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躲了多少年已经记不清了，总之现在死到临头，也无需再有所隐瞒。事情的发生通常始于偶然，我时常问自己，如果像大哥那样读到专科，又或是像二姐听从阿爸的安排，找个普通人结婚生子，是不是至少活得不会如同蟑螂一般。
这些年来，辗转在弗元的腌臢角落，如今就算站在昔日老友面前，他也定是认不出来。毕竟谁会想到一个衣衫褴褛又形如枯槁之人是曾经的裴常笑？
1998年冬天，我放了一把火。新闻里说从别墅抬出去二十三个人，我知道警方算少了，应该是二十六具尸体，但这也怨不得警方，毕竟其余三人离起火点最近，伴随着爆炸巨响，估计连一根手指也难寻。若是问我是否后悔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举动，我只会笑上一笑。
对于一个杀人犯来说，生与死的边界早已模糊不清。如同行走在人世间的鬼，投胎转世都是奢望，难道还会在乎后悔这样自我怜悯的情绪？
1997年7月，大不列颠政府终于放手香港，紫金花红旗的喜悦飘洒全国，与此同时，我为了躲债，坐着摇晃的大巴，从省城回到老家。因为实在受不了阿爸不堪入耳的训斥，我托发小杨利好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从家里搬了出来。
这份工一个月四百元，包住不包吃。仓库在弗元的郊区，由一个姓朱的香港老板早年开发建成，听说这只是他在内地众多产业中投资最小的一处，所以也不甚上心。上一任管理员在这个岗位做到了棺材封盖，死的时候七十八岁，无节制地抽烟把肺都熏黑了，也没钱续命，最后还是朱老板念在他为自己工作多年的份上，出了下葬的钱，草草了事。
我看管仓库的时间里，只和朱老板打过两通电话，一次面试，一次离职，连他的人脸都没见到过，唯有的印象是那人的普通话有些差，得把话筒贴紧耳蜗，才能勉强听清楚他发声的音节。
仓库是连排的泥砖房，朱红色外墙，最高不过四层。彼时周围的土地尚未开发，杂草连着荒废许久的田地，门前是泥泞的土路。要不是朱老板开的价格便宜，怕是根本没人会想到租用那个地方。仓库被隔成五十个小间，我住在上一任管理员的房间里，一楼进门右转的第一间，十平方面积，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扇小窗，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配置好不到哪去。
杨利好要我懂得知足，毕竟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又欠着债，身边的疯言疯语又多得很，要不是朱老板大发慈悲，连这个工作也未必找得到。他说的确是实话，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回到弗元这个地方。
最开始的一个月我是日夜难眠，除了邻村的老黄狗外，连个能说话的活物都没有。秋风摇着蒿草的脑袋，我在日复一日的虫鸣中也渐渐习惯了起来，觉得就这么孤独死去，不再打扰裴家的人，或许也算一件幸事。
仓库的客人们一年也未必出现一次。零到十号库房是朱老板口中的贵宾仓储室，我曾经在百无聊赖中逐间开门看过，印象最深的是5号房，放着数十口蒙尘的棺木。纵使从小胆大，但夜半三更看到成排的棺木躺在眼前，也不免心底发怵。自此以后，我变得不再好奇，剩下的四十个房间也不再探究，继续过着死水般的日子。
直到戴大军的出现，石子终于落入了水面，往外扩起涟漪。
秋日黄昏夕阳下，戴大军敲响了我的房门。为了不让我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过早死去，偶尔前来探望的杨利好给我弄了台老式收音机。每天下午六点，三号频道的“甜心电台”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消遣。听到敲门声时，我还以为由于本人过于沉迷女主播的嗓音，出现了幻听，一度不愿意从床上爬起来。但戴大军坚持不懈地敲着门，仿佛要把那薄薄的木板撞破，我这才跳了起来，确定门外是真的有人来找。
“你好，请问你系这里的管理员吗？”面前的男人鬓角斑白，双颊泛着高粱红，普通话里夹杂着闽南海话的口音。
我点点头，不明所以地打量着他，问道，你是来取货的吗？哪个库房？
男人慌忙摆手，带着些许不好意思，说打扰靓仔了，我是来找人的。
那时我虽容貌尚好，但也绝对担不起“靓仔”二字。男人的双手紧张地抓着一个布包，手指上布满老茧，神情古怪地往我房间里看。我走出门去，将房门关上，板着脸问道，这里是朱老板的仓库，除了你眼前的靓仔以外，没有别人，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啊，是吗？”男人的眼神暗淡下去，用手比划着说，“靓仔，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大概一米六几，长头发，经常扎个马尾辫。脖子上带着个木质的佛。”
三句话说得坑坑洼洼，我也不耐烦了起来，说没见过，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女人，阿伯，你肯定是搞错了。转身便想走回房里。
男人急急地叫住我，说，“靓仔，你看一看。我女儿长这样。”说罢，他将一张黑白照片伸至我跟前。照片上的一家四口坐在祠堂里，前排的女人手上抱着个娃娃，左边坐着眼前这个男人，后面站着一个扎着细长马尾辫，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