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实篇》注中，曹操说：“出其所必趋，攻其所必救。”也就是要向敌人必然救援的地方展开攻击，扰乱其作战部署。如果敌人休息得不错，就“以事烦之”；如果敌人粮食充足，就“绝粮道以饥之”。“攻其所必爱，出其所必趋，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同时，曹操主张“出空击虚，避其所守，出其不意”，“使敌不得相往而救之也”。而要这样，就要做到“情不泄也”，使敌人不知道我方的攻击意图。既要攻击敌人必须救援的要害，而又要出敌不意展开攻击，使敌人不能相救，这就为战败敌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在进退问题上，曹操认为：“卒往攻其虚懈，退又疾也。”进攻要进攻敌人空虚和懈怠无备的地方，后退要动作迅速，使敌人无法追赶。如果敌人深沟高垒，不与我战，就要去攻击敌人必须加以救援的地方，即“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也”。曹操认为，应“因敌形而立胜”，即凭借敌情的变化来取胜，要“不以一形之胜万形。或曰：不备知也。制胜者，人皆知吾所以胜，莫知吾因敌形制胜也。”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战胜敌人的对策也应不断变化，这样战胜了敌人，人们都知道我们取得了胜利，却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根据敌情的变化来取胜的。曹操认为：“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又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进攻和退却是根据敌情的变化来决定的，根据敌情的变化来制定和变更自己的作战部署和方法，这样就能取胜如有神了。
在《军争篇》注中，曹操说：“从始受命，至于交和，军争难也。”认为从接受命令到与敌军对阵，最困难的是同敌人争夺制胜的条件。行军中要故意迂回绕道，“迂其途者，示之远也”，以收到“后人发，先人至”的效果。争夺制胜的条件既有利，但也有危险，曹操认为：“善者则以利，不善者则以危。”全看指挥是否有方了。曹操认为：“百里而争利，非也，三将军皆以为擒。”认为如果卷起铠甲日夜不停地赶一百里路去争夺有利条件，那是不对的，三军将领都有被擒的危险。一个辎重，一个粮食，一个物资积蓄，“无此三者，亡之道也”。所以，“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不先知军之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
在《九变篇》注中，曹操说：“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故为变。”认为险狭之地不应当通过，如果不得已而非通过不可，就不能按常规办事，而应临事权变，以防不测。有的敌军不要攻击，因“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久，留之失前例，若得之则利薄，困穷之兵，必死战也”。有的城池不攻打，因“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因“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国君的命令有的不听，因“苟变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曹操还认为，应当“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既参于利，则亦计于害，虽有患可解也”，“安不忘危，常设备也”。对于敌国，应“害其所恶也”，即用它所讨厌的事情去伤害它；应“使其烦劳，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还应用小利去引诱它，“令自来也”。对于敌将，“勇而无虑，必欲死斗，不可曲挠，可以奇伏中之”；“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对爱护民众者，则“出其所必趋，爱民者，则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则烦劳也”，即攻击其必须前去救援的地方，让其赶去救护而陷于烦劳。
在《行军篇》注中，曹操认为行军通过山地时要靠近山谷，是因“近水草利便也”；横渡江河后应远离水流，是为了“引敌使渡”；在水边驻扎时，“水上亦当处其高也；前向水，后当依高而处之”，因“恐溉我也”；在平原上应占据平坦开阔的地域，以便于发挥“车骑之利”。上游下雨，水冲下来了，要待水流稍定后再过河，“恐半涉而水遽涨也”。
在《地形篇》注中，曹操说：“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认为在战斗打响前要仔细地观察地形，以打下胜利的基础。在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要抢先占领向阳高地，“宁致人，无致于人”。对于隘形的地域，则“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勿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即如果我军先到达，必须前出占领隘口，陈兵防守；如果敌人先到达占领了隘口，不要去打；如果敌人只占领了隘口的一半，则我军应前出占领另一半，以与敌人分享地利。曹操强调，“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仍应将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九地篇》注中，曹操说：“养士并气运兵，为不可测度之计。”即进入敌国后，要保养士兵的体力，保持士气，部署兵力，巧设敌人无法预测的计谋。在兵家必争的地方，因“利地在前，当速进其后”，即迅速赶到它的后面去。把士兵置于死地然后才能得生，是因为士兵“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孙膑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用兵作战，要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图，“彼欲进，设伏而退；欲去，开而击之”。“并兵向敌，虽千里能擒其将也。”这样，就能巧设奇计以办成大事。
在《火攻篇》注中，曹操说：“以火攻人，当择时日也。”在敌人内部放火，就应尽快在外“以兵应之”。火烧到最旺盛的时候，“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即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以进攻就后撤。又说：“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认为火攻比水攻强，用火辅助进攻，明显地容易取胜；用水辅助进攻，只能把敌军隔断，分割敌军，不能焚烧夺取敌人蓄积的物资。
在《用间篇》注中，曹操说：“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又说：“同时任用五间也。”五间，指因间（利用敌国乡人为间谍）、内间（利用敌国官吏为间谍）、反间（利用敌方的间谍为我方间谍）、死间（先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再传给敌方）、生间（派往敌方侦探后能活着回来报告的间谍）五种间谍。五种间谍同时使用，就能大量获取敌人情报，为战胜敌人提供必要的条件。
总之，曹操通过对于《孙子》的注释，表述了自己丰富的军事思想。自然，曹操决不仅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物，这些军事思想，在他的军事实践中都是得到贯彻执行的。比如，曹操用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削平战乱，扫平割据，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改革用人制度，提倡“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任用，使大批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实行屯田，减轻百姓负担，增强经济实力以支援战争等等。以政治、经济作为军事的后盾，以军事作为实现其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和军事紧密配合，这是曹操能够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最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的根本原因。
又比如，曹操对于将领的要求是严格的，他要求将领既要有勇，又要有谋，成为智勇双全的人物。他注意在战争中发现和培养将士的才能，同时注意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将士的才能。曹操手下战将云集，每一次作战，不管是守关还是夺寨，他一般都能择人任势，调度得当。他让作战能力、用兵特点和性格修养各有不同、彼此间还有隔阂的张辽、李典和乐进共守合肥，结果取得了合肥保卫战的巨大胜利，就是其中知人善任的一个典型例子。
再比如，曹操强调谋略的运用，每一次战役甚至战斗都有谋略发挥重要作用。曹操手下谋士如林，对于谋士的意见他总是极为重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都跟他采纳了谋士的正确建议有关。
对于军中制度的确立，曹操也极为重视，无论训练、行军、作战、宿营，都一一有章法可循。甚至连一些细小的问题曹操也考虑到了。其《奏事》云：
今边有急，则以鸡羽插木檄，谓之羽檄。
规定边界有紧急情况时，就用鸡毛插在木板写的檄文上传递。这种严于法制的做法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曹操的要求和影响下，其下属也都养成了按法制办事的习惯。曹仁年轻时行为放荡，后来当了将军，严格按照法令条例办事，常将有关条例带在身边，以便一一遵照执行，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与此相关联，曹操十分注意赏功罚过的问题。对有功的将士，该赏赐的赏赐，该封侯的封侯，一点也不含糊。由于物质缺乏，曹操还设置了名誉性的爵位，用来奖励军功。建安二十年（215）十月，曹操新设置了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都是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墨绶。这四种爵位都不食租，也就是没有封地。虽然没有封地，但对有功将士能在精神上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有了功劳要奖赏，但没有功劳就不能奖赏，不能搞无原则的滥赏，不能见者有份，搞平均主义。曹操明确宣布：“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论吏士行能令》）因此，有功劳该赏的，曹操可以不吝千金，无功而望施予的，曹操一分一毫也不给。如果有了罪过，则还须进行惩罚，“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因此“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败军抵罪令》）。信赏必罚，赏罚分明，使将士到了战场都能勇往直前，争取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曹操对增强士兵战斗力的问题是十分注意的。《鼓吹令》说：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
“常念增战士”，就是常常考虑增强士兵的战斗力，因此而不大注意其他方面的事情，因此而让军乐队步行，不愿多设官吏，以为战士爱惜马力和粮食。并认为，这是他常能以少数军队战胜多数敌人的原因。很显然，这也是曹操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这里也包含了爱护士兵的因素，与《孙子·地形篇》所表述的“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对于具体战术思想的运用，曹操更是深有会心，得心应手，从而演出一幕幕生动活泼、色彩斑斓的活剧。官渡之战前，曹操因感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同袁绍抗衡，因而采取了稳住袁绍的战略，对其他割据势力，则采用由近及远、先弱后强、拉拢分化、各个击破的方针，一一予以解决，既扫清了对袁绍发起进攻的障碍，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先采取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的战术，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接着采用以利诱敌的战术，用不满六百的骑兵大破袁绍的五六千骑，并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然后，又采用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战术，退到官渡，诱敌深入，与敌相持；不久抓住有利战机，用《兵书要略》所说的“衔枚无哗”，即在战士口中衔上小棒以禁止喧哗的办法，偷袭乌巢，将袁绍粮草焚烧，造成敌军混乱；最后发动全线进攻，终于打败了袁绍这个强敌。北征乌桓，则采用了出敌不意、千里奇袭的战术。对袁氏兄弟和公孙康，采用了隔岸观火、让其自相火并、然后乘机攻取的战术。南攻荆州，采用了兵贵神速、长驱直入的战术。对马超和韩遂，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进攻阳平关，采用了明里退兵、暗中偷袭的战术。总之，每一次成功几乎都有成功的战术运用伴随着，而在运用这些战术时又都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这又跟曹操贯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篇》）的军事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的做法有关。曹操对袁绍、刘表等对手的情况往往是十分了解的，对敌情的分析往往是十分准确、深入的，因此往往能据此制定出正确的作战计划，采取适宜的军事行动，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很显然，曹操的军事思想根源于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先秦军事家的军事思想，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对先秦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又有所发挥和发展。曹操运用其军事思想指导战争，取得了统一北方的胜利，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军事思想遗产。
三 哲学思想
曹操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多元的特色，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儒家思想。曹操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北方初定以后，他下令郡县兴办学校，所要求传授的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今存《曹操集》有这么一句话：
好学明经。
意思是要热爱学习，通晓经典。经典，指《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这既可看作是曹操对自己的勉励，也可看作是对别人的要求。曹操自己对儒家经典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诗文常常引用《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成语，作为自我标榜的旗帜，或作为自己论述问题的根据。对儒家所尊崇、颂扬的所谓圣人和贤人，如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孔子等人，曹操也十分尊崇，在诗文中一再予以标榜。对于当代的大儒，曹操也十分尊重。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还师途中经过涿郡时，特地派人祭奠儒学大师卢植，并下了一道《告涿郡太守令》：
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敬遣丞掾，修坟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卢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年轻时同郑玄一起师事马融，兼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好研精义而不守章句。灵帝建宁中征授博士，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黄巾大起义，卢植任北中郎将，积极参与镇压黄巾军。后任尚书。董卓入京，议废少帝，卢植反对，逃归乡里。曹操在这里对卢植极力推崇，并将自己对卢植的缅怀同周武王对殷大夫商容的表彰和孔子对郑大夫子产的悼念相提并论，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儒学的态度。
因此，曹操常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及仁义礼乐、忠孝节义等儒家传统观念。
如《善哉行》其一说：“古公亶父，积德垂仁。”“太伯仲雍，王德之仁。”“晏子平仲，积德兼仁。”《对酒》说：“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秋胡行》其二说：“仁义为名，礼乐为荣。”《修学令》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请爵荀彧表》说：“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表称乐进于禁张辽》说：“质忠性一，守执节义。”《表论田畴功》说：“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悼荀彧下令》说：“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等等。不难看出，曹操是将是否符合儒家传统观念，作为自己衡量一个人的品行、衡量一个社会风气的标准的。一个人讲究仁义礼让，奉行忠孝节义，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品德，就是有德行，反之就是无德行；一个社会有仁义礼让之风，就是风教淳厚，反之就是风教凋薄。因此，他在选拔人才时，既强调要有治国安邦、带兵打仗的实际才能，又强调要有仁义忠孝的德行；看到世无仁义礼让之风，就感到悲伤，而要兴办学校，复兴儒学，予以匡正。他还把儒家思想融进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表示要去为一个符合儒家愿望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其次是法家思想。曹操在《陈损益表》中说：“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因此，他把“富国”“强兵”“足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奉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实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他认为“人情见利而进，见害而退”（《孙子·九地篇》注），又说：“文，仁也；武，法也。”（《孙子·行军篇》注，按此即《商君书·修权》所说的：“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因此治国治军就不能离开刑赏，不仅要实行刑赏，而且要实行厚赏重罚。即使是到了太平盛世，有谁“犯礼法”，也要“轻重随其刑”。为了有效地推行法令，曹操将政权、军权集于一身，同时有一套控御部属的权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同韩非法、术、势必须并重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是兵家思想。主要源于《孙子》，前节已经详述。对先秦其他军事家的军事思想也有所摄取，如《败军抵罪令》引《司马法》云：“将军死绥。”意思是将领畏缩退却要处以死刑。曹操据此制定了一条重要的法律，明令“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以增强将士的责任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再次是墨家思想。曹操在《度关山》中说：“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兼爱”“尚同”都是墨子的主张。《墨子·尚贤》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主张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也应予以擢用，曹操用人看重实际才能，不看重出身门第，与墨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墨子主张节用、节葬，曹操认为“俭为共德”（《度关山》），反对奢侈浪费，要求墓葬“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终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遗令》），这同墨子的主张也是相通的。
再次是道家黄老思想。东汉末年，道家黄老之学盛行，桓帝亲在宫内立黄老浮屠之祠奉祀，并曾派中常侍左到苦县祭祀老子。在这种氛围中，曹操也多少受了一些濡染。他在《短歌行》中曾发出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他的性格、文风有不遵礼法、放诞不羁、通脱自然的一面，这同道家的思想、作风是颇有些关联的。
对神仙之说、道教方术曹操有着更多涉足。其游仙诗说：“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气出唱》其一）“绝人事，游浑元。”（《陌上桑》）“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其二）虽不能说曹操就信奉神仙，但他至少在思想资料和语言方面对神仙家言是有所取容的。换句话说，曹操不信神仙，但他对神仙世界也颇有研究，也颇为向往。
对于黄老之学，曹操可能有些“家学渊源”。桓帝信奉黄老，而桓帝是大将军梁冀和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等扶持起来的，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曹腾等当也对黄老之学有所濡染，而这自然会给曹操带来一定影响。道教始创于东汉后期，顺帝时张陵（张鲁祖父）创立了五斗米道，张角等创立了太平道，这是当时两个最大的道教结社。太平道后来酝酿了黄巾起义，青州黄巾军曾将曹操引为同道，认为他在济南时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这似乎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曹操打败了青州黄巾军，将其收编，号青州兵，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后来张鲁降曹，曹操以客礼待之，任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及部属阎圃等都封为列侯，受到优厚的待遇，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着曹操和道教的关系。曹操将自己的王都定在邺城后，罗致了大批道术之士，著名的有王真、郝孟节、左慈、华佗、甘始、封君达、东郭延年、郄俭、朱建平、鲁女生、蓟子训、费长房、唐虞、冷寿光、卜式、张貂、解奴辜、周宣等人。这些道士各怀异术，有的会医卜星相，有的会幻术杂技，有的能辟谷，有的懂房中术，还有其他一些五花八门的技艺。曹操对这些道术有些是相信的。曹植《释疑论》云：
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
“断谷”，又称“辟谷”“绝谷”“休粮”，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修炼时不食五谷，但并非一切东西都不吃，仍要吃药物，并兼做导引等工夫。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是可信的，而说可以断谷五十年则显然属吹嘘。又曹植《辨道论》：“余尝试郄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可见断谷百日也是可信的。曹植等人最初是不相信断谷的功效的，曹操于是亲自做了试验，试验的结果，曹植信了，看来曹操也肯定是信了。
对于幻术杂技，看来曹操也不拒之门外。一次，曹操宴请宾客，说：“今日宴饮，山珍海味差不多都齐备了，就只差没有吴地松江产的鲈鱼了。”
左慈在座，听后，应声答道：“这可以得到。”
于是要来一个铜盘，里面放满水，然后将一鱼竿放进去，不一会儿果真将一条鲈鱼钓了出来。曹操鼓掌大笑，在场的人都惊奇不已。曹操又说：“这一桌人只有这一条鱼不行，还能再钓几条吗？”
左慈于是又将鱼竿放进盘中，不一会儿就将一条又一条鲈鱼钓了出来，每条都有三尺多长，条条生鲜可爱。曹操让人当众把鱼切成小块分给大家。接着，曹操又让左慈到蜀地去弄一点生姜来，并让他顺便通知一下前不久派到那里去买锦缎的使者，让他们多买两端。不一会儿，左慈就又弄来了蜀地的生姜。过些天去蜀地买绵缎的人回来了，果然多买了两端，左慈通知他们多买两端的时间，与曹操宴请宾客的时间一点不差。
又有一次，左慈在酒席上用簪子划了一下酒杯，杯中的酒就被分成两半，左慈自己喝了左边的一半，把右边的一半给了曹操。然后，左慈将酒杯掷向屋顶，酒杯顿时化成了飞鸟。曹操认为妖妄，打算派人抓他，他却忽地钻入壁中不见了。
前一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左慈传》中，后一个故事记载在《尚友录》中。现在看来，这是左慈在曹操面前表演了几套幻术，一是空竿钓鱼，一是掷杯化鸟，一是自身隐遁。前两套幻术仍在今天的舞台上流行着，已经不算是什么高难动作了，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建安时期能表演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还是使人吃惊的。至于到蜀中的一段记载，则肯定属于无稽之谈，在那个时代，会弄幻术的人会被附会上种种离奇古怪的传说，那是不足奇怪的。
曹操最感兴趣的，是道术中有关养生的内容。张华《博物志》说他：“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这些养生术中显然既有科学的内容，也会有一些不科学的成分。曹操习练气功，曾专门给皇甫隆写信，请教“所服食施行导引”之术，皇甫隆回信，让他“朝朝服食玉泉琢齿”，即将口内津液吞下，同时叩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华佗乃一代名医，曹操的头痛病只要他一扎针，疼痛便止住了。曹操要华佗做他的侍医，虽出于一种个人目的，但也表现出了一种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精神，可以说对于道术中的精华，曹操是信而不疑的。
除以上各家思想外，曹操对名家学说也有所濡染。他在《上书让费亭侯》中说：“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在《与王修书》中说：“名实相符，过人甚远。”这与讲究循名责实的名家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同阴阳家说及东汉时期盛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也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曹操迎献帝都许之初，侍中、太史令王立一再以五德终始之说说献帝，认为“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曹操知道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让他不要多说。对“苍天乃死”“黄家当兴”“代汉者当涂高”这一类道家谶言，曹操阵营中信奉的人大有人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打败关羽后，孙权上书称臣，劝曹操称帝，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乘机劝进，其中提到“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后来曹丕称帝，群臣在表文中又多次提及图谶、符命。曹植在《魏德论》中也说汉魏禅代是“名儒按谶，良史披图”的结果。现存曹操诗文中没有谈及五德终始和谶纬符命之类的内容，可以认为他对这些东西是不相信的；但当别人、包括他所亲近的部属谈起这类问题时，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也并不反对，不仅宽容，甚至还可能抱了某种欢迎的态度。他不让王立老提魏代汉之类的话头，不过是一种韬晦之计，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曹操同阴阳家说和谶纬之学是并没有完全割断联系的。
不难看出，曹操对于前代思想是有着广博的摄取的。但在各家思想中，以儒、法、兵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曹操现存诗文也以表现这三家思想的为最多。其中，又以法家、兵家思想运用得最为广泛。曹操强调“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当时他身处乱世，经常带兵打仗，自然要将法治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兵家思想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在许多情况下是处于抑制状态的。墨家思想是他“以礼为首”的“治定之化”手段的一种补充。道家思想所受影响甚微，当时他要拨乱反正，激流勇进，冲静自然的道家思想自然不符合他的需要。神仙之说主要侧重于思想资料的摄取，道教方术主要吸取其中的养生之术，名家思想有所继承，阴阳家说及谶纬之学有时加以利用。这就是曹操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脉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繁衍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局面，官办和私办的经学遍及全国各地，博士弟子东汉顺帝时多达三万人。博士解经驳杂繁琐，有时一经的解说达百余万言，不少人终其一生不能穷尽一经。这时的儒学已与先秦时期的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倡儒学独尊的董仲舒在先秦儒家的“仁义”学说之外，加进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类的内容。西汉末年，又出现了谶纬之学。所谓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宗教预言，常附有图，故称图谶；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的各种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的流行，使经学的内容在空疏繁琐之外又加上了神秘怪诞，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因而招致一些有识之士如桓谭、张衡等人的批评。黄巾起义爆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统治集团，同时也打破了儒学礼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谶纬迷信之风为之大为收敛，其他可资世用的各种思想则纷纷冒了出来，呈现出一种思想活跃和解放的局面。曹操不独宗一家之说，而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广摄博取，融汇贯通，是顺应乃至领导了当时的社会潮流的，显示了曹操反传统的精神。曹操所宗尚的儒学，也主要是先秦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与武帝以来掺杂了阴阳五行之说的儒学不同。由于摆脱了宗教化了的经学思想的束缚，抛弃了谶纬迷信，因而曹操发表了不少唯物主义的见解，冲击了经学的唯心主义体系。
比如，自董仲舒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无不鼓吹天命，而曹操却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公开宣称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他认为天就是“阴阳四时”（《孙子·计篇》注），并不是有意志的东西。他在《董逃歌》中说：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他是德行卓著、没有“亏缺”的。郭景图生平不详，既与郑玄相提并论，看来也是一个“德行不亏缺”的人物。儒家一再宣扬“天佑有德”“有德可获福”的观点，可是，“有德”的郑玄却在酒席上劝酒时倒地气绝，郭景图也在桑园中突然命尽，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人的寿命同德行的好坏无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天是不可能给有德行的人提供保护的，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曹操“不信天命”的观点。
既然不信天命，必然看重人事。曹操在《度关山》中说：“天地间，人为贵。”在《秋胡行》其二中说：“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早年同袁绍会盟讨伐董卓，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又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这些都鲜明地表达了以人为主体、不信天命信人力的思想。因此，曹操始终把大力罗致各种各样的人才看作是自己事业成败的关键，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曹操不信天命，因而自己虽有夺取汉家天下的野心，却并不以“真命天子”自居，不有意无意地神化自己。相反，他有时还能对自己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西征马超、韩遂时，曹操与韩遂在战场上约见，对敌方围观的士兵说：“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建安十九年（214）派毌丘兴任安定太守，事前嘱咐他不要主动派人到羌人中去，而毌丘兴没有照办，果然出现了曹操所担心的情况。事后曹操在总结教训时说：“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认为自己只是比常人智慧多一些，而这智慧又是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充分体现了曹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与不信天命相联系，曹操对神仙之说也取不相信的态度。《善哉行》诗说：“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对世人被神仙欺骗感到痛心。《秋胡行》其二说：“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对赤松、王乔得道成仙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并非真的得道成仙了，或许只是寿长些而已。曹操大量招聚方术之士，其目的也并不是要从他们那里获取长生久视之道，这从曹植《辨道论》可以得到证明：
世有方士，吾王（曹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可见，曹操招聚方术之士的目的，最初是怕他们流窜各地“惑民”，煽动百姓起来造反，就像张角用太平道名义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那样，因此要将他们“聚而禁之”。对他们那一套方术，曹操及其诸子“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当然也就没有从他们那里讨取羽化登仙之术的用意了。据曹植《释疑论》，曹操等人后来对方士的道术有一部分是相信了，但主要相信的是其中的养生术和其他一些有一定科学依据或事实依据的内容，仍然谈不上相信了羽化登仙之术。人寿总是有限的，曹操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精列》说：“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秋胡行》其二说：“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曹操又认为人虽不能成为神仙，不能长生不老，但通过自身的保养，又是可以延长寿命的，所以《龟虽寿》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些见解，都闪烁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彩。
对于鬼神迷信，曹操更采取了坚决排斥的态度。早在任济南相时，他就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禁止淫祀，除奸邪鬼神之事。在军中，曹操更是严禁装神弄鬼，以免惑乱军心，贻误战机。《掩获宋金生表》说：
臣前遣讨河内、获嘉诸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获得生，辄行军法。
曹操在征讨河内获嘉时，从俘虏口中得知，有一个叫宋金生的人自称神人，告诉守军鹿角无须把守，他派狗替大家防守，如果不听他的话，就会在夜里听到军队行动和兵器撞击的声音，天明后会看见地上有老虎的脚印。曹操立即派人将宋金生捉住杀死，表明了他对装神弄鬼行为的断然态度。《孙子·九地篇》注说：“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用间篇》注说：“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也。”也都表明了同样的态度。
曹操曾对袁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只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了，就可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应当说，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曹操是一个办实事的人，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磨炼，使他明白了办事必须从实际出发的道理，否则事情就办不成，办不好。《孙子·虚实篇》注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又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九地篇》注说：“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又说：“安不忘危，常设备也。”这些充满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见解，是那些只知穷究经学章句或沉迷谶纬迷信的人说不出来的。
当然，曹操的唯物论思想并不是彻底的。比如，他禁止淫祀，但并不反对一切迷信活动。其《褒赏令》云：
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使记室阮瑀议之。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是曹操所敬重的人物，因此别部司马请求给齐桓公建立神堂，他并不表示反对。在《春祠令》中，曹操主张对祭告宗庙的仪式作一些改革，如人们认为祭庙上殿脱鞋，他接受皇命，可带剑穿鞋上殿，如果祭告宗庙上殿脱掉鞋子，那就是尊重先人而违背王命，尊敬父祖而轻视君王，所以他不敢脱掉鞋子；又临祭时到水盆旁要做做洗手的样了，他认为浇水洗手是为了表示对神的敬意，因此他要亲自浇水洗手，等等。可见，他并不根本反对祭神和敬神。又比如，曹操是有反传统的精神的，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表示他的妻妾在他死后可以改嫁，不必为他守节，可见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他的礼法观念确实是比较淡薄的。但曹丕在宴请众文士时让甄氏出来同大家见面，刘桢胆大“平视”了甄氏，曹丕对此事无所谓，曹操却认了真，认为刘桢有失体统，处罚了刘桢，可见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又是十分讲究礼法的。
不过总的说来，曹操思想中有不少值得称道的进步的因素，他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说和谶纬之学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从而对当时冲破传统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