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我在上海待了一年，工作是九九六，几乎每天要加班，所以除了上班以外，别的事情我都放下了。写作已经完全停顿，阅读也是断断续续，并且只能读进一些不费脑的书。不过当时我也没怎么为此焦虑。或许因为工作忙，加上换了新环境和新工作，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适应，这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先是在喜士多找了份工作。当时我落脚在徐汇，公司就把我分配到了徐汇的一个门店里。这个店本来连店长在内有四个人，都是女的。我去报到时，店长对我说，她向公司申请一个男工，是为了安排上长期通宵班。因为女工上通宵班有一定安全风险。而我上通宵班的话会有一些额外补贴，一个月下来可以多挣四五百块钱。我说没问题，我愿意上通宵班。
通宵班要接待的顾客很少，主要负责晚上收点一次货品，然后搞好店面的卫生，尤其是熟食车要清洗干净，然后在天亮前重新准备好关东煮、麻辣烫、包点、咖啡和豆浆等。我在这个店上了大约十天班，有一天早上，我正好独自在店里，这时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她说自己是附近一家竞技自行车店的老板，问我有没兴趣跳槽到她的店去。她告诉我店里的收银员刚刚因为贪污跑了。她还说，她已经把附近几家便利店的收银员都招募了一遍，不过暂时还没有人答应她。
下了班后，我应邀到她的店去参观。竞技自行车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之前我只听说过捷安特，但也仅仅是听说而已，从来没有进店逛过。她代理的是一个美国品牌，我看见店里主推的车型标价从几千到三四万都有，最贵的一辆特别涂装公路车甚至标价八万多。
当时我在便利店的工资是三千多，我住的隔断房租金是一千五，此外上下班还有通勤费用。而自行车店开的底薪是三千，在此基础上有销售提成，还可以让我住到店里——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住到店里这点，我可以省下房租和通勤费用，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感觉自己挺幸运的。
自行车店当时有两个全职店员，以及一些周末来帮忙做销售的兼职。我对竞技自行车一无所知，因此工作中经常要向他们请教。而他们对我都非常友好，总是知无不言。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比我之前烘焙店里的同事要慷慨和无私得多。我在上海接触到的年轻人大多很讲礼貌，也有教养，和人相处时大方得体、分寸感很好，既不会过度热情乃至于霸道，也不会处处提防而显得冷漠。下关的年轻人则比较简单和天真，但人际分寸感不强，比如经常强迫我喝酒或跟他们一起去玩；他们对熟人往往过度亲热，而对陌生人却比较冷淡和回避。我发现这些差异并非完全出于个体的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这里要说明一下，今天的下关已经高度城镇化，但我当年的几个本地同事，他们的父辈都还是农民。因为城市是一个分工合作型社会，人际交往既必需又密切，而礼貌和教养可以使个人更好地融入群体，由此获得更多资源、机会和帮助。即使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年代，城市人起码也更外向和热情。农村则属于宗族社会，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农民主要是看天吃饭，而不是从广大社群中寻找资源和机会。所以总的来说，农民的性格更内向和保守，农村也比城市更排外和封闭。
我发现自己身上兼有城市和农村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礼貌和教养方面，我和上海的年轻人很像。这方面我是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她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过我。可是我同时又很孤僻，非常不喜欢交际。我缺乏把握人际距离的能力，总是担心自己对别人表现得过于亲近，会让人觉得我有所图谋或自作多情。哪怕对方明确表达了对我的好感，我也仍然会害怕：我怕对方没有看清我的真面目，怕最终证明所谓的好感只是一场误会。于是为了避免令人失望，以及可能造成的对我的羞辱和嘲弄，我宁愿和人保持一种生疏的关系。这一点我可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我肯定不会有意识地模仿他。再说孤僻也模仿不了，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是一种性格特质。
我父亲的孤僻源于那种老一辈的农民因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养环境来到城市，面对城市的陌生、复杂和繁华，心理上有一种无力感，也缺乏归属感。在行为上，主要体现为过度的提防、节俭、担忧、自卑和惧怕等。在城市里只要随便找个农民工接触一下，从他们那种沉默和冷淡的态度里就可以发现这些。
我父亲是贫农出身，复员后调动到广州，安排到单位参加工作。可是他除了根正苗红、出身纯洁以外，不具有任何专业技能。对于单位的业务来说，他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后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他单位的性质也从事业变为企业，并且实行自负盈亏，于是他难免更失落和忧虑了。他几乎不会说广州话，像打球、打牌、打麻将之类要和他人合作参与的娱乐他通通不会。实际上他几乎不交际，下了班后从不和同事来往。他的人生过得相当乏味——起码在我看来是如此——什么都不想尝试，什么都不感兴趣，身体好的时候一味节衣缩食，身体变糟后则以药替饭。他出生在穷乡僻壤，后来扎根到省会城市，早年老家的人确实羡慕他。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在城市里彷徨无依、无所适从，就像只孤魂野鬼。如果他可以“野”一点还好，大不了自得其乐。可偏偏他调动到城市，并获得一份工作，全赖他的“思想纯正”，他的安全感就建立在维持这一“核心竞争力”之上。按道理说，我出生在城市，从没下地干过活，身上不该有父亲的那些性格特征才对。可是我确实有。或许这只是巧合，它们在我和我父亲身上是殊质同相或殊因同果。也或许真的有一种因果影响存在，而我还没能认识到。
言归正传，很快我就发现，自行车店里的两个全职同事士气很差，工作态度非常消极。原来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对我们老板的不满，认为我们老板成天瞎指挥，害他们做了很多无用功。此外我们老板要求的工作方式他们也很不认同。我们老板接手这个店没多久，可以说是中途入行，她把自己过往在外企打拼的那套工作风格带到了店里。可是她要求的那一套，起码在竞技自行车这一行里，恐怕大多数从业者都不太能接受。我在她的店里工作了一年，认识和接触了十几个全职、兼职的同事，发现他们都不是因为工作才接触自行车，而是因为本身就喜欢骑车才选择了这份工作。他们确实比较随性，比较在乎个人的感受和喜恶。而这在我们老板看来，大概是属于自由散漫且不求上进吧。不过话又说回来，自行车行业或许也没有很大的上进空间，很难想象一个不甘人后、力争上游的人，会委身这个不温不火的行业。
我那两个全职的同事很快就离职了，后面来的人也换了几拨，于是短短几个月后，我倒成了店里资历最老的全职员工。或许因为理念上的冲突，以及我们老板自身的缺点，比如她经常信口开河，乱许承诺，事后又出尔反尔，情绪管理方面也很糟糕，于是我的历任同事几乎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其中有些人出于贪心和泄愤，就偷起了店里的东西来。我到这个店打工，并不是因为喜欢骑车，店里的货品对我没有吸引力。可是对于有的人来说，店里的装备、工具、保养品、零配件等，甚至包括整车，都是充满诱惑的宝藏。
需要说明的是，我比我的同事更能接受我们老板的工作风格。我和他们的情况不一样，我比我的老板更不懂自行车，我不会像他们一样把她看作一个胡乱指挥的外行。之前我在喜士多的收入比在自行车店低，工作内容也更枯燥，所以我其实挺庆幸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总的来说，我的老板对我很好、很客气，甚至有时很尊重，令我受宠若惊。毕竟我不像其他同事，在竞技自行车领域我既无专业知识也不掌握技能（后来通过参加公司培训及同事的指导终于掌握了一些）。可是另一边我的同事对我也很好，可能因为我性格温和、任劳任怨、不争不抢，所以他们平常都很关照我。再说我和他们都是打工人，在资方面前我们是天然的同盟。于是在同事和老板持续不断的劳资矛盾中，我始终保持中立，不想卷入其中。
最初的几个月还算顺利，毕竟我还是个新人，同事不会让我代为出头，老板自然也不会叫我去督促别人。他们对彼此的不满，我都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我也不举报偷东西的人，因为假如我举报，就会被大家孤立，那我在店里的日子就到头了。何况老板之所以能成为老板，就因为她不是一只温驯服帖的绵羊，而是一头蛮横好斗的公牛。总的来说她是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弃的人，她不惧怕和任何人斗争。而且她确实比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和手段。毕竟她手上有资本，用惯常的话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她会钻空子，也会克扣，或让我们无偿加班，以及对我们光承诺不兑现等。我真的说不清楚她和我那些同事谁比谁更不对。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我在工作上渐渐上手和熟练，我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后来有新来的同事也住到店里，我因为不想和别人同住，索性租了个房子搬了出去。到了2014年春节时，中介通知我房子要被法院没收，我还被迫搬了一次家。
我们店每天营业十二个小时，假如关门的时候店里有客人，我们就要延迟关门。关门后我还要加会儿班，把挪动过的车归回原位，以及做好当天的流水账，发到老板的邮箱（我名义上还是收银员）。我每周休息一天，实际周工时长接近八十个小时。虽然写作和阅读我都停下了，但跑步却没有停。实际上我跑得更讲究了，不仅用上App记录数据，而且运动强度和计划性都有所提高。此外我还去骑车，我骑的是店里的活动用车，一般晚上在龙腾大道附近骑。跑步的话我几乎都是绕体育馆跑，每次跑一个小时，里程在十公里左右。我还试着跑过一次二十一公里（半马），花了两小时零五分。我经常深夜去锻炼，哪怕在冬天，我也是下了班后晚上10点多或11点多才出门。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精力那么好，可能在工作中越是压抑，下班后就越想宣泄。
尽管我不想卷入同事和老板的纷争，但随着人员的不断更迭，我越来越难做到抽身事外。因为我入职时间最长，新来的同事就拜托我去和老板交涉，他们认为老板更听得进我的话。而老板这边也开始要求我以前辈的身份管教新同事。有一天，她甚至试探地问我，把我升为见习店长好不好。她大概想到，假如要我督促同事，而我又没有任何头衔，别人未必愿意听我的。可这实际上是把我置于一个我最害怕的境地——假如我执行老板的命令，就无法避免和同事为敌；假如我站到同事这边，就得承受更多老板的压力甚至追责。
我拒绝了老板的提议。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日子我注定会越来越难。当时的情形是两边都信任我，而我两边都不想辜负。可是他们却随时可能发生摩擦，到那时我就会被夹在中间，两头都不讨好了。我不喜欢硝烟弥漫的人际环境，我怀念之前在下关的日子。可是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反之没有斗争的地方也没有利益——我在上海干一个月相当于在下关干三四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下关的同事，尤其是物业部的那些同事，是那么心平气和且与世无争。
正好在这个时候，当年音响器材期刊的主编问我有没兴趣一起搞些生意。我和他在2006年之后就再没共事过了，后来他离开了媒体行业，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现在是一家生产倒车摄像装置的小工厂的小股东。他听说我想回下关，便提出和我合伙，做些小买卖，由他在广州负责发货，我则在下关负责经营。经营内容我们粗略商定是进口零食，这在广州的一德路有货源。于是在2014年5月，我辞掉了自行车店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下关。不过要说明一点，当时无论有没有主编的提议，我都打算从自行车店辞职了。夹在同事和老板的冲突中间使我度日如年，我调解不了他们的纷争，也无力曲意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