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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从窗子的缝隙照射了进来，沉重的眼皮擡起来又掉了下去。项雪以为昨晚回家后的热水澡能避开感冒这个淋雨完的后遗症，但今早看来，她还是轻敌了。勉强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她阖着眼靠在床头，耳边回响起林佰儒昨晚说的话，手在被窝底下攥紧了拳头。
邵鸿和他母亲是季家搬来北江市的第三年过来的。两家人的屋子离得近，不到五百米，又都是外地人家，大人们之间时不时打个招呼，窜个门，是常有的事。项雪第一次见到邵鸿是在季宇快要上小学的那年，穿着天蓝色短袖衬衫的男孩跟在他母亲后面，手里拿着菜和馄饨皮，在秋风的吹佛下扬着爽朗的笑容，对着她说“你好，我是邵鸿。你叫什么？”
最开始认识的时间里，项雪觉得邵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总能那么没心没肺地笑着，好像从来没有烦心的事，生活极其简单，又极其快乐。有次家里没酱油了，项雪被母亲打发着去菜场买一瓶回来，她看见邵鸿站在档口上，乐呵呵地给人包着菜。明明跟前的那位顾客，趁着邵鸿没留神的空档，多抓了一把葱塞进袋子里，他包的时候应该看见了才对，毕竟葱的根茎和白菜叶相差太大，但邵鸿愣是没发现，咧着嘴把钱接了过来，还说了回见。项雪下时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摇着头，走出了菜场。
项雪听父亲提起过邵鸿家里的事，说煤矿老板赔了邵家两万元就打发了，邵鸿的母亲曾经去当地的市政府申诉，但也没了下文。下矿的事谁说得准呢，好在邵家有个懂事的儿子，听说学习也不错，将来指不定是个人才。项雪的母亲听到这里时，还回过头看着季宇笑道，“我们家弟弟将来也是个人才”。项雪那时看着窗外万里晴空的天，想起邵鸿在菜场的傻笑，吧唧着嘴里的瓜子，念出了“蠢材”两个字。
接下来的日子，云淡风轻，细水长流。邵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隔着窗叫她“小太阳”，邀她去小公园滑滑梯，看月亮。一开始她是拒绝的，觉得这人真是烦透了，隔三差五地跑来找自己，还给她起了这么个庸俗的外号。但邵鸿脸皮贼厚，坚持不懈地来，说什么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那张比太阳花还灿烂的笑靥，项雪就算伸出手，也打不下去。直到有那么一次，邵鸿在天寒地冻的晚上，将弟弟送回了季家，项雪才觉得，那个姓邵的傻子也并非那么傻。
印象中自从季宇上小学开始，接送弟弟上下学的任务就落到了项雪身上。一月的南方，没有暖气，尤其的湿冷。项雪裹着棉袄站在关山小学的前门等着，热气从鼻息间冒了出来，她的脑子里只想着回家。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季宇的人，街边的路灯都亮了，项雪趁着看门大爷不注意的功夫，溜进学校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人，开始慌了，觉得大事不好，冲往父亲所在的工厂。那时候父亲还没有下岗，上的也是夜班，听见女儿说弟弟不见了，把手套一摘，让女儿先回家，叫上母亲和几个同事，大街小巷地找了起来，但直到晚上十点，也不见季宇半点消息。
母亲回到家看见项雪，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了过去，那是母亲唯一一次打她。项雪觉得委屈，她是看着时间去的关山小学，出来的每一个人她都看了，就是没有季宇，怎么最后一切都成了她的错。父亲拦着母亲，说“阳阳也不是没去接人，你这是干什么！”母亲“哇”地一下就哭了，撕心裂肺，说要是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了，她也就不活了。项雪觉得更委屈了，她默默地回到房间，锁上了门，捂在被子里也哭了起来。
零点的钟声一过，门外传来了邵鸿的声音。父亲打开门，看见他拉着季宇站在家门口，季宇的嘴边还粘着糖渍，说“爸，我回来了。”项雪把房门“哗”地拉开，上去就给了季宇一个巴掌，母亲冲过来抱着季宇大哭，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你姐打疼你了吧！”季宇捂着左脸，晶莹的泪珠落了下来，也不知道跟谁说了句“对不起”，项雪抹了一把脸，冲出门去，邵鸿在后面紧紧追着，大喊着“别跑了！小心地滑！”
老榕树上的叶子掉了大半，项雪跑累了，喘着粗气坐在小公园的秋千上。她出来时身上没穿棉衣，冷得蜷成一团，但心里又不想回去。有人递了件外套到她跟前，说“穿上吧，别着凉了”，她擡起满是泪痕的脸，原来是邵鸿一路跟了过来。
邵鸿拍了拍她的头，在另一个秋千上坐下，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今天的事。他说自己从菜场收摊回来，看见季宇在一个画糖人的小摊面前蹲着看，还看了许久。他上前去问季宇为什么在那，季宇说，画糖人的师父说了，如果今天有卖剩下的，就白送他一个糖人。季宇还说，上次姐姐想买但没舍得，他如果拿回去一个，姐姐肯定开心。邵鸿还说，画糖人的师傅估计也就顺嘴一说，没想到季宇这一根筋的小脑袋，就等在那了。季宇回家路上还和他说，姐姐估计气坏了，今天他们班放学早，他自个跑了出来，没等她接，一会回家得和她道歉云云。项雪把头埋在了手心里，哭得更大声了，嘴里不停地骂着“小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