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梅姐干活的时候，我帮过忙。搬加气块的时候，我总在想，谁规定一块砖必须是这样的体积和重量？制定标准的人，同样也是用标准排斥和歧视别人的人。
等到我和艳梅姐熟了后，她和我说她被欠薪的事情。情况较为棘手，拖欠她工资的项目不在上海，一个在常州，一个在南京，都是同一个包工头。我问她欠了多少，她只能说个大概，连具体的数字也无法确认。至于实打实的证据，比如进场的工人劳务合同、干活期间的工人考勤表、实名制的登记记录等等文件，她也一概没有。她说，小妹，我不识字，我不懂。
我便去安全部咨询讨薪的事。几个安全员都叫我别管工人这些破事，因为我无法判断工人所说的究竟是事实，还是包含了恶意讨薪的编造。他们以一种过来人、见多识广的身份和资格给我扫盲，劝我知难而退。更何况，项目都不是上海的，想帮忙也鞭长莫及，找不到关系。
我想起苏云姐的话。现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难道还有欺负人的吗？我不信我没办法走正规渠道办成这件事。
于是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替姐讨薪。
首先要明确建设单位和建设项目。艳梅姐不识字，哪里说得出这些精确的信息。我问她拍过照片没有，她也没有。我便问地点，她说出常州一个区，又说出是个大学的新校区。我叫她找当时在工地认识的其她姐妹，至少弄明白是哪所大学。过了一段时间，艳梅姐成功问她认识的姐妹要来了大学的名字。
我按大学信息在网上搜索该大学新校区的在建项目和历史项目的公开招标文件，发现参建方很多，几乎一栋楼一家总包。我只能再问艳梅姐，她当时干活的楼长什么样。艳梅姐回忆了老半天，说是个尖尖角，长长的楼。我自然无法知道该楼的确切项目名称，我干脆直接先打电话给常州该区的劳动局，说明情况并投诉，问他们是否能够代为核实。
当地劳动局记录了我的诉求，核实后给我提供了建设项目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电话。我便继续给监察大队打电话，继续投诉。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告知我投诉时效为两年，超过两年的欠薪投诉不予受理，并且需要我提交具体资料，尤其是工人劳动关系证明。
我找艳梅姐，问她银行卡在不在自己手里（很多工人的银行卡都压在包工头和带班手上），自己知不知道密码，在常州的项目干活时总包项目部有没有给她打过生活费。所幸是有。靠这张银行卡，艳梅姐成功在银行柜台打印出了过去两年的交易流水，拿给我。我一笔笔核对，终于找到至关重要的、能够证明她与该项目劳动关系的证据：一共六条总包项目部转账的生活费，转账备注明明白白地标着“XX分行农民工工资代发”和“XX建筑第X工程局有限公司”。
我将这些关键证明资料提供给劳动监察大队。我请对方一定要帮助我强调，讨薪工人本人不识字，也不擅沟通，请后续的沟通工作仍然与我这个代办人对接，工作人员答应了，将我的讨薪申请移交至当地住建局。住建局随后分配了一名工作人员，与我直接对接。
过去，我没有太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是在维权领域。因此，我并不了解住建局处理投诉案例的常规周期，也不清楚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去“催促”对方不至冒犯，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必须把艳梅姐的工资要回来。于是我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以短信沟通的方式，锲而不舍地向对方表达我的诉求。
图：我与住建局工作人员每周如同人机般固定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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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沟通动作一直持续到了二五年二月。过年前，我收到艳梅姐的消息，说包工头给她打钱了。而且包工头不止给她打了常州项目欠的钱，连南京项目欠的也一并打给她了，大概是怕她继续去南京劳动局投诉。
在此，我对常州市劳动局、项目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以及住建局分管落实的工作人员，表达诚挚的谢意。
7.南昌，魏丹
讨薪不是那半年的唯一主题。酷暑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起因是项目总包方又拿下一个新项目，要调项目部的人去新项目现场支援。我之前没经历过项目早期筹备工作，所以跟着安全部的杨工去新项目现场学习。
杨工让架子工带班帮忙扛钢管，我跟在后面帮忙推车，去到新项目场地安装警戒栏。这么干了两天活，碰上一场暴雨。自然没人打伞或穿雨披，我也一样。隔天，杨工发高烧，但他“轻伤不下火线”，继续干活。我在现场和他待了一天，第二天也开始发烧。到第三天，我扛不住了，去医院查血，被告知是甲流和肺炎支原体双重感染。于是我第一次因病请假，在家休息。
一下子从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中解放出来，我居然有点不适应。在家休息不能只休息，我坐到书桌前，在网上全面搜索对建筑行业的女性从业者的采访、调查和研究。
我去“田野”之前，并未做过丁点“案头研究”，因此我想当然地认为，对农民工从业人数高居第二位的建筑工地行业的研究资料应当是硕果累累的、数量磅礴的、令我眼花缭乱的。
结果事实与我所期待的截然相反。在二四年的下半年，网上针对建筑工地女性一线工人的资料从数量上来看已是稀少（尤其是对比制造行业女工的研究），从质量上看，要么是肤浅的罗列，要么是猎奇的想象，要么是教条的陈述，能够从“学术”角度给予我启发和营养的资料屈指可数。
在这屈指可数当中，只有一份学术资料引起了我的重点关注。它发表于二零一四年，著者是厦门大学女性社会学的博士生，姓魏名丹。这份文件是魏丹博士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为：《建筑业生产政体下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研究——基于福建L工地实证调查》。
论文一共两百二十一页，我在阅读了前十页后，立刻将全篇打印出来，在桌前不分昼夜地读完了。
在读的过程中，我时感震撼，为其翔实的田野资料、鲜明的性别视角以及具有扎实底层视角的研究伦理。
而最最令我震撼的，是这篇论文明明成文于十年前，且魏丹博士的田野地点与我所在的工地相隔数千公里，但她对女性建筑工人的洞察和论文中的各类论点，与我所观察、体验和总结出的竟无太大差异。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施工行业在过去十年经历了翻天覆地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女性建筑工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变程度却不足百分之十。
图：我打印出来的魏丹博士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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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完第二遍论文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一定找到、认识这位魏丹博士，与她面对面地交流（是的，我当时非常确信她一定是位女性）。
可是“魏丹”这个姓名并不特殊，时隔十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她不啻于大海捞针。厦大社会学专业的公开资料中没有历届博士生毕业后的去向，我只能用最愚蠢机械的办法，用各种关键词组合，每天在各个网络平台上搜索。
到七月底，我终于在兰大的公众号上看到一篇转载文章，内容为报道某个全国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科研论坛，其中有一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的汇报论文主题为AI时代的建筑女工的职业新机遇，括号里的指导老师的姓名为“魏丹”。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我要找的魏丹。然后我去南昌大学的官网上，找到了魏丹老师的工作邮箱。
我一面受震动于这位女性学者自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年依然坚持研究这个并不为主流学术界所追捧的边缘领域，一面克制不住喷薄的表达欲，给她写了一封长邮件，言辞恳切地表达了想要与她结识的愿望。
图：我写给魏丹的邮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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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高校暑假期间，我想我的邮件应该不会得到很快的回复，又或许我的邮件会被高校服务器屏蔽，但无论如何，我都为我发出了这封邮件感到释然。
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天，我便收到了魏丹老师的邮件回复。她言辞同样恳切，令人读之动容，尤其是她讲到“……一直以为博士研究大概是没有什么影响，即便后来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专著。今天你的来信鼓励，即便再微众的群体和群体研究也值得。……”我至今读来都有流泪的冲动。
图：魏丹给我的邮件回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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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中，她提及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香港潘毅教授相关研究的影响。我于是去拜读了潘教授的《大工地》。坦率讲，潘教授的著作对整个中国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生存境遇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学解读，但却通篇未提其中女性建筑工人独有的生存困境。因此，我坚持认为魏丹老师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多得的、应当被学术界及更广泛的阅读群体所关注的佳论。
到九月时，我抽空去南昌拜访魏丹老师。魏老师开车（经济便宜的小轿车）亲自到高铁站接我，因知道我爱吃，特地带我去学校附近的当地餐馆吃特色菜。她并不知道，我那日见到她就已经非常满足、非常开心，根本不需食物再来添彩。
饭后，魏老师带我去学校，我们溜达到校内咖啡厅，买了两杯饮料，促膝长谈了几个小时，交流了彼此在同一个议题上的不同接触/研究路径，也分享了彼此所见的不同视角。
在我离开前，魏丹老师赠我一册她当年博士论文的出版版本，并提到说因出版审核原因，这一版本与她的原始论文有所区别。
我立刻笑出声，我说我可太明白了。
图：魏丹赠书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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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小康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女宝大力丸”，指代女人能够从女人处获得的无穷力量与鼓舞。
见完魏丹老师后，我给小康和洞姐发微信，说我今天吃到了女宝大力丸。
这便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8.拳
后来按照老潘的计划与安排，我最后去项目部“轮岗”，体验和感受管理人员的工作视角。
小刘成为我的日常工作搭子。
他出身农村，读了大学，遇到土木行业最差的光景，时时在网上看到关于“彩礼”的争论，总认为“兄弟们”说得很对。他知道我曾找老潘反映过不少女工生存的问题，在我去到项目部工作后，当面对我说：你就是网上那种打拳的女的。并且他强调，是“拳头”的“拳”。
他自认语气不含恶意，甚至带了调侃。我那段时间日日处于愤怒当中，绝不放弃与项目部任何一个男人辩论、发泄我怒火的机会，于是在工作中没少与他就女性权益问题进行激烈的争吵。
我曾经是一个抱有“不care男的怎么想”的观点的人。但自从进入建筑工地，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如此——
当一个环境的含男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时，你必须开始在乎他们怎么想，并且必须尝试用语言和行动进行影响。你不能直接离弃这个环境，去创造全新的环境，你必须在这个环境中艰难跋涉，看看能够改变什么。否则，为你的不在乎承担相应代价的，只会是比你社会阶层更低的女性同胞们。
与小刘吵架吵了大约一个月后，他有一天吃着早餐突然对我说：我发现你们这种人洗脑能力挺强的啊。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我这两天刷手机看到那些为彩礼吵架的，居然觉得他们的说法也不全对。
你们这种女的太可怕了，他最后总结道。
我哭笑不得。同时我想，大概年轻男人总比年纪大的——比如老潘——要更容易接受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思潮。
小刘并非项目部唯一的年轻男人。同年龄段的监理小苗与他相比，思想更像六零后的人。他曾经在现场验收的时候对我说：你们女的不仅体力比不上男的，脑子也比不上男的，不然你说项目总工怎么没女的？
我大为震撼。甚至无言以对。这竟是二零二四年的上海。
因此，我推翻了之前的想法。此事绝对与男人的年龄无关。
老潘自从“认清”了我的“本质”，对我的态度处处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我能赶紧走，我多待一天，对他而言就是多一天的负担与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让我对他的性别观念有所改观，至少不要在我的作品中出现对他的负面描写。
有一次，甲方做活动，老潘受邀，特意带我一起去，原因是现场有女领导，让我和女领导接触接触，我肯定高兴。
还有一次，甲方领导来现场检查，老潘立马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原因是来的人里面也有女领导，他料想我见到有女领导在场，肯定也会高兴。
倒不能说他对我的了解和判断是错的。我每次在建筑工地现场看到有女性领导的身影，确实非常高兴。
因为这两次机会，我与甲方的一两位女领导有过近距离的交流。聊天的时候，我问她们有没有关注过施工现场女工的生存情况。她们无一例外地摇头，表示最多是去现场检查、坐人货梯的时候看到个别女工。
我想问，为什么？
但她们也没有多给我追问的机会，别人一找，就从我身边离开了。
9.狗
去工地前，我是一个怕狗的人。小时候我曾被狗吓过——现在再分析，可能不是狗想吓我，而是我先惊到了狗——那时我不懂狗的生存本能，只因我妈怕狗，总和我说狗会咬人、狗很可怕。
去工地第一天，我就被狗吓到。大狗有三条，两黑一白。狗不栓绳，在工地里随意转悠，帮人看门，吃人的剩饭。在如此的环境中，我若想要在工地待下去，就得硬着头皮克服怕狗的毛病。
后来还是洋洋帮的我。她带我去看白狗生的崽，那么可爱的幼犬，我看了自然不怕，甚至还有些喜欢。爱屋及乌地，我对白狗也不怕了。因不怕白狗，慢慢地，我对那两条黑狗也不再害怕。
白狗是母犬。未成年时在发情期被动交配怀孕，先生了一窝崽子。隔了几个月，在第二次发情时再次怀孕，又生了一窝崽子。
头一窝，活下来三只，被现场班组带走，据说是吃了。
后一窝，活下来两只。
这两只养在总包库房，管理人是郭工。白狗就是郭工的狗。
我在库房外面看到两坨毛绒球，想到上半年那三只崽子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问郭工，我要不抱一只走？郭工说你们城里人，哪看得上土狗，不都得去买品种狗？
郭工自然没读过《零诺》，也不知我最为厌恶的就是“分类”。
我说土狗怎么了呢，郭工笑了，说土狗聪明啊。我便也笑了。郭工说如果我真想抱一只走，那想好了就来抱。
我回去想了两天，再到工地，却见只剩一只。郭工说被隔壁工地的人偷走了一只，也不知下落，估计又是被吃了。剩下这只成天藏在缝里，不好抱。我心里异常难过。那会我正要去外省一周，我和郭工再度说好，等我回上海，我就来抱剩下的这只。
谁知等我再回到工地，剩的那只也没了。我问狗呢？郭工说被开叉车的压死了。我不仅难过，更是愤怒，开叉车的不是分包吗，难道总包还管不了分包，不能为死的幼犬讨一个公道？
郭工说，这怎么讨啊，你还是不懂工地。
这些经历莫名其妙地让我感到，我对那些死去的幼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想法没有任何逻辑，纯粹是一种毫无缘由的自厌。我决定一定要救一只小狗，不然我过不去自己心里这关。
十二月，我在网上看到上海专门救助流浪田园犬的志愿者机构发布最新救助的幼犬信息：一窝四个女宝，四种花色，两个月左右大。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心被幼小的女狗狗宝击中，我立刻填写领养审核表、去参加线下领养日的面试，在家准备好接小狗的种种工作。
我如愿领养到一条小女狗。我给她起名为“天意”。因为若非天意，我这辈子绝不会选择成为一个养育者。
那时我已写《非赢游戏》一个多月，简天意其实比天意更早出现于这个世界，她俩重名，纯粹是天意。
有关我和天意的故事，我不在本后记内过多展开。关注她的读者应该在我的微博上看到过不少，若将来有机会，我会另起一篇，好好地写一写。
在此，我只能简要地讲：养育天意长大，令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跨物种的交流与信任，这是新奇、绝妙、不能被任何事替代的人类体验。同时，她也成为了我能够专注于写作的最大阻碍，我不能美化和浪漫化这一切。
10.虚构
创作《非赢游戏》这部作品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痛苦并不仅仅来自于写作创新本身，也不仅仅来自于题材难度的挑战，而在于我多么希望现实生活中能够有一个陆桂，和一个简天意，以及更多像她们一样的疯女人。
这应当是虚构作品的意义所在。
我的好友苗苗一路目睹、支持我在工地和写作的全过程，她说：你在工地的经历和积累的素材完全可以用来创作一部非虚构作品了。
她说的没有错。
可是我并不愿意。
在我看来，非虚构作品诚然能够深刻地向众人展示“我们女人是这样的”，但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更加迫切需要的、以及内容市场上更稀缺的，是“我们女人还能是什么样的”，即不止于只剖析和呈现现实样本，还能够提供给读者以一种全新的对“女性”的想象，以在更深的层面去破除刻板印象和大众文化枷锁，而基于现实题材进行的此类虚构创作则尤其重要。
想象，既是责任，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洋洋后来也知道我在写小说。我说我写完之后给你看。洋洋说好，我支持你。在此，我诚挚地感谢邓洋洋对我的支持。
离开工地后，洋洋在上海开网约车。上个月她和我半夜打视频，那会她已经是专车司机了。凌晨两点她去司机们常去的电车充电站和休息区，我让她注意安全，她说大半夜地跑专车能挣更多钱。她知道我今年动了一个大手术，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好，在视频里百般叮嘱，要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还说，你看吧，没我，你就活成这样。我说我要是没去工地，我也不至于要动肺部大手术。
再上次，我俩见面是吃小龙虾。她说想回老家开茶园，我说我支持你。她又说想学英语，我说我也支持你。吃着饭，我给她的手机下载AI软件和外语学习软件。洋洋读过初中，有英语的底子，很快就捡起来几个词。
饭后，我俩往她住的地方走。路上，她跟我练习英语：Whatdoyoulike?
我答：Ilikeyou.
这些是手机软件上的学习例句。
她特别开心地笑了，继续背软件上的例句：Ilikeyou,too.
（全文完）</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