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13年9月10日，雷阵雨】
1999年的十万元，对荟城乡镇居民无疑是天文数字。
吴远宗在邮件里说，他听见有人在柳月的葬礼上小声谴责柳素琴，说她向前夫索要十万元下葬费的事。吴远宗文字里的柳素琴与监舍里的她截然不同。我给吴远宗回信，问他是否记得赵锐和马顺，向其索要关于这两人的资料。在按下发送键后，狱警踏进图书室前，我匆匆关机了电脑，抱着肚子，蜷缩在椅子上，继续发出痛苦呻吟。
狱医诊断完，说大概率是肠绞痛。开了药后，我被狱警带回监舍休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电影还没放完，彼时的监舍里空无一人。我躺在铁架床上，盯着上方床板，“马顺”的名字迟迟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过往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动笔写过的报道不计其数。每日在各类现场和报社之间往返，能让我记忆犹新的事件，有但谈不上多。再悲惨的故事，再可怖的事实，在我笔下始终维持着客观语序。我认为，作为合格的媒体人，应当写下眼中所见，而非心中所感。但柳素琴提起的马顺，那具在荟城海边陡然出现的尸体，我却意外地有所记忆。
刑事现场是我最不愿意探究的地方。一来是吃力不讨好。杀人取命的事不但得看仔细，还得聊仔细。撰写的报道不能与事实有丝毫偏差，否则容易被打上扰乱警方作业的标签，还容易遭到受害者家属上门投诉。报道写完了，检讨书也该跟着写了。二来是血腥味太重。现场支离破碎的尸身，被害者被拖拽的痕迹，一边咀嚼文字，一边还得不断回忆，写作的过程着实谈不上享受。马顺的尸体出现的那段时间，我刚刚从实习记者转正。他的事发现场是报社没人愿意去了，男总编指着坐在办公室里的我，说，就是你了，小沈。这是你第一份正式署名的报道，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好好干。
印象中，那是1999年夏天，气温史高，海边的风吹得再大也是闷热的。
大约是傍晚时分，有人打电话到报社，说荟城海边浮上一具男尸，不确定是不是意外死的。我逆着黄昏的太阳，骑车赶到海岸边，看见有警察围着块白布，不远处有渔民分别拥簇成团，在窃窃私语。我看见有年轻男警官站在白布旁边，与法医模样的人对话。
有辅警见我靠近，拦着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听说这里出事了，赶过来看看。辅警听见我的话，立马警觉起来，挥着手赶我走，说，我们警方正在调查，你们这些媒体别乱写乱报啊，影响我们工作。后来，有经验的前辈告诉我，出现场的时候，尤其是刑事现场，没看见相熟的警察，别说自己身份。哪怕装作普通群众，混在人群中都行。一般人看见事情牵扯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对记者都有排斥。但当下的我经验不足，想着亮明身份好办事。尸体旁边的男警官听见我说话，擡起头问我是哪个报社的。我说《荟城邮报》。他摆了摆手，也让我走，说，让你们主编打我们队长电话。我们队长姓谢，你们主编认识。
记忆是火花，从繁复的神经元内部燃起。年轻男警官的长相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把现场情况告诉总编后，总编在我跟前拨了座机，等了半响才接通。电话那边似乎很不耐烦，只说了死者姓马，是外地人，前些日子失踪了，没想到人落海里了。电话挂下后，总编的表情很难看。他说刑警队那个姓谢的女队长口风紧得很，她队里的人是一点信息不愿意透露。小沈，你把现场情况描述一下，写个两百字的简报，死者就写马某某，有后续消息回头再说。
时隔十五年，我才从柳素琴的嘴里得知，“马某某”就是马顺，主编说嘴巴很紧的刑警队长是谢然，我在海边看见的年轻男警官估摸着是陆俊峰。
时间到了第二天清晨。起床、整理内务、报数过后，在洗漱时间，我与柳素琴才再次说上话。
我问她，昨天的电影好看吗。柳素琴耸了耸肩，说，她只看了后半部。但很羡慕影片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主角们。她这辈子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惜怕是再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