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
和洽仍要求调查核实，曹操仍不肯，但还是作了一点解释，说：“我之所以不核查，是想同时保全毛玠和告密者。”
和洽仍不肯让步，说：“毛玠如果确有谤上的言论，应当把他处死；如果毛玠没说过这样的话，告密者诬陷大臣以误主听，也应严肃加以处理！”
曹操回答说：“就要有军事行动，哪里能听了别人的话就都去核查一番呢？”
后来曹操没有处死毛玠，但还是将毛玠撤了职，所谓“两全”，只是保全了告密者。
可见，只要有人敢于阻碍自己谋汉，或对自己谋汉表示一点不满，不管这人原来如何得到自己信用，立过多大的功劳，曹操都要给予极为严厉的处罚，是一点也不肯手软的。
四 力平武装叛乱
曹操做魏公、魏王后，内部还发生过几次规模不等的武装叛乱，曹操对这些武装叛乱更是毫不留情地给予了迅速有力的镇压。
建安二十三年（218）正月，在许都爆发了一场主要由拥汉派势力策动的叛乱，参加者主要有京兆人金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和吉邈之弟吉穆等人。金祎是汉武帝时的臣子金日之后，自以为世代都是汉朝忠臣，见魏将代汉，于是愤然自励，打算复兴汉朝。耿纪是光武帝大将耿弇的曾孙，见曹操即将篡汉自立，也决心起兵除掉曹操。当时留守许都的是丞相府长史王必。曹操任用王必时，曾专门下过一道手令：
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惶惶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
早在建安元年（196）以前，王必就已经在曹操军中任职，曹操因此称他为“披荆棘时吏”。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任职，所以曹操说舍弃了千里马没有骑。当时关羽强盛，威逼许都，曹操让王必留守许都，是给予了充分信任的。有趣的是王必同金祎虽志向不同，两人私交倒还不错。吉邈、吉穆虽同金祎、耿纪一样反对曹操，但他们却并不是想要匡扶汉室，而是想杀掉王必，挟持献帝以攻曹魏，南引关羽作为外援。各方想法不同，利害不一，计划不周，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
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吉穆等率闲杂人员及家僮千余人夜烧王必军营，金祎又派人到王必营中充当内应。王必受到内外夹攻，仓猝应战，肩部受伤，逃奔南城。天亮后，叛军见王必还在，加之受到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攻击，纷纷逃散，一场叛乱很快破产。
曹操逮捕了耿纪、韦晃等人，耿纪直呼曹操其名大呼：“恨我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竟被这帮小儿所误！”韦晃则拼命叩头击脸，直至死去。耿纪、韦晃及吉本等均被屠灭三族。
十余天后，王必伤重不治而死。曹操得到报告，十分震怒，于是将在许都的朝廷百官召到邺城，让在王必军营被烧时参加了救火的人站在左边，没有参加救火的人站在右边。众人以为参加救火肯定不会有罪，纷纷站到左边。谁知曹操突然宣布：“没参加救火的人没有帮助造反，参加了救火的人都是造反的强盗！”
结果将站在左边的人通通处死。
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当曹操西征刘备尚未回师，而关羽又在南边猛攻樊城的危急时刻，在邺城的魏讽又阴谋聚众发动武装叛乱。魏讽字子京，沛人，颇有煽惑人心的本事，在邺城名声很大，自卿相以下不少人争相与之交往，因此被相国钟繇任为西曹掾。魏讽趁曹操大军尚未返回的机会，暗中联络徒党，同时与长乐卫尉陈祎联络，企图一举袭占邺城。谁知还没等到约定的举事时间，陈祎害怕了，向留守邺城的曹丕告了密。曹丕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了叛乱，魏讽被杀，牵连被杀的达数千人。事后，相国钟繇被免职，负责邺城治安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职。曹操得到报告后叹息说：“魏讽之所以敢于谋反，是因为我的部下没有能够防止反叛的人。哪里能有像诸葛丰那样的人，让他去接替杨俊呢？”
桓阶推荐以刚直威严著称的徐奕，曹操即任徐奕为中尉，并下了一道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与！
春秋时楚将得臣字子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子玉率楚军与晋文公战于城濮，兵败自杀。晋文公得知子玉自杀的消息，高兴地说：“从此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侧席”，指不敢坐正，是恐惧不安的样子。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刚直不畏权贵，淮南王刘安阴谋叛乱，但因惧怕汲黯而不敢妄动，最后畏罪自杀。“邦之司直”意为国内主持直道的人，语出《诗经·郑风·羔裘》。这里曹操以子玉、汲黯比方徐奕，既是对徐奕的信任，也是对徐奕的勉励，表明了曹操对加强邺城治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门侍郎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拉拢，参与反叛密谋。按当时法律“连坐”的规定，刘廙也应被处死。但刘廙鄙薄魏讽的为人，曾劝刘伟不要同魏讽来往。陈群去为刘廙说情，曹操回答说：“刘廙是一个名臣，我也打算赦免他。”并特地下了一道手令：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下卿栾盈之母是晋卿范宣子的女儿，因与其家臣私通被栾盈发觉，便反诬栾盈欲危害范氏，范宣子便将栾盈赶出晋国，并杀死了栾盈的同党叔虎等人，把叔虎的哥哥叔向也关了起来。后大夫祁奚说服范宣子赦免了叔向。曹操不杀刘廙当然不是为了遵循什么古制，而是因为刘廙确曾反对魏讽，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点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精神。
文钦因曾与魏讽有联系，被抓进监狱，鞭笞数百。本应处死，曹操因其父文稷立过战功，看在其父面上，也给予了赦免。
王粲的两个儿子在这次平叛中牵连被杀。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病死，到这时不过两年多。曹操得知消息，感叹说：“要是我在，一定不会让仲宣断了后！”这次叛乱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发动，但牵连被杀的人却达数千人之多，可见曹丕手段的残酷决不在曹操之下。曹操这一次多少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大约跟他不在平叛现场，态度较为冷静有关。曹丕后来根据曹操的旨意，把王粲堂兄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给王粲，算是给王粲延续了后嗣。
此外，在邺城还曾发生严才发动的叛乱。严才率其部属数十人攻打掖门，大司农郎中令王修得知消息，来不及准备车马，便同其部属步行赶到宫门参与平乱。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那个往这里赶的人一定是王叔治。”这次叛乱规模不大，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五 “吾为周文王矣”
在通向帝王之位的道路上，曹操一一清除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障碍，使自己逐渐具备了取代汉室、登基称帝的条件。但是，直到临死，曹操也没有代汉称帝。
曹操所处的时代，用他南下荆州时王粲规劝刘琮投降时说的一句话来说，是“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何尝没有帝王之心。兴平元年（194），曹操东征陶谦，留守兖州的张邈、陈宫勾结吕布反叛，赖荀彧、程昱保住了鄄城、范县和东阿三县。程昱年轻时，曾梦上泰山，两手捧日，程昱觉得奇怪，将此事告诉了荀彧。曹操西归后，荀彧又将此事转告了曹操。曹操大概从“捧日”之说中领悟到了某种特殊含义，内心高兴，于是将荀彧引为知己，说：“你终当成为我的心腹。”程昱本名程立，曹操于是在“立”字头上加上一个“日”字，更名程昱。“捧日”的含义，荀彧大概理解为尊奉汉帝，而曹操的理解很可能与此不同，从这里是不难看出一些问题来的。
建安元年（196）后，献帝完全落入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代汉的意图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拥汉派势力也会起来反对自己。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疑贰，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弱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藏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令文篇幅较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开头部分写道：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因此只打算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志望有所扩大，但也只是想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总之，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有什么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写道：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一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仍是很有限的，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遏制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甘冒艰危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不少工作，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会去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写道：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这一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于乐毅和蒙恬的深切感佩之情。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到昭王之子惠王的猜忌，被迫逃往赵国。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忠于燕国、秦朝。曹操列举两例，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勿庸置疑的了。接下来，曹操进一步说明自己得到汉室信用已经超过三世，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最后还引了周公金縢藏书的典故，来说明自己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明心迹。“金縢”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縢》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祷告，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辞藏在金縢之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周公将取代成王，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縢发现了祷词，知道周公忠诚，又迎回了周公，让他重新执政。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像当年周公存金縢之书以备考查一样，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最后一部分是：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尽，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这一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以此作为外援，作为“万安”之计。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尚品质的崇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劳，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还是很不安的。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不少地方是说了实话的。比如说他早年志望不大，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又比如说假如国家没有他，“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说的也是事实。最后说他不能交出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担心得也完全有理。但曹操反复强调自己忠于汉室，没有“不逊之志”，这就很难使人相信了。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奉行韬晦之计，对自己的政治意图作了一些讳饰，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牢牢掌握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曹操被策封魏公，加九锡。大概就在这时，关于曹操有“不逊之志”的议论又风行起来，曹操于是又写了诗作《短歌行》（其一）：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一解。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使得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二解。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三解。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之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四解。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瓒，秬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五解。
威服诸侯，师之者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以其名纷葩。六解。
第一、二解咏叹周文王，说他具备崇高的品德，已控制殷朝三分之二的疆域，但仍然朝贡殷王，不失臣节。因遭受崇侯诽谤，才被拘禁起来，后被释放，恢复原职，殷纣还赐给他斧钺，授与他专征的大权。文王的美德也得到了孔子的称赞。
第三、四解咏叹齐桓公，说他建功立业，成了第一个霸主，多次盟会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不凭恃武力。光明正大而不谲诈，其道德为后世传言称美。孔子赞美了他，同时还赞美了管仲。天子把祭肉赐给桓公，并命他不用下阶拜跪，但他却说：“小白不敢，因为天威就近在我的面前。”小白，是齐桓公的名。
第五、六解咏叹晋文公，说他也是一个霸主，同样躬身奉侍天子，因而天子赏赐给他珪瓒（祭祀用的玉柄舀酒器物）、美酒、红弓、黑色弓矢以及三百名勇士。他的威望使诸侯折服，学习他的人也受到尊重，其声威八方传闻，其名声仅次于齐桓公。但他在河阳会盟，召请周天子以打猎的名义前来与会，却引起了众议纷纭，有损他的名声。
曹操在这里赞美周文王、齐桓公和晋文公等历史人物，实际上是表示要以他们为榜样，自己虽然做了魏公，被赐给九锡，地位显赫，但仍要谨守臣节，遵奉汉室，决不做出危害汉室的事情来，用意完全同《让县自明本志令》相同。
此外，《善哉行》（其一）二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咏叹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就一起避居荆蛮。三解：“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咏叹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互相让国，商亡后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四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咏叹仲山甫辅佐周宣王革新政治，使周室出现“中兴”；但却无故杀死了杜伯，损害了圣君贤相的好声名。这些也都不无以史为鉴之意，旨在表明自己并无“不逊之志”的心迹。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曹操在孙权的配合下，取得襄樊大捷之后，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以火德王，故这里以火炉比汉朝。曹操的意思是，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惇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分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谓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不必计较有没有皇帝这个虚名。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藏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不想由他自己来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博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力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结束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不然就将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二来，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致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口实，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当魏公、魏王之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210）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恳款，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的。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已六十五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明智而周密的谋虑。曹操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自许，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业绩和名位作了一个总结和评定。</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