！”有人密告了曹操，曹操认为娄圭内心里有诽谤的用意，于是下令将娄圭逮捕处死。（另一说：娄圭有一次与南郡习授同乘一车，见曹操出游，习授说：“一家父子能像这样，有多快活呀！”娄圭听了，说：“一个人活在世间，富贵快活应当自己去争取，哪能只是看着别人眼热呢！”习授去报告了曹操，曹操大概认为娄圭有不轨之意，就下令将娄圭杀了。）
在被杀的人中，还有因才能出众、聪明过人而招致忌恨、埋下祸根的。前面提到的周不疑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其他一些人的死也跟这一点有关，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杨修。《世说新语·捷悟》记载有几则杨修在曹操面前显露聪明而引得曹操不快的故事。
一则说，曹操担任丞相后，让工匠建造相国府的大门，刚造好一个门架子，曹操前来察看，却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架上写了一个“活”字，然后就走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杨修看后，即让工匠将门架拆了另建，并解释说：“‘门’中一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是嫌这个门架太大了。”
一则说，有人送给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些，便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拿给众人看，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杯子传到杨修面前，杨修打开杯盖就吃了一口，说：“曹公写这个‘合’字，是要我们一人吃一口，这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
一则说，曹操曾从曹娥碑下路过，当时杨修也在场。（按：曹娥为会稽上虞人，年十四时，父溺死于江，不得尸，曹娥沿江号哭，昼夜不停，十七天后，投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悯其义，为她改葬立碑。后蔡邕到吴地避难，读碑文后，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杨修一生未曾南渡长江，此乃附会之谈。）曹操看见碑背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就问杨修：“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杨修回答：“知道。”曹操忙说：“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往前走了三十里，曹操才说：“我已经知道了。”于是让杨修将他所知道的答案另纸写下。杨修写的是：“‘黄绢’，就是有色的丝，合起来就是‘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少’和‘女’合起来就是‘妙’字。‘外孙’就是女儿的儿子，合起来就是‘好’宇。‘齑臼’是用来捣辛辣的东西的，‘受’和‘辛’合起来就是‘辤’（辞）字。这八个字所说的就是‘绝妙好辞’。”
曹操记下的答案与杨修相同，但是在走了三十里路后才想出来的，于是感叹地对杨修说：“我不如你聪明，竟然相差了三十里！”
一则说，官渡之战前，曹操准备行装后还剩下数十斛竹片，都只有几寸长。大家都说没什么用了，准备烧掉。曹操觉得可惜，想看看能派上什么用场。想了一阵后，觉得可以用来做成盾牌。派人去问杨修，杨修应声而答，答案同曹操所想的相同。大家都非常佩服杨修的敏捷聪明。
此外，还有杨修预作答教的传说。说杨修有事外出，怕这段时间曹操有事要问，就揣度曹操心思，预先作好答教，按次序放好，吩咐侍从说：“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顺序一一回答。”过后曹操果然是按杨修估计的先后次序询问的。这样多次后，曹操奇怪杨修怎么回答得这样快，派人前去调查，终于得知了底细，从此开始忌恨杨修。还有杨修为曹植预作答教的传说，与此如出一辙，或两事本为一事，但看来杨修做过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无疑的了。曹操在汉中将回师时，杨修过早破译“鸡肋”这个口令的含义，自然也是要引起曹操不快的。一再露才扬己，有时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往往要让曹操为此付出“己不如人”的代价，终于使曹操不能再容忍，这不能不是杨修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并非唯一重要的原因。史称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虽只是极而言之，看来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总之，曹操因为忌刻而杀了不少人，杀了许多本来不应当杀，或本来可以不杀的人。杀人的手段也各式各样，有时是公开杀，有时是暗地杀，有时是借他人之手杀。杀人时，有时还痛哭流涕，但人照样得杀掉。人死后，有时还对死者家属表示一下慰问。杨修被杀后，曹操遇见其父杨彪，用关切的语气问：“您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呢？”
杨彪回答：“我惭愧没有金日那样的先见之明，但一样怀有老牛舐犊般的情爱。”
金日是汉武帝的臣子，武帝喜欢他的两个儿子，经常逗弄玩耍。后来儿子逐渐长大，在殿下与宫女相戏，刚好被金日撞见。金日认为这是淫乱，不能容忍，于是亲手将儿子杀死。杨彪在这里用以自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爱子之情。曹操不由得受到了感动。事后，曹操给杨彪写了一封信：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钱角桃杖一枚，青氈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七香车一乘，青特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室毦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杨彪收到来信和礼物后，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恒虑小儿，心致倾败。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孰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
曹操在信中，一面对杨彪表示慰问，一面为自己开脱责任，说杨修之死是由于杨修依仗父亲的权势，不遵守军令（钟鼓之音），不同他一条心造成的。说如果不这么办，将牵连杨彪一家，下令处决杨修，虽使大家都感到悲伤，但未必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不仅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给了杨修，而且还显得是在为杨彪一家的利益考虑。可以认为曹操所表达的情感是真诚的，但这是站在他的立场所表露出来的情感，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曹操所赠送的礼物可算得上是丰厚的，如果不是杨家曾经四代为太尉，如果不是杨彪这年已经七十八岁，在当时毕竟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且暮年丧子，毕竟有可悯之处，恐怕曹操是不会这么大方的，或者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写信赠物的举措的。杨彪信中说：“自非亲旧，孰能至斯”，是指出了这点的。但是，杀了人又这么赠厚礼，致慰问，总不免给人以假惺惺之感，而对死者家属的心灵，也不免要造成一种特别的折磨，杨彪信中说“省览众赐，益以悲惧”，也是表明了这一点的。
三 “佻易无威重”
曹操严刑峻法，说一不二，自然是极谨重威严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有“佻易无威重”，亦即举止轻佻、并不庄重的时候。还在小时，曹操就放纵任性，不大注意对儒家经典和道德礼仪的学习。此后，他仍是顺乎自然，洒脱不羁，行动上有时相当狂放浪漫。他常常穿着薄绢做的衣服，腰间挂着一个皮制的小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物件。有时戴着用丝绸裁制的便帽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常常肆意调笑，无所隐避，有时喜极大笑，忘乎所以，弯下腰把头埋进了桌上的杯盘之中，弄得头巾上都沾满了菜肴汤水。这种肆意调笑的个性，从其《追称丁幼阳令》一文也不难看出：
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后以忧恚得狂病，即差愈，往来故当共宿止。吾常遣归，谓之曰：“昔狂病，倘发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辄遣归不与共宿。
丁幼阳即丁冲，曹操的同乡好友，曾劝曹操迎献帝都许，曹操后来任他为司隶校尉，经常在一起饮宴谈论，开玩笑肯定是很随便的。曹操的另一个同乡丁斐，因私换官牛被罢了官，曹操后来见到他，故意问道：“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儿去了？”丁斐也知道曹操是在戏谑他，于是回答：“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听后，哈哈大笑，也属此类。
曹操喜欢听音乐，有时一听就是一整天，奏乐演伎的人就站在身旁，看得高兴了，忘情失态是不可避免的。从与杨修有关的几则传说来看，曹操还喜欢猜谜，在门架上写“活”字以表示“阔”，在装乳酪的杯子上写“合”字表示“一人一口”，都属于字谜之类的玩艺。曹操为了争取在孙策手下任职的东莱人太史慈，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小箱子，里面只装了一味中药当归，意思是太史慈应当返回北方，采取这样一种比写信直说更为稳妥的方式，既反映了曹操的机智，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机趣诙谐性格作风的。
曹操这种性格作风浸润于他的文风，从而在巉刻冷峻之外别开生面，形成了一种机巧可喜的谐趣。前引《追称丁幼阳令》中一句半真半假的开心话，给全文平添出不少的生趣。又如《祀故太尉桥玄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载致薄奠，公其尚飨！
祭文追颂桥玄功德，在庄重典雅的铺叙中忽然插入了桥玄生前从容不迫地与他约定的一段话：“我死之后，你路过我的墓旁，要是不用一斗酒、一只鸡来祭奠，车过三步，别怪我让你肚子疼。”不仅写出了桥玄生前平易风趣的个性，写出了老少两人亲密无间的友谊，同时也为典雅凝重的文风涂上了一抹谐趣色彩，给人以亦庄亦谐、隽妙机巧之感。“斗酒只鸡”“从容约誓”后来还成为典故，被文人们一再运用。如萧纲《征君何子晰先生墓志铭》：“寂寥岩穴，荒凉渭滨；桥曰只鸡，徐称酹素。”苏轼《纵笔三首》其三：“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只鸡敢忘桥公语，下马来寻董相坟。”《谢贾朝奉启》：“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只鸡，谁副桥公之约。”蒲松龄《祭内弟刘子壮文》：“某情虽无尽，力则有穷，仅以只鸡斗酒，浇诸殡宫。”赵翼《桥公墓》：“生有只鸡留戏笑，死犹两女嫁英雄。”等等。
曹操不仅在记录生活细事上运用了调侃诙谐的笔墨，一些内容严峻的公文也是这样，不过表现较为含蓄，含义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刻，读来也更耐人寻味。如《整齐风俗令》连举了四个“以白为黑”的例子：“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由于所举的都是远离事实、大悖情理的典型例子，因而给人留下了强烈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之感。其中饱含着曹操讥刺仇恨的情感意味，是能于严冷中见出风趣的文字。
对严肃问题的处理，曹操有时也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出之。如《止省东曹令》：“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笔调轻灵，语态潇洒，婉蓄机趣，别出心裁，富于喜剧色彩和生活情趣。坚定的原则性贯注于字里行间，虽戏谑调笑而不流于放浪浮滑，实属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佳作。
《手书与阎行》敦促阎行脱离韩遂，前来归附，否则其做人质的父亲有性命之虞，说：“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为张范下令》规劝张范勿学名士邴原的清高脱俗，早日应聘出仕，说：“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都是用微婉隽妙的语言，道出威胁与规讽用意的例子，读后也足可令人解颐。
常说有其人必有其文，观其文即可知其人，曹操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从曹操或寓庄于谐、或寓谐于庄、不期然地呈现出一种滑稽美的文字中，是可以隐约窥见曹操的音容笑貌、潇洒气度和狡狯性格的。这种特色的形成固然跟曹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能够敏锐而深刻地感受、认识事物的能力有关，同时跟曹操幽默、风趣、洒脱、诡谲、机敏、开朗、达观、自信等个性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曹操这种“佻易无威重”的个性，对他的孩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王粲去世，曹丕带着众文士去送葬。葬毕，曹丕对众文士说：“仲宣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大家学一声驴叫送送他。”于是在场的人都学了一声驴叫。在这里，曹丕丝毫也没有一个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应有的矜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下荆州，邯郸淳归附曹操，曹操让他去见曹植，曹植十分高兴。当时天气较热，曹植请邯郸淳入座后，不先交谈，而是让人取水来，自己先洗了个澡，扑上粉，然后披散头发，袒胸露臂，给邯郸淳表演“胡舞五椎锻”，接着“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最后才穿戴好衣帽，整理好仪容，同邯郸淳纵论古今，畅谈百家。从这里不难看出，曹植也是具有放荡不羁的个性的。
曹操自己“佻易无威重”，因此对具有类似个性的部属有时也能抱了宽容的态度。郭嘉行为不大检点，陈群看不惯，多次当着大家的面指责郭嘉，郭嘉无所谓，仍依然故我。曹操因此反更加器重郭嘉。但因陈群能够持正，曹操也很喜欢他，对两种行为、个性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
自武帝以来，由于统治者鼓吹封建的纲常礼教，因而在上下、父子、男女之间形成了一套繁文褥节，甚至连穿衣戴帽、肤发修饰都有一套规定。在这种礼法的束缚下，一般儒生规行矩步，不敢越出雷池半步。曹操“佻易无威重”，脱尽了两汉士人矜重虚矫的习气，是对封建纲常礼教的蔑视，是对虚假迂腐的道德观念的背叛，带有思想解放的性质。这对曹操搞好同部属之间的情感沟通，彼此建立起一种比较和谐、真诚、轻松的关系，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视礼教的放诞之风，也起了开先路的作用。
四 崇尚节俭
曹操在《度关山》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曹操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在历代著名政治家中，在厉行节俭方面，曹操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人之一。
曹操不讲究吃，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尚书卫觊在上表中说过“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这样的话，由此不难推知当时的一般情况。曹操不讲究穿，明令不准家人和宫女穿有刺绣的衣服，侍女下人的鞋子丝料不得用两种颜色。其《内诫令》说：
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
绛（朱红）、紫、金黄在古代是表示尊贵的颜色，曹操规定丝织的鞋子不能用上述几种颜色。在江陵得到的各种花色的丝鞋，大概是南征荆州的战利品，带回北方分给了家人，但约定穿完后不准再仿制。曹操自己则不仅穿朴素的衣服，还常穿有补疤的衣服。他在《内诫令》中说：
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
衣服和被子都已经使用了十年，年年拆洗缝补一下接着用。汉末王公，多不穿王服，而以头上裹一幅丝巾为高雅。曹操因为丝绸缺乏，便仿照古代一种帽子的样式，用丝绸裁制成一种便帽，以合于简易随时之义，唯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贵贱。被子、床褥这些东西，曹操只讲究暖和，四周没有任何刺绣修饰。帷帐屏风，坏了缝补一下再用，不轻易置换新的。所用的器物也都不讲求华美，不涂彩色油漆。其《内诫令》说：
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世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于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缘漆甚华好。
“严具”即箱子，主要用来盛放梳篦、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具。曹操明确表示不喜欢装饰鲜艳的箱子，原来所用的是旧皮搀杂新皮制作的皮箱，用黄皮镶在中间。后来因为碰上乱世，连这样的皮箱也没有了，就改用方形竹箱，用黑皮罩在外面，用粗布衬在里面，同时加上漆，他觉得这样也很漂亮，这大概就是一种“朴素美”吧。《内诫令》又说：
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
逆气病是一种气往上冲而引起头疼的病，大概就是华佗给他针灸过的头风病。发病时为缓解病痛，曹操常要准备一盆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水放久了有铜臭气。后改用银制成的小方器，但怕人们不理解，说他喜欢银制品，因此干脆改用木器盛水。不难看出曹操在带头俭朴这个问题上是如何处处小心。曹操所用的器物，遗留后世，曾有见之者，确实是相当普通的。西晋陆云曾给其兄陆机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有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隔），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梳枇（篦）剔齿纤（线）皆在。拭目黄絮二在，有垢黑，目泪所沾污。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欹枕，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腰）扇亦在。书箱五枚，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枝，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七日，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
“如吴小人”，即所用同吴国普通人所用的差不多。又说“器物皆素”，即都不华丽，可见曹操所说的，所用的，都并没有欺人耳目，他过的确实是颇为俭朴的日子。
曹操还不准家里薰香。其《内诫令》说：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薰。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
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
“天下初定”，当指平定河北之后。从那时起，曹操就不准家中薰香。后因三个女儿嫁给献帝，为她们薰香，因此破了例。曹操于是再次禁止烧香，即使是把香放在衣内或带在身上也不允许。如果房内不清洁，可以烧枫树脂和蕙草。可见曹操为了俭朴，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
曹操的三个女儿嫁给献帝，这是一件大事，但曹操对嫁娶时的奢侈之风深为不满，因此女儿出嫁时，用的帷帐都是黑色的，随从的婢女不过十人。
曹操认为，厚葬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为自己预先准备的送终的衣服，不过四箱而已，春夏秋冬一个季节一箱，吩咐临终时给穿上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又预先为自己选定了瘠薄的地方作为墓址，要求埋葬后不堆土，不植树，不用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物品陪葬。曹植在《武帝诔》中说曹操生前“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又说曹操安葬时“明器（古代用土、木或陶土专为随葬制作的器物）无饰，陶素是嘉”，这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在其他方面，曹操也是能节约就节约，绝不铺张浪费。曹丕即位后，散骑常侍高堂隆在上表中说曹操在世时“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就表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捷悟》所载曹操在官渡之战前为剩下的数斛只有几寸长的竹片考虑用处的故事，也说明他是不肯轻易地浪费掉一点来之不易的物资的。
曹操奉行节俭，因而也就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攻城掠地所缴获的财物，全都用来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四方贡献，也都与部属分享。
曹操提倡节俭，先从自己和家人做起，并为此做了不少硬性规定，这些规定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一次，曹植的妻子违令穿了锦绣衣服，恰巧被在铜雀台上的曹操看见了，立即下令让植妻回家自杀，这虽然做得太过分、太残忍，但也可看出曹操提倡节俭态度的坚决。推而广之，曹操还把是否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作为衡量一个官吏品质好坏的标准。毛玠等人认真执行了这一标准，一时间在朝野形成了俭朴节约的风气，并形成廉政的新风。在这方面甚至还有做得过头的地方，比如只要一穿新衣、坐好车就被说成不廉洁，反之就被说成廉洁，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以致被一些弄虚作假的人钻空子，但不难看出曹操提倡节俭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对确实不廉洁的人，曹操总是认真做出处理，比如同乡好友丁斐因私自调换官牛一度被撤职，曾为曹操上表捏造孔融罪名的路粹违禁以低价买驴被处死，决不徇私枉法，这反过来又维护了廉政，维护了俭朴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曹操崇尚节俭，提倡节俭，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物资匮乏，为了保证军国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为了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必须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浪费；另一方面也是将这作为立国之本来考虑的。《度关山》诗说：“舜漆食器，畔者十国。”曹操是将奢侈提到了会导致亡国的高度来认识的。《韩非子·十过》载秦穆公问由余：“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回答：“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曹操是记住了这一教诲的。曹操明白，他要统一中国，夺取天下，必须勤俭不可；夺取天下后将来要保住天下，也必须勤俭不可。因此，他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这说明，曹操称得上是一个眼光远大、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他奉行节俭，有时甚至到了有些过分的地步，这决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的。
东汉以来，上层社会盛行奢侈糜费之风。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篇》中说：
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
在谈到厚葬之风时，又说：
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穤梓豫章之木（按，谓用以制作棺木）。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穤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不难看出，当时的侈糜之风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到了建安时期，这种侈糜之风也并未完全消歇，四世三公的袁氏一家，衣食车马就是非常豪奢的。曹操在这种背景下提倡节俭，并且身体力行，从而带出一代新风，其意义是重大的。
当然，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充分抑制其口腹之欲、声色之娱的。今存曹操《四时食制》一文，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对饮食有时还是相当讲究的。所使用的器物，有时也比较讲究，崔貌《古今注》卷下就有“魏武帝以马璃石为马勒，以车渠石为酒杯”的记载。曹操将自己的“霸府”定在邺城后，在当时的人力物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在邺城兴建了一些建筑，有的就不一定是非常必要的，至少在规模上有的是可以做些控制的。比如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金虎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就多少带有糜费的性质。此外，有的禁奢的措施也未必都贯彻得那么彻底，比如曹操严禁薰香，但在他临终前所作的《遗令》中，又有“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一语，可见后来他还是用了香的。这一点还引起了后人的诟病，唐人陆龟蒙就曾在《邺宫词》中嘲讽说：“魏武平生不好香，枫胶蕙炷洁宫房。可知遗令非前事，却有余薰在绣囊。”不过总的说来，曹操在节俭问题上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是不可轻易加以抹煞的。
可惜的是，曹操提倡节俭，对其子孙的影响却是短暂的、有限的。魏文帝曹丕已开奢侈之风，至魏明帝曹睿更是变本加厉。曹睿大修洛阳宫室，在芳林园中修筑水池，广选宫女，恣意玩乐，同时赏赐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大臣杨阜、高堂隆等一再谏阻，收效甚微。既无治国安民的雄才大略，也不知道谨身守成，终于很快导致大权旁落、国运衰亡，这大概是曹操所始料不及的。
五 喜好女色
曹操其人，是颇喜欢女色的。年轻时，他同袁绍一起持刀劫人新妇，已在这方面露出端倪；待到后来地位高了，更是乐此不疲。曹操有姓氏的妻妾即达十五人之多，实际人数肯定还不只这些。古代帝王奉行妻妾制，像曹操这样地位显赫的人，妻妾成群本是不足怪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本是有夫之妇，曹操因为爱其美色而想方设法将其攫取到手。这种情况见于记载的有杜夫人和尹夫人。曹操纳杜夫人的记载，并见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献帝传》和《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蜀记》。《献帝传》说：
（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蜀记》说：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朗”指秦朗，魏明帝时曾任骁骑将军之职。其父名宜禄，为吕布部属。曹操会同刘备进围下邳时，秦宜禄不在城中，关羽于是向曹操请求，破城后允许他娶秦宜禄的妻子杜氏。城临破前，关羽又一再向曹操请求，曹操于是怀疑杜氏有美色，城破后，先派人前往察看，得到证实后，于是将关羽的请求撇在一边，将杜氏攫为己有。关于宜禄的去向，《献帝传》所载与《蜀记》略有不同，《献帝传》说宜禄为吕布出使袁术，但具体使命没有说明；《蜀记》说宜禄是去为吕布求救兵，但向谁去求没有说明。吕布同袁术曾经搞过联合，去向袁术求救是可能的，袁术为了拉拢人才，将宜禄留住，不顾他已有妻室的情况，另为他娶一位汉宗室女也是可能的。对于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来说，这是无关宏旨的，但为了辨明史料的可靠性，适当花些笔墨还是必要的。此事《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也有记载，说：“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向谁求救说法与《献帝传》不同，关羽为什么求娶杜氏的动机却交待明白了。有论者认为，《蜀记》中的“求救”是“求降”的意思，即吕布在围城中派秦宜禄出城来向曹操求降；“乞娶其妻”是关羽向曹操转达的秦宜禄的请求，即宜禄请求把自己的妻小从城中接出来，“娶”即“取”的意思，二字通假；这样，“乞娶其妻”的就不是关羽了，就与《三国志》的记载和关羽一生的名节相符了，因为《三国志》中没有一处提及关羽“好色”，而且“好色”也与关羽一生名节不符。其实，这样疏解岂不说完全置《献帝传》和《华阳国志》的记载于不顾，是很不恰当的，即使就《蜀记》的记载而言，也极难于自圆其说。首先，将“求救”释为“求降”不妥；其次，秦宜禄不可能将“取其妻”说成“娶”其妻，在城未破之前，也不可能“屡启于公”；再次，秦宜禄要求接回自己的妻子，乃情理中事，曹操不可能因此而疑及其妻“有异色”。至于关羽“乞娶其妻”是否有伤名节的问题，看了《华阳国志》的记载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关羽因其妻无子而求再娶，再娶时考虑了是否美貌的问题，而杜氏长相不错，符合他的要求，因此要求娶杜氏，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谈不上是什么“好色”。关羽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后来关羽一再被理想化和神化，他的正常欲望因而也就变得不可理解了。我们还是应当按《蜀记》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这件事情的意义，其意义就是：曹操因为好色，竟可置他十分爱重的一员大将的一再请求于不顾，夺他人之爱为己爱。（关羽因此而“心不自安”，肯定感到了不愉快。但他没有因此而同曹操闹翻，也说明了在他心中并没有将一个女人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据《献帝传》载，后来秦宜禄也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铚长。后来刘备逃离曹操去小沛，张飞在经过铚县时对秦宜禄说：“别人把你的老婆都抢走了，你还给他当这个县长，你怎么老实到了这个分上呢？干脆同我们一起走吧！”秦宜禄听了张飞的话，跟着一起走了。才走出几里路，突然又后悔了，想回来，结果被张飞一刀砍死。秦朗则随其母来到曹操宫中，做了曹操的养子。
曹操纳尹夫人的记载，见于《三国·魏书·曹爽传》裴注引《魏略》。尹氏本为大将军何进的儿媳妇，生何晏，曹操做司空时，把她弄来做了自己夫人，并收养了何晏。这件事发生在攫夺杜氏之后。
曹操喜好女色，还曾为此闹出大乱子。他南征张绣，张绣降，后因纳张济妻，张绣复反，儿子曹昂和侄子安民被杀，猛将典韦战死，自己右臂也受了伤，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传说曹操还曾同曹丕争夺美女。曹丕妻子甄氏，原是袁绍中子袁熙之妻，袁熙出守幽州，将甄氏留在邺城侍奉婆婆。曹操攻破邺城，曹丕进入袁绍家中，见甄氏美，便攫为己有，先为夫人，后被立为皇后。曹丕攫夺甄氏的经过，《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引《魏略》和《世语》分别有如下记载：
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据此记载，曹丕纳甄氏，还是得到了曹操的首肯和支持的。但《世说新语·惑溺》却有与此相牴牾的记载：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据此，则曹操本来是要纳甄氏的，破邺后，迫不及待地就派人去取甄氏，谁知却被曹丕抢了先。这个记载不一定可靠，但因曹操好色，有过不止一次掠取有夫之妇的行为，因此即使是出于附会，也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
后来有了更加不着边际的附会，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孙策准备攻取荆州，便让周瑜担任中护军，兼任江夏太守。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得到桥公的两个女儿，都具有天姿国色，于是孙策娶了大桥，周瑜娶了小桥。“桥”，后人讹作“乔”，称“二乔”。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说，在赤壁之战中，如果周瑜不是借助东风火攻成功，一举打败了曹操，二乔就要被曹操抢去关在铜雀台内供他玩乐了。其实，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即使抢到了二乔，暂时也是不可能把她们关进铜雀台中去的。后来《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游说东吴时，曾称曹植所作《铜雀台赋》中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两句，以此来激怒周瑜，自然也属小说家的虚构。但这些说法，都是从曹操好色的性格特征生发出来的，同样包含着“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因素。
曹操的妻子卞氏，出身歌舞艺人，因有美色而被曹操迎娶，后来还被立为王后。曹操身边有大批歌舞艺人，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人是以美色入选的，有不少是得到了曹操的爱幸的。曹操身边有美色的宫人自也不少。《世说新语·贤媛》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操刚死，曹丕就将原来侍奉曹操的宫人取来自侍，这一方面说明曹丕的伦理观念实在过于淡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宫人的美貌肯定是相当突出的，不然曹丕是不可能“冒险”干出这种悖伦的事来的。不过这件事干得过于出格，以致激起了卞后的强烈不满，不仅不肯再去看曹丕的病，连曹丕后来死去，也不肯再露面了。
曹操喜好女色，对其子孙是有影响的。曹丕喜好女色，不仅曹植在这方面似乎也不会十分老实，传说他也是曾参与了对于甄氏的争夺的。萧统《文选》卷十九曹植《洛神赋》李善注引《记》说：“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接着说，后来甄后被郭后谗死，曹丕也有些后悔，他知道曹植怀念甄后，便将甄后用过的玉镂金带枕送给了曹植。曹植回藩国，在渡洛水时，甄后突然现身同他相见，曹植因此作了《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此事后来成了一桩文坛公案，同时也成为一段文坛佳话，既莫衷一是，聚讼不已，又不断作为吟咏的题材出现在骚人墨客笔下。可见曹氏父子，一门风流，前人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喜好女色，虽然这在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中绝非个别现象，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美德。他讲求歌舞美色的享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他倡导节俭的精神相违背的。不过，从中也仍可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比如，他不拒绝有夫之妇，可见在他内心贞操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对于妇女的贞操观念，两汉时期虽不如宋代理学大兴之后那么极端，但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也是逐步趋于讲究的。曹操对此无所拘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敢于破除旧思想、旧传统的精神。又比如，曹操追求世俗的享受，甚至无所避讳，这也反映了他洒脱不羁的性格，这同两汉那些虚伪矫饰的礼法之士相比是迥异其趣的，也是对汉代正统道德观念的一种蔑视和背弃。更重要的是，对从战争中和从社会下层掠取来的女性，曹操并不以她们的地位卑贱为嫌，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可以让她们做夫人，甚至被立为王后。卞氏出身歌舞艺人，后来被立为王后，这对曹丕、曹睿都有影响。曹丕即位后，将甄氏立为皇后，甄氏死后，又立郭后，郭后的出身也并不高贵，她因父母早死，在丧乱中还曾沦为铜鞮侯家女奴，在立她为后前中郎栈潜曾上疏反对，疏中有“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之语，但曹丕还是按自己的意愿立了郭后。曹睿即位后，立毛后，毛后的父亲毛嘉本为典虞车工，后来才发起来的。曹睿最初娶虞氏，虞氏曾说过一句话：“曹氏自好立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注引孙盛语也说：“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说的都是事实。帝王的婚姻往往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联姻的对象往往都是有势力的人家，但曹操却开了一个“立贱”的先例，这也算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吧。当然，这里面很可能也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东汉以来，多次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每当皇帝幼弱、母后临朝听政时，外戚更是跋扈一时，弄得朝政日非，最后又都不免归于败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防止大权旁落后家，因此曹氏采取了“立贱”的方略。这一用意，曹丕在黄初三年（222）九月所下的诏书中表露得十分明白：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虽说“妇人与政，乱之本也”的说法绝对属偏见，但鉴于东汉的历史教训，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说，曹操首开“立贱”之例，未始没有一定的意义。</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