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我过得特别阴暗，我是指心理方面。离开南宁的商场后，我在家里关了一年半，可是并没有完全走出商场那段经历的阴影。我的精神状态仍然不正常——当然严格来说没有完全正常的人，或者说没有所谓的正常——总是下意识地在不失礼仪的前提下躲开人。而当我躲不开的时候，比如在发快递或进货时，我就会表现得过度谦卑和客套。我对某些场景下的人际交往尤其抗拒，原因是我过度敏感，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负面感受（主要由我的羞耻感和自卑感引起）的性质扭曲并放大，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画地为牢走不出来。我经常会产生一种妄想，觉得别人对我持有负面的看法和态度，然后心里非常懊恼、羞耻或愤懑。实际上别人并没有，起码在大多数时候，别人根本都没有特别留意过我，更不要说对我持有什么看法和态度了。这种状态大约从我在南宁的最后一年出现，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年，到我后来去云南后才逐渐好转。
我的网店大约做了一年，生意说不温不火都抬举了，确切而言是很糟糕。还好当时网店不交租不交税，我也不雇人，所以几乎没有固定成本。换言之，网店的利润只要能维持我的日常开支，我就能一直做下去。而我的日常开支很少，我习惯过节俭的生活。不过这样过日子说到底只是在逃避，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但我当时没有能力走出来。心理问题并没有特效药，我从网上了解到，运动可以刺激内分泌，改善人的情绪，令人感到愉悦和振作。而在所有运动里，慢跑是较多人推荐的。因为慢跑不需要特定的场地，也不用约人一起进行，更重要的是——尤其对我来说——它是免费的。我就是从这时开始养成了慢跑的习惯。我住在厚德路时，一般沿着滨江路跑到海珠桥或江湾桥，然后折返跑回到今天的洲头咀公园，当年那里还是断头路，无法往南拐往洲头咀码头。这条线路接近五公里长，我一般早上6点多出门，连跑前跑后的拉伸和散步在内，运动约一个小时。我每周跑四到五次，假如要去进货我就停跑。
因为要经营网店，我放在写作和阅读上的时间减少了，这一年里我只写了三或四个短篇。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我2012年写的小说确实比2010年写的有了一点进步，这主要体现在我的语言更放松了。早前我的写作语言比较僵硬和干瘪，可能是因为我试图表现的感情和感受内容太单一。详细来说的话，因为我性格内向，又比较理性，在生活中感受力不强，感情也不丰富，相比大多数人而言，我是麻木和迟钝的——这些都直接体现在我的语感里了：我只关心语词的含义和句法的正确有效，很少在意语言本身的感情、价值、温度、质地等。可正是这些有机成分赋予了语言生命，使语言在语境的转换中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后来我通过阅读和交流，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尝试从更多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发掘其中那些原本被我疏忽了的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感受。语感是一个人的生命感受在写作中的直接体现。我觉得一个人怎么说话要比他说了些什么更能反映他的本质。当我们用口语表达时，同样的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说出来，表达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而在文字写作中，尽管不存在语气、神态、肢体动作等表达途径，但通过语词的组织和变化、语句的结构和节奏、语义和语境（包括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或叙述的形式化等，甚至可以获得更丰富和微妙的意味。
不过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我对写作的认识更深入、眼界有所提高，这不意味写作水平也跟着迈上了新台阶。事实上当年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写作有进步。因为写作的进步无法量化地考察，它不像背英语单词，今天我背了二十个，明天又背了二十个，那么这种进步是确凿具体的，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写作上的高下之别，很大程度上只能诉诸感觉去判断。而我的感觉又很混乱，总是下意识地否定和贬低自己，以一种悲观和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又或是因为我平常读的是文学经典、大师作品，以此作为参照的话，就像站在十楼往下看，地面的一棵小树苗从三十厘米高长到五十厘米高，楼上的人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因为感觉不到自己进步，也就无法从进步中获得正面激励，于是我的写作动力渐渐地流失，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了。
而在交流写作方面，因为我不再能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也不再那么耐心和积极了。不过在网络上与人交流，尤其是公开的交流，比如在论坛上或群聊里，对我来说要比在线下和人打交道容易得多。毕竟在网上我不想说话时可以不说话，但在现实生活的很多情景里由不得我不说话。我在网上只和人聊写作，很少会聊到生活。即使聊到生活，我也可以遮掩和引导。虽然聊写作也会激起我的自卑感，但我当年毕竟才刚起步，水平不如别人也合情合理——我就是以此不断安慰和鼓励自己。实际上我的自卑情结和病态羞耻感的“重雷区”主要在生活中。我在生活中感觉举步维艰、处处碰钉子，这本来只能怪自己。可是弗洛伊德描述过这么一种心理机制：当人处在焦虑中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刺激别人，借以化解自身的焦虑。——通过伤害别人来祛除自身的焦虑，这乍听似乎没什么道理，但我确实在很多人身上观察到过这种心理机制的运作，而在我身上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我的生活被困在了一条死胡同里，于是在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我有时可能对人报以尖酸、苛刻和挑剔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我对对方失去了耐心，或许是因为我被对方的言语激怒，也或许是出于对自尊感的保护。正如前文所说，我身上的自尊感是由自卑情结触发的一种补偿心理，因此它是虚妄不实的，也是畸形过度的。而当我事后察觉到自己伤害了别人时，我又感觉万分内疚，耿耿于怀。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网络也开始过敏了。
再来说说焦虑。我认为焦虑是个人对自身和处境的无力感的一种情绪反应。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焦虑，但每个人焦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相比于满足或快乐，焦虑可能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会为之感到满足或快乐的事情大体是相似的。比如我们都喜欢平安健康，没人会向往灾祸病痛；又比如我们都喜欢美味的食物，所谓“脍炙所同也”，没人会说发霉腐坏的食物更可口。可是反过来，在不同的人身上，导致不满足和不快乐的原因却千差万别。因此，我发现作家可以说天然地钟爱书写不幸。因为不幸显然比幸福更复杂，更丰富。在这里，丰富性和独特性是异相同质的，或者说它们通过彼此显现自身：越是丰富的就越独特，反之，越是独特的也越丰富。因为两者这时体现在一种程度上，这种程度我称之为“真”。当“真”体现在性质上时，它就是“科学”，是具体和明确的，同时也是实用的。而当“真”诉之于程度时，它成了艺术和哲学或宗教——它既不务实，也不提供答案，有时连问题都没有，但它无穷无尽，在万事万物中现形。而创作者往往是从独特性进入这个增幅装置，不过“真”永远无法抵达，只可以无限接近，这种无限姑且称为“极致”。正是通过对“极致”的追求，创作者从独特性抵达了丰富性。因此艺术向来无关乎正确或错误、高尚或卑微、强壮或软弱等，它不是事理、道德或比赛。我认为“美”就是丰富，就是无所不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而“丑”则是单调、贫瘠、狭隘和封闭。艺术无论以什么形式或体裁，创造的都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万物。艺术不是创造一个具体的“物”，或者说艺术追求的是更大的能指性，而不是单一的确定性。
在阅读方面，我的爱好开始转向了俄罗斯作家。不过我并非先读到前文提及的那些美国作家，然后再读到俄罗斯作家。当年我的阅读顺序是随机的，而且也不只读了这两个国家的作家。只是最初我觉得那些美国作家更打动我，毕竟他们都是20世纪的作家，生活经验和我有更多共通之处。而且他们是以一种日常语言写作，比较接近口语，这对当时阅读经验不多的我来说显得很友好。而俄罗斯作家我读的是19世纪“黄金时代”的那一批：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和身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的亲身经历有较大差异。不过，读他们不需要很熟悉俄罗斯历史，他们的作品里并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内容。再说无论外部环境差异再大，人性毕竟是相通的。
在所有俄罗斯作家里，我特别喜欢契诃夫。很多人说卡佛是“美国的契诃夫”，因为他们都喜欢写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卡佛的小人物是一些追求世俗生活的失足遇险者。而契诃夫的小人物说到底不是在现实中遇险，而是在精神中遇险——他们向往过一种宗教意义上的道德的、踏实的、虔诚的生活，然而无论如何都追求不到。宗教曾经世世代代地向俄罗斯人许诺人生的意义，这成为他们的生活支柱。可是后来科学和理性推翻了这根支柱，令他们无法再踏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成天忧心忡忡。契诃夫的人物总是在追问生活的目的，卡佛的人物则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更好，或者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简直不言而喻。可是什么是“更好”？
现代社会为卡佛的人物提供了现成的人生价值，如“成功”“富有”“健美”“负责”“诚信”“开明”“体面”“慷慨”等等，而他们就是倒在了对这些的追求上。可是契诃夫的人物没有来得及进入现代社会，没有被消费主义裹挟过。他们想象中的“生活目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理想——屠格涅夫的感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裂、托尔斯泰的赎罪和救世观，都是源自对这种理想的渴求或幻灭。而契诃夫的原创性在于他把一种传统的对信仰的虔诚转化为对理性的彻底诚实，所以他的人物才那么奇怪和不可思议，可同时又那么自然和恰如其分，仿佛他们理应如此也只能如此（这样的人确实存在过，不过只占极少数，因为他们会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最先被淘汰）。显著的一点是，契诃夫的人物完全不懂欺骗自己，哪怕他们是在追求不存在的事物或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他们困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感觉自己过的生活不对，再也不能这么过下去了，可是对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于是纳博科夫曾评价道：“契诃夫的主人公是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个重负既卸不下又担不动。”
我不同意说卡佛是“美国的契诃夫”，因为卡佛的人物是一群务实的世俗主义者，他们遇到的困难非常实际：破产、失业、出轨、酗酒、意外，或诸如此类的。而契诃夫的人物遇到的困难要复杂得多，并且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们原本可能也有一个务实的出发点，可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最后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一种徒劳的务虚。契诃夫是继塞林格之后，我第二个非常喜欢的作家。
在做网店之前，我以为做网店不必和人打交道，对我来说阻力较小，而且时间安排比较自由，我可以同时兼顾写作。不过我想得太美了！事实是我的生意始终没有进展，写作也止步不前。因为我静不下心来，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不想写作。我每天对着电脑，经常一边做网店客服，一边读论坛上的文章。有时我也会蓦然惊醒，意识到自己该动笔了。可是自从我多读了一些书，并且在论坛上接触到一些超过我当时水平的观念后，我发现自己消化不了这些内容，更不要说吸收了。我变得不懂写作了，而且这时重读自己之前的作品，简直赧颜汗下，感到自己此前写的东西太幼稚和陈旧，无法相信我曾敢于把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发到网上给人看。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或许首先该改变我的生活。当时我把自己写不下去的原因归咎到了我过的生活，我渴望经历一些“异质”的生活。早年我在漫画社和北京前后度过的一年，在我看来也属于“异质”。只是在那两段经历里，我始终感觉有些格格不入。因为我的天性并不张扬、反叛、冲动、热情。而我想象中的“异质生活”应该是一种平和、恬静、辛劳和朴素的生活。
我首先想到了新乡。2009年我从广州骑车到北京，在沿途经过的所有城市里，印象最好的一个就是新乡。新乡农业发达，人口分布围绕着周边的县镇和乡村，而不是集中在市区里。新乡的物价并不高。我想在新乡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工作都行，然后租个房子住下。当时我大概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个朋友，他们都是曾经画漫画时交的朋友。我不会和过往的同事、同学聊这种话题。其中一个朋友刚好去了一趟大理，他向我力荐大理，并且说他将来也想搬到那里。另一个朋友则说假如我去大理的话，他也想和我一起去。
于是我立刻开始清货，清不掉的我都送给当年在南宁的合伙人了。2012年9月，我和另外那个朋友乘火车经昆明辗转抵达大理，然后在下关镇各租了个住处。不过最早向我们推荐大理的那个朋友后来并没跟着搬去。
在广州做女装网店时的出租屋（摄于2012年）
出租屋窗外的楼下（摄于2012年）</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