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念头
自我提笔写《非赢游戏》以来，被问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你怎么会想到写建筑施工行业？
在她们眼中，我与土、木、泥、钢、瓦、架这一类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个选题非常不“我”。我的写作决定对她们来说缺乏可供预测的“安全感”，她们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究竟怎么会想到写建筑施工行业？
早在二二年，开始写《零诺》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对建筑施工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发生的契机不寻常，当时我居住的小区旁边在建新楼，号称将成为新的浦西第一高楼，工地占地广阔，工人工种繁多；那时正处疫情期间，我每天定时定点下楼做核酸检测，总会和旁边工地的工人们一起排长队。有位女工，我碰见过几次。她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马甲，脚踩运动鞋，肩上背着一只体积硕大的、色彩鲜颜的、卡通小熊形状的水壶。我的目光总会被她的水壶吸引，每次排队时，我总忍不住想，在建筑工地一线的女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生存，如何应对社会震荡。
这近乎一种朴素却强烈的探知欲，甚至与创作无关。我当时生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念头：我想过过她们过的日子，不然，我何来资格大谈“主义”和“女人”。
这个念头因《零诺》的写作被压制，直到二三年底《零诺》全文完成后，我才重获时间精力翻出这个念头咀嚼。二四年初，朋友李靓得知我有这个念头后，表示她有能力和关系，可以帮助我进入建筑工地的施工现场。幸得她的帮助，让我没有实施去劳务市场蹲点找零工的无效率计划。也因她的帮助，才有了我后来能够在工地以极高密度的方式体验并了解施工现场的各个环节——这是后话了。在此，我对李靓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四年一月中旬，我在与洞姐、康堤和王老师录制完我此生唯一一次公开播客创作采访后，一起去吃饭。吃饭时，她们不可避免地询问我下一部作品的写作计划。我遂大概讲了脑内的念头。王老师说，那你得去工地采风吧。
一直以来，我都极度抗拒使用“体验生活”和“采风”这一类具有高高在上气质的词语来描述我去工地一事。我至今也不知该用、能用什么词。“田野调查”吗？可当时的我并没有明确要达成的学术或艺术目标。
我只能接受别人使用这些词语来描述我。
2.24/3/8
二四年三月八日，李靓带我前往位于上海闵行区外环外的某在建工地。我们抵达后，项目经理按约定从工地内出来接我们。我至今记得他看见我时的举动和话语。当时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走到我这侧的车窗，扒着车顶低头往内看，然后露出毫不掩饰的惊讶且不悦的表情，说道，你怎么是个女的？我这都白安排了。
我这才知道，他在得知有位作者要来工地“体验生活”时，不曾设想来人有十亿分之一的可能性是个女人。他天然地、想当然地、极为自然地默认了我一定是个男人。
项目经理姓潘，接下来我会称他为老潘。当日，老潘拒绝了我想要先行进入施工现场看一看的请求，他在项目部大会议室与我“畅谈”，指出我是个女人这个事实如何打乱了他的精心准备：原本他为我安排好了项目部管理人员的宿舍，现在不行了，因为我是女的；原本他想好了可以带我去和监理、分包吃饭喝酒，增进关系，现在不行了，因为我是女的；原本他以为可以放心地让我在工地干活，现在不行了，因为我是女的。
我在此之前的人生中，从未收到过因为我是个女人而不能如何如何的评价。这对我而言是人生的拓宽，也是人生的收窄。
后来，老潘语重心长地对我的发型、衣服、裤子、鞋子和整体造型进行了一番指导，明确要求我改变发型、采买符合他建议的衣服裤子鞋子，然后才能允许我正式进入施工区域。因此，我什么时候准备完善了，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这里。
当天傍晚，我们从工地驱车前往市中心的剧场。小康在剧场外等着我，给我话剧九人《春逝》的赠票。此前，她发微信说，朱导想邀请你来看剧，你有空吗？我说有，我会很开心。
剧散场后，我第一次见到朱虹璇。聊天时，我们彼此交换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方向。她说，那你得去工地待两周吧。我说，是的。
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在当时都认为，我去工地应该就是两周左右的事情。
就连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3.接纳
我按照老潘的建议（要求）剪短头发，买了便宜的、廓形宽阔的衣服裤子鞋子，请他同意我正式进入施工现场。老潘表示可以。于是我整理了一个背包，背着去工地。
这次老潘没有出来迎接。我在门卫登记，等通知，上楼去他办公室。他上下打量我，露出不甚满意的表情，指出我的头发还不够短、衣服还不够廉价。我一开始以为他对我头发和衣着的要求是为了让我在工地干活方便，但随着对话的进行，我才明白他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我在工地现场的存在感。按照他的话，工地男工们的三大喜事：下雨，停电，来女工。我这个女的，给老潘的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他得为我在工地的人身安全负责，因此，我最好别像个女的。我尊重他的工作思路，答应我会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同时我问他，那么别的女工呢？你一样为她们的人身安全负责吗？老潘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此后，他也经常不正面回答别的问题——这也是后话了。
据老潘介绍自己，他是干施工的里面为数不多的对文学艺术感兴趣的人，比如他在休息时会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其他干施工的哪有这种闲情雅致？因此，我的小说家身份令他感到有话可谈，他对能够参与我来工地“体验生活”感到兴奋，并且积极地提出会帮助我“隐瞒身份”，让工地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只是个普通女工。同时，看在李靓的面子上，老潘答应让我“轮岗”，会帮我介绍去不同的班组做不同工种的活，也会安排我去项目部体验管理人员的工作。我谢过他的好意。
老潘先安排我去安全部做实名制登记和三级安全教育。负责此事的安全员姓刘，我接下来会称他为小刘。见到小刘，老潘立刻打破了此前的承诺，将我的情况一股脑倒给他。对此，老潘的解释是，就告诉他一个人，他也不会告诉别人，让安全员知道真实情况总归对你方便些。
小刘二十岁出头，说话和行事作风与老潘有天壤之别。他给我录完实名、做完安全教育，大大咧咧地说去现场找个女工带我。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施工现场。那天下雨，在现场干活的人们没有穿雨披或撑伞的，我便学着让自己忽略淋雨的感觉。小刘在路上随机抓人，先抓到一个女工，戴蓝帽子，给人家说我是来工地学习的，问人家愿不愿意带我，对方说不愿意。小刘就继续走，过了会再抓一个女工，仍然戴蓝帽子，问人家愿不愿意带我，这回，对方说行。于是我被成功移交给这位女工。
女工叫邓洋洋。她给我介绍她的工作，塔吊信号工，她说她的搭档李秀娟正在天上干活，中午叫个奶茶外卖，等会给她拿大钩吊上去。我顺着她抬起的胳膊抬头往天上看，洋洋说你看见了吗，秀娟光脚丫子踩着操作室的地板呢，好搞笑的。我便笑了。
洋洋给我安排的第一个工作是背熟“塔吊十不吊”。等我背熟，她要检查。
中午吃饭前，小刘又来了。他带我去宿舍。工人生活区环境的恶劣程度大幅超出我的想象。小刘安排我睡一间宿舍，说这间里面都是女的。我问洋洋呢？他说洋洋睡在楼下，和一对夫妻工住。我于是了解了工地女男混住的糟糕情况。我没被分去和男人一起住，不是因为我幸运，而是因为我是走后门来的。
宿舍是五人间，里面已经住了两个人。我不懂为什么这里明明还空着三张床，却有女工要和夫妻工混住？这样的管理实在不合理。我认为我需要向老潘反馈这个不合理，他作为项目经理，应当是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屋里的两个女工见我进来，问我干什么的，我用老潘的台词应对：我是来工地学习的。于是她们认为我是在读的土木专业学生，纷纷劝道，你一个女孩子，干什么都不要干工地，趁早转行。我问她们姓名。一位叫杨燕，一位叫郑玲丽，都是人货梯的司机。杨燕睡里床，见我还没有被子褥子，便拍拍她的单人床，叫我过去一起睡午觉。我迟疑，说自己的裤子刚才在下雨的现场弄脏了，恐怕不便上她的床。她说，哎呀，大家都是出门来打工的，不在乎这个，你快点来吧！
我就这么毫无阻碍地被她们接纳了。
4.没有我，你要怎么活
邓洋洋带我买褥子和被子，还来我宿舍教我怎么像其她人一样装床帘。天气还不热，我懒，我不想装。我懒得连枕套被罩床单都不想铺，因为宿舍没暖空调，太冷，我睡觉不脱衣服，铺那些没必要。
大家都觉得我的床丑。
图：我简陋的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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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宿舍又住进来两个人，就满了。再有新进场的女工，都被小刘安排去有男工的宿舍。我马上意识到，只要我占着这张床一天，那就有一个本来可以睡这张床的女工得去和男工住。
在建筑工地这个浓缩的极典型男权环境下，我面对着极典型的第二性困境：资源对女人们来说，是零和博弈。我有，她就没有。
我找老潘，先提出宿舍安排的不合理。老潘不处理。我没有权力指挥他，我只能说那我不住工地了，我把床让出来给别人。老潘问我每天怎么来工地，我说我自己开车来。老潘让我把车停得远远的，我说行。
于是我开始了每天早晚的长距离通勤：早晨四点半起床，洗漱后开车上路，走中环和虹梅高架，能在六点前赶上工地开安全晨会。晚上几点回家取决于当天的施工进度，不加班，四点半就能下班，加班，那到夜里十一二点还结束不了。
“塔吊十不吊”我很快背熟了，洋洋允许我跟着她学指挥。我很想上塔吊看一眼，洋洋说这得找项目经理申请。我给老潘发微信申请，被他一口拒绝，这违反工地安全规范，叫我想都不要想。
秀娟知道后，私下和我说，下次她上塔吊的时候，让我跟在她屁股后面爬，别让老潘看见。我问你不会被连累吗？她说不怕。于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我爬了塔吊。在我上到第三层的休息平台时，地面上的资深安全员张工看见我，扬臂怒喝，高声警告，让我滚下来。
用洋洋的话来说，塔吊上的风景不一般。你这样站，看到的是这样的风景；你那样站，看到的是那样的风景。
我没能爬到最高，但我在我能爬到的高度，试了洋洋说的，这样站，那样站，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图：我爬塔吊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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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后，我以为老张会继续骂我，或者更进一步，把我赶出工地。但这些统统没发生。我以为这又是因为我走后门得到的特殊优待，结果洋洋告诉我，和那些男工们干的离谱的、匪夷所思的、违反规定的事情相比，我爬个塔吊又算得上什么。我问都有什么事。洋洋说，比如在总包的库房点明火吃火锅，比如在不给工人宿舍开空调的日子把项目部的电箱砸了接电，比如抽完烟扔进通风管道里把下面放的电缆全烧着了。
洋洋总觉得我太“天真”，没有社会经验，要是没有她，我在工地一天都活不下去。我试图开口，想要告诉她，我在外面实际工作过多少多少年，积累了多少多少社会经验，我也并不如她以为的那般“天真”。但我终究什么都没解释。
有时候太累，洋洋会带着我偷懒。我们在塔吊下面的钢构库房里找地方坐，对讲机什么时候出声了，我们才站起来出去。
钢构分包是家央企，做事情井井有条，每次我在人家库房里偷懒，我都会研究集装箱墙板上贴的纸。洋洋什么都懂，墙上贴什么她都能很快看出一二三，然后教我是什么意思。不只能看出字，她还知道钢构库房的冰箱里放着肉和菜，要是我想吃，她就能拿给我，好像她对人家的肉和菜拥有支配权一样。
我和她没事就聊天，除了听她给我普及在工地生存的种种常识，我们还聊很多关于女人的话题。洋洋说，人结婚后想要儿子，不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的，而是基因自带的，基因让人想要儿子。她讲儿子留在老家给婆婆带，但是和婆婆关系不好，还讲了一些令我难过，但我不愿在这里写出的事情。
洋洋虽然只读到初中，但智商很高，和我聊了几天后，她开始学我说话。比如，她说：我知道，像这种事情就是“女权”要管的。再比如，下班的时候，她会摆摆手，扬起嗓门说：Byebye——.
如果她不学我，我没有意识到我说话是这幅可笑样子。
洋洋还说过很多金句。
比如：人生有时候不能走捷径的时候，就是不能走捷径了。
再比如：XX（我的名字），咱们的区别是，如果你想我了，你就来看我；如果我想你了，我不是想去看你就能去看你。
5.忍一忍，就过去了？
几台塔吊降节撤场前，工地发生了两起女工被骚扰事件。
第一件，当事人A和夫妻工混住，男工故意看A脱换衣服。此事我未亲眼目睹。A在事后告诉我，问我作为“读书人”的意见。我帮A在微信里编辑好语气严厉的告知书，发给对方，本以为该男工会耍赖不认，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说“对不起，是我不对”。我又说，这事得告诉B，B是你们的带班，让她去找安全部，给你换宿舍。A犹豫半天，把事情和男工给她道歉的截屏发给正在高空上班的B。B很为难，说这事说不了，没法说，这事要是说出去，那A得怎么被工地的人在背后议论，所以她不能管。A说算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反正还有几天就要换工地了。
第二件，当事人变成了“不能管”的B自己。此事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当时所有塔吊都已降节拉走，班组工人陆续退场，我虽跟着塔吊的人多日，但终归不是塔吊的人，她们走，我不能走。所以她们走前，和我一起吃散伙饭。我们叫来外卖，在宿舍里摆了满满一地，正坐在小板凳上碰饮料时，工地大食堂的老板路过，进来看热闹。他一进门，就伸手摸B的身体。此举毫无征兆，并且行云流水。我先是错愕，随即愤怒，摔下筷子，质问他在干什么。B立刻按住我，不让我说话。食堂老板悻悻离开。我全无胃口，与A和B进行争论：凭什么总要“忍一忍”？凭什么不让我说话？她俩意见统一：如果因此在项目部闹僵，项目部可以用手里的权利拿捏塔吊公司结款，公司不结款，工人就白干了。
图：我们的散伙饭，拍照时我还不知几十秒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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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找老潘。
此前，我也找过几次老潘，反映问题。第一次是说女男工混住宿舍安排的问题，第二次是说工人生活区没有女浴室的问题。每次我和老潘都要在他高高在上的项目经理办公室里激辩将近一小时。老潘并不是老粗，做工地管理多年，不是不讲道理的类型。但他总有一个理论拿来对付我：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性别问题。因为建筑工地是社会底层的底层，所以这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不论我是否认同，不论我如何有理有据地反驳，他这个理论永远如铜墙铁壁般挡着我。
这次，我找他反映女工被骚扰的问题。老潘的反应和此前一模一样：这是社会问题，不是性别问题。
我无法抑制愤怒。我甚至无法和他采取讲道理的辩论。我拿出我的“作家”身份，说你敢不敢让我在我的作品里披露你、你的态度和你的原话。老潘说，你去写，你就写我的原话。我说行。老潘想了想，不再与我争吵，起身，给我倒茶，表态说，要是真的有人骚扰女工，那就报警处理，我绝不容忍。我说给当事人换宿舍。老潘说她们马上就要退场了。我说就算只剩一晚也得换。老潘说可以。我说这事你不要扩大，不要让人在背后议论当事人，老潘也同意了。
当晚项目部有周例会。B开完会出来和我说，老潘在会上敲打所有的班组长，要求不能骚扰女工，还要求安全员以后安排工人宿舍的时候要多方面考虑，这下好了，工地上的所有人都知道塔吊班组的事了，我都说了不要说不要说，你还非要去说。
也是从那晚开始，我有了一个外号，被叫做“新来的那个女的”。现场的人话传话，说，新来的那个女的，没事就爱去潘总办公室，一待就好久，也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老潘希望我没有存在感的愿望彻底泡汤了。
6.我绝不认同
塔吊班组退场后，洋洋去另一个工地上班，距离我四十公里。她在新工地不用在地面上晒太阳，换到高空中开塔吊。她闲的时候给我打视频，让我看她那边的工地环境。荒凉，开阔，天空挂着霞彩。她问我在干吗呢，我就调转手机镜头，给她看我在干吗呢。
那会我头上的帽子已经换成黄色，我在工地的时长也早已超过最初大家想的“两周”。我在普工、钢筋工、泥工、砌筑几个班组之间轮转，做连固定小工都不如的散工，哪个班组当天缺人干活了，我就去帮忙。比如打扫现场，比如搬钢筋，比如扎柱子，比如接灰拌灰，比如砌砖。如果碰上不错的大工，我能顺便学点干活的手艺，如果碰不上愿意教我的，那我就沦为打杂的。
当普工打扫现场的时候，我一边干活，一边总结地上的垃圾：老鼠屎，泡沫填缝剂，烟盒，红牛罐，东鹏罐，破手套破鞋。这些是最常见的现场垃圾。管理普工的是邵队，他看不上我干活，觉得我干不到位，比如毛垃圾我捡不干净。问题是，谁也没教过我什么是毛垃圾。邵队认为是我偷懒。我则认为是我还没积累充足的经验。邵队不听我的借口，说，农民工能吃这种苦，本质还是农民出身，小时候下过地，你城里人直接来适应不了。所以，他最终的结论还是我吃不了苦。
普工班不要我。我厚着脸皮去钢筋班蹭活。先在下面的钢筋棚边上蹲着看工人们用折弯机和调直机。钢筋班组和我的关系略好些，因为早前我跟着洋洋指挥塔吊时，帮过他们吊料的不少忙。因此，钢筋带班对我的态度还算客气，帮忙找了一个干钢筋的大姐带我干活。
大姐叫苏云。她老公也是钢筋工，但名字和长相我总记不住。有几次，他在现场看见我，远远地叫我，结果我答不上。他讽刺我“贵人多忘事”，后来说我跟着他老婆天天干活，我才恍然大悟，说你是苏云姐的男人啊。他一听就笑了，说你就单单记住她。
苏云姐经常给我吃的。但我吃多少，都觉得饿。
钢筋的长度和粗细有很多种，下面配好料，拿人货梯运上来，往地上一撒，上面干活的人得自己去分，去扛，去搬。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帮忙搬钢筋。搬钢筋也需要技术，不能闪着腰，不能扭到胳膊，我跟着苏云姐学了不少。我不止学搬钢筋，还学着买了一把扎钢筋的扎钩，和苏云姐手里的型号一模一样，塑料把，两块多。苏云姐看到我带着扎钩来上班，就嗤嗤笑，说你买那玩意干啥，我给你一把得了。
于是我开始学着扎钢筋。苏云姐夸我聪明，学啥都是一学就会。当时施工阶段已经进入二构，钢筋班组主要在扎构造柱。我和苏云姐搭档，每天能扎出好多根柱子。但是她从来不让我搬扎完的柱子，每次都是她喊来别的男工，和她一起搬。我说我也能，她总说不用你，用不着你，你吃东西去吧。
图：每根构造柱，需要搬四根两米六的钢筋，架在腰高处，方便绑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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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第一次独立扎完一根构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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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云姐一起干活多了，我说话和她越来越像。我也越来越“独当一面”，能自己单个搬钢筋、箍筋，领扎丝，扎完一根构造柱。第一次独立干活的时候，我问她，姐，我这么干中不中？苏云姐笑说，中，中，很中。
她有个老乡，特别爱吃变蛋，每次上楼干活都拎一兜，非得让我也吃。我只好跟着吃。大家一起蹲在地上磕变蛋壳的时候，我和苏云姐说，要是工地有人欺负她，她不要忍着不说，她告诉我，我帮她去“出头”。
苏云姐说，现在都是啥年代啥社会了，工地上哪还有欺负人的？
是她过于乐观，还是她和我对于“欺负”的定义有显著差别，我没细究。
后来，钢筋带班的小舅也来干活，他个头矮，没什么实际经验，却能在现场指挥苏云这样的资深钢筋工。有天他拿着石灰在那撒，画出要扎的柱子的线，那根柱子比较复杂，要八根钢筋，六长两短。我没经验，但我用朴素的智商判断，线前后左右不对称，八根钢筋那么摆不对。我问苏云姐，她也说看着不对，没这种扎法。她干了那么多年钢筋工，意见应当被尊重、被信任，我鼓励她和“小舅”说，不能这么干。可苏云姐到最后也没说。大家按“小舅”画的线把柱子扎了。扎完之后，怎么看怎么不对，“小舅”把带班叫上来，带班一看就骂他舅，这活干到猪肚子里去了？结局是大家把柱子拆了，重新扎。
返工的时候，我问苏云姐，要是再有下次，她说不说。苏云姐说，说啥呢，说了也没人听。
等到天气热了，钢筋的活进入收尾阶段，苏云姐被调去别的工地。我又去泥工那边蹭活。泥工老板是个大老板，不仅泥工是他的，砌筑也是他的。这两个班组各有分工，但总归是工地上最脏的。
这次我没等人帮我安排，我去安全部找小刘，让小刘给我看宿舍表，然后主动去找到两个干活的姐，问人家愿不愿意带我。两个姐都答应了。一位叫普保秀，另一位叫李艳梅。她俩都是小工。一个专门接灰、拌灰、提灰；一个专门拉砖、倒砖、扛砖。
我第一次跟保秀姐干活，拉了半车灰，到地方了发现地上没东西能垫。保秀姐就去找能垫灰的东西。我一路跟在她屁股后面。她找到一块重板子，说这个行。我正准备和她一起抬，就见她一弯腰，把板子顶上脑袋，再一直身，就这么用头扛着这块板子往回走。
我跟着走回去，看着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她把板子卸下来，往地上一铺，开始倒灰、拌灰。那边蹲着要灰的砌筑大工，他手里捏的是不过几百克的瓦刀。
图：保秀姐用头搬重板的背影vs.一旁的男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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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秀姐不是特例。
李艳梅姐每天拉的加气块和小麻转数不清有多少。
有次，我中午为了躲热，去她宿舍蹭空调（夏天工人生活区空调是分时段开放的），看见她一只脚踩在床板上，没穿袜子，在流血。我问怎么回事，她说上午干活被砖砸烂了。她不擦药，也不请假，就这么把脚晾着，等伤口干了，下午继续去现场拉加气块。
图：搬加气块的艳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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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施工现场，各班组的小工干的活是最重、最累的，挣的钱是最少的，而女小工挣的钱则更少。
我在工地最常听见男人们说的一句话便是：干工地的女的少，是因为女的体力不行，比不上男的。
说这句话的男人们普遍不曾带着眼睛和脑子，在现场看一看，干工地的女人们到底在干什么活。
当然，说这话的不只男人们。没进建筑工地实际看过的很多女人们，同样深受这套言论的洗脑。我身边有不只一位女性朋友对我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可我绝不认同。
用无限扩大化、泛化女性和男性生理差异的话术，无视实际施工环节对个人体力的要求上限，在社会层面加固人们对此的刻板印象，以此全面排斥基层女性进入这个不需要学历却能获得不错收入的行业，便是我亲眼目睹的、最真实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