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过去有几个朝代在北京建都，现在是全国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土向往的地方。过去我到过北京，当时所见印象最深的是人烟稀少，尘灰满城，晴天脚下地便一阵烟土，雨天则满鞋是泥浆。真是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妇女们上街必须用纱巾盖面，小胡同多如牛毛数不清，因而交通工具只有能坐一人的、狭窄的小三轮车才能通过。居民住房，除东交民巷有外国人盖的洋房外，整个城内几乎都是矮的、小的、旧的、破烂不堪的平房。甚至商店门面房亦复如此。北京城的今昔相比天渊之别。所以，现在我爱北京。因想到我离沪后，对所担任的职位无甚妨碍，且子女又都陆续由沪转来北京工作。迁居北京，对工作生活能相互照顾，遂于1960年底，我由沪迁往北京。我到北京站时，全国政协特派联络处赵公勤同志来接我到金鱼胡同和平宾馆住下（当时无合适的住房、暂住这里）。记得小赵为我拿行李，他进房靠里面床沿坐下，累得说不出话，直喘气。那时，赵同志还是一位亲切活泼的小伙子，光阴似箭转瞬间他已退休，我则耄耋老人矣！
五、上海招商局陈天骏先生
1961年春的一天，见天气晴朗正想出外散步。不料原上海招商局船长陈天骏（号肃亮）先生突然进门。他放下拐杖坐下，满面愁容，并不寒暄，直截了当地说：“董大姐，我有件事想了好几天，只有求您帮助。”暗想：他原在上海是锦江座上客、知名人士，可是我和他素无私人交情，何以来求我？我问：“陈先生您家住在何处？”“住东华门孔德东巷六号，几间小平房里。”“您有什么困难事？请说吧！”他说：“我在交通部远洋局任总工程师，月薪二百八十元。1957年鸣放时，我说错了话，被划为右派，下放街道了。从此，一文不入，生活发生困难。一家老小八九口人，最小的女儿只八岁，全靠长子每晨去街户人家送牛奶，与我爱人每天去皮鞋摊上修鞋，月入十八元补贴开支。爱人双手经常磨出血，带着血迹回来，这样的生活已过了三年多。现在可卖的都变卖了，仅靠母子二人这点收入，怎能过活呢？已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闻您到京，特来求您。”我说：“您是上海招商局的船长，航海界有名望的人，解放后，怎么会到交通部工作的呢？”他说：“说来话长，我在香港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斗争，于1950年11月，从香港将招商局的十三艘轮船和船员起义回来后，被分配在交通部远洋局工作的。报刊有登载、周总理有书面表扬。因此派任此职。”我问：1957年呜放时，你说了什么呢？”“我说原在香港时候讲好的待遇，如子女读书、居住、工资等都未兑现。”“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每月应有三十元生活费，你有吗？”我问。“从未给过。”听完他的一番话，觉得如此有功之人这样对待，有损统战政策。我俩彼此沉默片刻。我说：“陈先生，您的问题，首先要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您的关系已落到居民委员会了，比较困难。”当时，我边做他的思想工作，边劝他勤劳街道工作，改造自己，按毛主席讲的——做有劳动观念的知识分子。同时告诉他在街道上应做些什么。如每天清晨扫街，主动地按办公时间到居委会帮助她们做些文书工作。叫你做什么，就做。只要勤劳，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样，一年之后居委会会给你摘帽的。那时，请您将十三艘船起义的所有证件和周总理的表扬照片统统带来。我代您向上反映。”我们谈了多时，并提醒他保重身体。他说：“我一定接受您的建议。”他含笑地走了。
一年后，他来我家里，异常高兴地说：“董大姐，按您的劝导，我回去后都照做了，每天清晨扫街道，每天去居委会协助她们搞文书工作等等。因为接受了您的启发，想通了，反而越做越高兴，因此人们对我的印象不错，右派帽子在前天宣布摘掉了。现在，我把起义的一切证件都带来了。”当时我也很兴奋。我立刻向中央统战部如实地做了反映，统战部工作认真迅速，只两周就恢复了他的原职，工资定为二百一十元，比前少七十元。但他也很满意。全家如鱼得水，对党不胜感激！我们两家从此也做了好朋友。
陈天骏先生恢复工作后，在他兴高采烈继续工作的岁月里，曾写过和翻译过有关航海的资料，并翻译了《航海大辞典》。
附述：我顺便介绍一点陈天骏的简况：陈天骏先生原籍浙江省海盐县人，身材不高，经常手持拐杖，神采奕奕，走路颇似英国绅士派。出身不富，靠自己发奋图强。为人和蔼，秉性坚而仁，早期毕业于上海吴油商船专科学校。中英文程度极高，又是位书法家，无论篆、隶、楷、行书都写得极好。他在航海界有一定名望。国民党政府时期，他曾任驻墨西哥领事。后来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上海商船驾驶员总会秘书长。他发动驾驶人员同当局多次斗争。因他的言行惹怒了上海警察局特务毛森。毛森要对他下毒手。经招商局船务处长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的帮助，和总经理徐学禹的批准，将他调往香港招商局。陈天骏脱险到港后，和中国共产党连贯、吴获舟等取得了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和香港招商局副经理杨先生、船员、员工一起秘密地活动，并和台北招商局巧妙地周旋，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将十三艘招商局轮船聚集香港，台北当局虽察觉已无可奈何。此后，又经他带动几次斗争，于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船员和十三艘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此后，他又带领船员经过十个月的斗争，十三艘轮船终于驶到上海黄浦港。
陈天骏先生在北京交通部远洋局恢复工作后，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批斗，含冤得病而离开了人世。右派问题，于1978年予以彻底平反了。他的家属子女分居上海、北京、香港、台湾等地。
六、上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先生
黄警顽先生是浙江人。解放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社会人士称他是商务印书馆的交际博士。秉性善良、热心助人，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曾在革命中出过力。他认识新加坡的华侨颇多。他是锦江座上客。
1930年，庄希泉托他介绍我去南洋教书。因我创办群益纱管厂而未去成。我迁居北京后，有天早晨在景山公园遥见他衣衫褴楼在做运动。我走近和他握手问好，他见我异常高兴，并告诉我住在东四本司胡同十三号东屋（好像这号）。因在公众场所不便多谈，次日我去探望他时，适逢他外出，我进屋观察见约五平方米一间小屋，除小床外有一张小桌，书架是用砖块砌成的，真是赤贫如洗。我出屋问邻居，黄同志哪里去了？邻居回答：“黄同志每天清早就去图书馆，晚上回来。冬天因无钱买煤，白天就去图书馆过冬，一直如此。”之后，我将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的老友庄希泉。庄希泉和我请他在王府井大街革华楼吃午饭。他吃饭速度特快。饭问他告诉：“解放后，来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反右时戴上了帽子。从此，一直无收入。”我说：“应有三十元生活补助。”他说：“没有。”饭后庄希泉给我钱，我俩合买了两套蓝布衣裤。次日他来我家，我把新衣和人民币十二元送给他时，他动作快捷地把衣服和钱包好，一言不语地和我握手微笑、高兴地拿走了。
事后，我和庄希泉老商量，如何进一步帮助他向上面反映。庄希泉老说：“右派帽子未摘掉之前，不便反映。”我见他生活无着，实在可怜，我忍不住，便向中央统战部详细地反映了有关他在解放前后的情况。统战部先是给他三十元生活费，继后摘帽平反，给他换房。接着他回沪与夫人、孩子团聚。上海统战部又安排了他们适当的生活费用，并分配了一套单元房子。
黄警顽先生业已去世，他的孩子分散在上海、北京工作。</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