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 “吾任天下之智力”
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以来，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条件，如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兴屯田、大量罗致人才以及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锻炼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等。单就罗致人才一点而言，曹操的成绩就很突出。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曹操也占有明显优势，这成为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首先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同袁绍一起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卓越识见。一次，袁绍问他：“如果讨伐董卓不能取得成功，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占据地盘呢？”
曹操引而不发，先反问一句：“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袁绍气势如虹地回答：“我南面据守黄河，北面依恃燕、代，再将西北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势力吞并，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大业总可以成功了吧？”
曹操听了，不置可否，却沉稳地谈了自己的打算：“我任用天下的谋臣和将士，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稍停片刻，曹操又补充说：“商汤起兵于亳，周武王起兵于岐周，难道他们的地盘相同吗？如果将险固的地盘作为资本，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曹操在这里自然不是反对获得地盘，尤其不是要反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认为人才比地盘更为重要。有了人才，没有地盘可以获取地盘，反之则有了地盘也可能失掉地盘。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有了办法，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以从容对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很难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站稳脚跟。曹操的识见，自然要比袁绍高明得多。
曹操能有这种识见，一方面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他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善哉行》诗第五解云：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
春秋时齐桓公因得管仲（即仲父）为相，成为五霸之首。后因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他所宠信的宦官竖刁等坏人，弄得朝政日非。桓公死后，其五子争位相攻，以致其尸体无人收殓，放在床上六十七天，腐烂后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得人与失人，差别不啻天渊，曹操怎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以自警呢？
建安三年（198），袁术军中发生变乱，消息传来，曹操问部属何夔：“你觉得这消息可信吗？”何夔回答说：“袁术无信人顺天之实，却希望天人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得志于天下的。失道之主，亲戚都要背叛他，何况左右部属呢！依我看来，这变乱的消息是确实的。”
曹操听了，深有所感地说：“治理国家失去了贤能的辅佐就要灭亡。像你这样的人都不为袁术所用，发生变乱不是很自然的吗？”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曹操对求贤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曹操从他起兵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罗致人才，在攻城掠地的同时，注意不断为自己开辟新的人才来源，每攻占一个地方，每打败一个敌人，就总会得到一批新的人才，以致形成了帐下人才济济一堂、源源不断的局面。有时，得到一个人才，甚至比新得到一块地盘更为高兴，袭占荆州后，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综观曹操的人才，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跟随曹操一起起兵的亳县子弟。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曹休、曹真等人，或为宗族子弟，或为同乡故旧，是曹操所倚重的基本力量和心腹将领。其他亲朋故旧，曹操也常给予关照。一次，曹操问别驾蒋济：“胡通达是一位长者，他有子孙在世吗？”
蒋济回答说：“有一个儿子叫胡质，气概谋略不如他的父亲，但处事的精明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操听后，即召见胡质，任命他为顿丘令。发干长王凌因事被判处五年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一次正拿着扫帚扫大街，曹操乘车路过，问是何人，左右以实情相告。曹操听后说：“这是子师哥哥的儿子啊！所犯的过失也是因公，放了他吧！”
子师，即司徒王允，为诛杀董卓的主谋，后被李傕、郭汜杀死。曹操赦免王凌，显然考虑了过去同王允的交情及王允诛杀董卓的功劳。有关部门遵照曹操意旨，立即起用王凌为骁骑主簿，曹操后又任王凌为丞相掾属。
二是从敌方营垒中投奔、投降或俘虏过来的人。由于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敌手，因此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如被陈寿评为“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和徐晃，其中张辽原为吕布部将，张郃原为袁绍部将，徐晃原为杨奉部将。谋臣荀彧、郭嘉原在袁绍手下，贾诩原在张绣手下，等等。曹操对敌方营垒中的人才，态度甚为宽容，不论对方原来如何卖力地反对过自己，只要此人确实有才，曹操都尽力加以罗致，主动投归者更是来者不拒。对旧主越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人，曹操既爱其才，又悯其忠，就越是想把这样的人弄到手里。审配效忠袁绍，被曹操俘虏后，仍不屈不挠，恨恨不已，曹操却仍想把他留下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三是四方前来投奔的人。这些人中既有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其中一些人成了隐士，有一些人弄到了贫困不能自存的地步），也有不少地方豪强，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人。曹操十分注意罗致士人和地方豪强。士人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有知识、有智慧、有见识的一群，在汉末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士人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些出身名门的士人，更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如不能有效地争取到士人的支持，政治上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地方豪强是黄巾大起义后在各地形成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他们聚集家兵部曲，屯坞自守，拥有相当的实力。如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一万三千多人，许褚聚集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任峻、李通、吕虔、臧霸等人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家兵部曲。他们纷纷投到曹操麾下，对壮大曹操的军事实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罗致人才的方式，除主动前来投奔和在战斗中俘获的以外，一般为征召。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以朝廷名义征召天下的便利。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自己辖区内的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敌方辖区甚至敌方营垒中的人。如华歆、王朗、虞翻等人或为孙策、孙权部属，或在孙氏的掌握之中，曹操都以献帝名义加以征召。张纮为孙策出使许都，曹操却把他留下来，任命为侍御史，后来想让他辅助孙权内附，才让他离开许都到江东做了会稽东部都尉。曹操特别注意征召那些隐逸四方的士人，态度十分谦恭，有时还几次三番，不厌其烦。邴原、管宁等人避乱辽东，张范等人避乱扬州，曹操都把他们召聘到了自己麾下。这些人大都以超脱世俗、清高孤洁自许，曹操把他们召聘到手，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还可利用他们的影响，争取到更多的士人。曹操有时也以个人名义写信，召聘人才。最有趣的是他给太史慈的一封信。太史慈是东莱人，先随扬州刺史刘繇，后随孙策，作战骁勇，特别善射，箭不虚发。曹操闻其名，便给他去了一封信，用小箱子装好。太史慈收到小箱子，打开后，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味中药当归。“当归”，即应当回归北方的意思。曹操虽未能达到目的，但由此不难看出他良苦的用心，巧妙的心计。
让下属、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下属举荐，也是曹操罗致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荀彧、荀攸、郭嘉、陈群、梁习、孔融等人都曾向曹操推荐人才，其中以荀彧的成绩最为突出。曹操手下的大批得力僚属，如戏志才、荀攸、郭嘉、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杜袭、辛毗、赵俨、荀悦、仲长统等人，都是由荀彧识拔推荐给曹操的。荀彧出身世家名门，名重一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威望；投奔曹操后，身处尚书令要职，有延揽人才的便利；加之他好士爱才，知人善鉴，对延揽人才的态度又非常积极，因此成为向曹操推荐人才最多的一位。荀攸也曾担任尚书令的要职，在举荐人才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曹操感慨地说：“两位荀令评论人物，时间越长越显得正确，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郭嘉则不仅亲自向曹操推荐人才，还力劝曹操大力延揽人才。河北平定后，曹操从青、冀、幽、并四州征召了不少知名人士，就是听从了郭嘉的劝告。
曹操的部属能够积极向曹操推荐人才，是同曹操虚心征求的态度密切相关的。荀攸、郭嘉、钟繇等人能够进用于曹操，就是曹操直接向荀彧征询的结果。袭占荆州后，曹操又让名士韩嵩逐一品评州人优劣，凡经举荐的都予以提拔任用。
曹操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部属的积极性，人才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为了得到人才，曹操有时还采用了非常的手段。司马氏是河内温县著名的世家大族，世代历任高官。司马懿兄弟八人都是知名的士族子弟，长兄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字仲达，诸弟分别字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时人称为“八达”。司马懿是“八达”中最有雄才谋略的人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得到当时名士的赞誉，如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另一个大名士杨俊断言他是“非常之器”。曹操任司空时，下令征召司马懿，司马懿看到汉朝将亡，不想屈节曹氏，便诡称有风痹病（肌肉、关节酸痛麻木），不能起居行动，拒绝应召。曹操想知道真假，便秘密派人夜间潜入司马懿住处，假装行刺，司马懿估计是曹操派人前来试探，便坚卧不动，装出真有风痹病的模样，暂时蒙混了过去。曹操并不甘心，同时也并不相信司马懿真有风痹病，因此在做丞相后，又征召司马懿为文学掾，派人去通知司马懿，吩咐说：“如果司马懿再拖延不肯就任，就把他抓起来！”
司马懿担心被杀，只得勉强出来就职。后来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以后，逐步控制了朝政，奠定了司马氏以晋代魏的基础。
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是曹操获得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个土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个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实践中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毛玠原为县吏，满宠原为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属。或出身微贱，或身为布衣，而被曹操发现、使用、提拔，最终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既大量从外部罗致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养人才，终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绝的态势。
曹操主观上想大力罗致人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不少人才主观上也想投归曹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下列原因：
一是曹操以朝廷名义延聘人才，崇拜汉帝偶像的人们便会欣然而至。有些人并不满意曹操，但看在献帝的面上，也只得接受了召命，最后在实际上为曹操所用。
二是曹操屡次战胜，势力一天天强大，有识之士看到曹操能成大气候，因此愿意依傍曹操。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有的在政治上不得意，有的不仅在政治上不得意，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变易姓名隐避他乡，这些人大都希望改变目前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寻求到发展的机会。但战乱之后，他们丧失了门第的凭藉，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投奔权势者成了他们改变处境的唯一出路。曹操力挫群雄，异军突起，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因此纷纷前来投附。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中受到打击，无法继续独立称雄的豪强地主，也纷纷率部投归曹操。有趣的是，投归与背离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的高下之别、人心向背。何夔避乱淮南，袁术到寿春后，千方百计想留他、用他，他却认为袁术不得人心，必生祸乱，因而想方设法摆脱袁术控制，到北方做了曹操掾属；避乱荆州的赵俨看出曹操有平定天下的才能，于是扶老携弱北投曹操，被曹操任命为朗陵长；裴潜则看出刘表不是“霸王之才”，最终必然失败，从荆州南奔长沙，在曹操平定荆州后北投曹操；田畴避乱徐无山中，袁绍多次征召，他一概予以拒绝，而曹操前往征召，他却立即出门上路，田畴投归曹操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但他的选择同样是颇具代表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曹操不仅能够热心延聘人才，而且能够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在这方面，曹操也与其他割据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郭嘉原想投附袁绍，后来看到袁绍只想效法周公的礼贤下士，却并不懂得用人，因而毅然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平定荆州后，罗致、任用了大批荆州士人，当他在汉水边大摆筵席庆贺胜利时，王粲举杯祝贺说：“袁绍起兵河北，仗恃人多势众，一心想要吞并全国，但他喜爱贤才却不能够使用贤才，所以贤才都纷纷离开了他。刘表在荆州坐观时局变化，自以为可以效法周文王。到荆州避乱的士人，都是国内的英才，刘表却不知道使用，所以陷于危困而无人辅助。明公平定冀州后，立即整顿武备，延揽豪杰并加以重用，所以能够驰骋天下。平定荆州后，又大力进用贤士，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上。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真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才有的举措啊！”
王粲这段话，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将曹操同袁绍、刘表相比，说明曹操能够重视人才以成就大业，却是符合实际的。袁绍出身世家大族，人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为“八俊”之一，而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论罗致人才的客观条件，他是不如袁绍、刘表的。但由于他在主观上能高度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有一套罗致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办法，终于在罗致人才方面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并依靠自己的人才条件，最终战胜了袁绍、刘表。可见，曹操的主观努力，成了他能大量罗致人才的一个关键。“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战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对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后来越迫切。特别是赤壁战败后，面对孙权、刘备日益强大、天下三分逐渐形成的形势，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罗致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的力量。为此，他专门先后三次下令，要求部属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210）春，令文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令文首先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帝王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而所得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并不是侥幸碰到的，而是当政的人访求得来的。接着点明形势，说明当时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必须不拘一格加以选用。曹操从《论语·宪问》中引用了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说如让鲁大夫孟公绰做晋国诸卿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但他却没有才能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言外之意是，适宜做大国家臣的人，却不一定适宜做小国的大夫。孟公绰大概是一个廉静寡欲而缺乏实际才能的人，所以做赵、魏的家臣则有余，做滕、薛的大夫则不行。意在说明德才各有短长，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必须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是万能之才。曹操进一步以管仲为例，说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管仲年轻时贫困，同鲍叔牙合伙经商，等到分财利时，管仲欺鲍叔牙而多取，因此得了个不廉之名；后事齐公子纠，又曾谋害小白（齐桓公）。但齐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计较他曾经谋害过自己，仍任用他为相，终于称霸诸侯。曹操想成就齐桓公那样的大业，于是怀着急切的心情问道：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像姜子牙那样的身穿粗布衣服、怀有真才实干而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的污名而还没有遇着像魏无知那样举荐的人了吗？曹操要求左右僚属帮助他发现那些因身处贫贱、地位低下而被埋没了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推举，他都可以加以任用。曹操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他一生在用人问题上所贯彻的总方针。
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令文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道令着重提出德行和才能、作为往往不能兼具的问题，要求人事主管部门不要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不能废置不用，这样，有才能的人就都会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官府也不会有旷废的事了。曹操在这里再次提到了陈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由魏无知推荐给刘邦，刘邦任命他为都尉，典护诸将。后来周勃、灌婴等谗毁陈平，说他家居时曾私通嫂子，当都尉后又接受过诸将贿赂。刘邦就此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我向您推荐的就是人才。陈平的才能对国家是很有用处的。只要才能对国家有用，盗嫂受金又算得了什么呢？”
刘邦觉得有理，于是更加重用陈平，终于成就了大业。曹操同时提到了苏秦。苏秦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曾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抗秦。后秦从中破坏，六国约解，齐伐燕，攻取十城，苏秦又说齐王，使齐归还燕十城，齐人因此说他卖国，说他反复无信。曹操认为，陈平虽没有敦厚的品行，苏秦虽并不守信用，但他们一个辅佐刘邦奠定帝业，一个救助了弱小的燕国，其才能还是可堪大用的，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士有偏短”也决不能废置不用的道理。
第三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令文说：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道令又明确提出了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遗”的问题。令文例举了历史上一些出身微贱、名声不雅、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了大功的人物，其中管仲是再次提及，陈平是第三次提及。其余的人，伊挚（即伊尹）、傅说都出身奴隶，但一个辅佐商汤灭了夏朝，一个被商王武丁举用为相。萧何、曹参原来都是县吏，后来辅佐刘邦，都位至丞相。韩信年轻时曾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但后来却做了刘邦的大将。吴起是战国初卫国人，在鲁国时，齐人攻鲁，鲁君想任他为将，但因其妻是齐人，有些猜疑，他便杀妻换取信任，做了鲁将，打败了齐国。他年轻时，为了出外求官，花光了家产，被人讥笑，他杀掉讥笑者三十余人，继续外出，临行与其母告别，发誓不位至卿相不还乡，不久母死，果然不归。但他先后辅佐鲁、魏、楚国，历任将相，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曾声名远播，家喻户晓，举以为例，显得言之凿凿，滔滔雄辩，从而为“举贤勿拘品行”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最后要求部属将那些流落民间而道德高尚的人，果敢勇猛能奋不顾身对敌作战的人，普通文墨小吏中才高质异堪做将军、郡守的人，背着不光彩的名声、有着被人讥笑的行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统统推举出来，不得有所遗漏，语气恳切，态度坚决，充分表露出了求贤若渴、迫不及待的心情。
综观三道求贤令，内容一次比一次具体、深刻，问题提得一次比一次尖锐，心情也一次比一次迫切。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吴、蜀的力量却越来越强，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一的大业，客观上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却空前增加了，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但另一方面，经过魏、蜀、吴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战争的摧残，人才的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期那么容易了。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的人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的需求。
三道求贤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的。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形成了一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的重要标准。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都非常重视仁孝。如宣帝强调“孝弟有行义”，哀帝强调“孝弟淳厚”，章帝强调“孝行为首”，桓帝强调“至孝笃行”，没有一个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要“勿有所遣”的。选拔人才的地方推举，评论人物的清议，也都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的科目，作为儒生仕进的阶梯。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一直严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一岁的这一年，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的人才是十分重视的。
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选拔标准，地主官僚的子弟只要通经，只要有忠孝仁义的虚名，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经过察举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的机会。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败，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灵帝时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引时人语）的局面。加之汉末大乱后，士人流散他乡，州郡察举的制度也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阙，走选拔人才的老路，势必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要大量罗致人才，推进事业发展，就必须打破旧传统，抛弃旧标准，另辟一条新路。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的令文中，就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在这三个令文中，更反复申述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大胆否定了以仁孝为中心的用人制度，把反传统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不是要同传统彻底决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曹操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踏入仕途的，对忠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后，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后张邈叛变，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知道后，对毕谌说：“你老母在张邈那边，你可以离开我这里到那边去！”
毕谌赶紧叩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曹操为此大加称赞，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谁知毕谌一离开曹操，就找机会逃走投奔了张邈。后来曹操打败吕布，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以为他肯定活不成了，谁知曹操却说：“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我所要访求的人啊！”
不仅不治毕谌罪，还让他去做了鲁国相。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还是十分欣赏并提倡孝道的。像毕谌这样的人在曹操阵营中不会是个别的。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时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赞誉，曹操任命他做了广宗长。后因旧主死去，邢颙擅自弃官奔丧，有关部门向曹操举报，曹操却说：“邢颙忠于旧君，有一致之节。”不仅不加追究，后来还任命他做了司空掾。郑浑的高祖父、父亲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听说后，就把他召为掾属。曹操宣布孔融的罪行，也是说他不孝。在第三道求贤令中，曹操还把推举“至德之人”放在了首位。这些都证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义。在曹操看来，讲究忠孝仁义的人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忠于自己，实心实意地为贯彻自己的政策和路线服务。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严重缺点、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也不例外。由于特别强调了才能，德行无形中退避到了次要地位，成了一种陪衬，因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在实践中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一大批出身低微、“经”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经反对过曹操的人能被吸收到曹操周围，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和僚属，就是贯彻了这一方针的结果。有的人来到曹营后，仍然不修德行，老犯错误，曹操有时也能加以原宥。曹操的同乡丁斐（字文侯），在曹营任典军校尉之职，得到曹操信任，丁斐有什么建议，曹操一般都能加以采纳。但丁斐有爱贪小便宜的毛病。建安末年随同曹操征吴，因自家的牛瘦弱，就利用职务之便掉换了一头官牛，被人发现告发，受到了免官下狱的处罚。曹操后来见到丁斐，故意问他：“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儿去了？”
丁斐知道曹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于是回答：“拿去换大饼吃了。”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人说：“东曹掾毛玠多次跟我说，要我重重地处罚丁斐。我并不是不知道丁斐不清白，只是我有丁斐，就像人家有善捕鼠却爱偷东西的狗一样，偷东西虽会造成一些小损失，却可以使我的东西保存完好！”
于是又恢复了丁斐的官职，像原来一样信用他。这说明，曹操从大局出发，对这类德行有亏缺的人是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的。曹操还曾下过一道手令，说：
谚曰：“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昔季阐在白马，有受金取婢之罪，弃而弗问，后以为济北相，以其能故。
季阐在白马时，犯过接受贿赂、夺取人家婢女的罪行，曹操却因他有才能，不仅没有处理他，反而让他做了济北相，也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这里引用了一条谚语，说明他认为品行不好仍是一个缺点，只是不要揪住不放，要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像耽误了报晓的鸡，还想再叫一声补上一样。这种不纠缠历史旧账、重在现实表现的做法，使曹操能够最大限度地罗致人才，不仅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使更多的中下层地主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何以省东曹？”
制订了用人的方针政策，还得有合适的人来贯彻执行。曹操的丞相府中设有专门主管人事工作的机构，分东曹和西曹。东曹主管二千石以下政府及军队中官员的升降事宜，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员的任免事宜。曹的负责官员正职叫掾，副职叫属。曹操十分重视掾属的人选，担任掾属的人员，大都清廉正直，不徇私情，办事认真，坚持原则。先后担任过掾属的有崔琰、蒋济、毛玠等人。
崔琰初随袁绍，后归曹操，任曹丕的师傅。其人体态壮伟，声音洪亮，面目清朗，须长四尺，十分威严庄重；加之行为端方，性情耿直，敢作敢为，人们对他都非常敬重，连曹操对他也有几分敬畏。曹操初任冀州牧，召崔琰为别驾从事，对崔琰说：“昨天，我考察了一下冀州的户籍，可得三十万人，真算得上是一个大州啊！”
崔琰听了，却回答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袁氏兄弟操戈内战，冀州百姓暴骨旷野。王师来到冀州，没听说传布仁德，慰问百姓，救民涂炭，却在这里算计如何扩充兵力，把这件事当做当务之急，这难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明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