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逃跑
我回去以后，装病不做生意。晚上，有许多堂差局票，我一个地方都不去。谁说没有力气，唱不出来。老鸨很惊慌，以为我真的得了什么病。后来看看不像，于是大发脾气，不仅骂我，还要打我。我虽不还嘴，但也不怕，只是哭。我开始用这个办法，好让她们看见我生气，我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她们知道了情况，就指着我责问：“你干吗不做生意？你装病还哭什么？”她们时而软、时而硬地对待我。我知道她们的诡计，我根本不理睬。到后来，哄我也哭，不哄我也哭，就是不做生意。
不管哪个客人来，我都不招呼，老是板起面孔。这样一来，慢慢地生意比较清淡了。
这时，整幢屋里的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说这个姑娘喜欢一位夏爷，夏爷要用钱赎他。
堂子里的人都在七讲八说的。她们看见我这副神气，晓得我不愿再为她们当摇钱树了，很气愤。于是，便开始用压力对待我，并喊了流氓来威胁，我也不理。她们骂道：“你这贱骨头，知不知道你爹娘三百元押你在这里，一百块钱一年，三年还没有满期呢，你想怎样，想偷懒？那不行！”从此，她们就开始凶狠地对待我了。我恨透了，心想：贱骨头是你们自己，整天指手划脚、骂人打人，什么也不做，别人唱得喉咙都哑了，你们只会捞钱、享福、压人欺人，有什么可以神气的？不理睬，也不害怕，我仍旧哭，不做生意，打死我也不做。就这样，看她们把我怎么办。她们用软用硬皆无效果，过了好几天，晓得没有用，就说：“好！好！走！走！走！
你不愿意做生意了，我们送你回家休息、休息再说。”我听见要送我回家，开心死了。我想：“咦！我这个办法想对了，要送我回家了。”哪知根本不是送我回家，而是送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西藏路的一条弄堂里，一座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前楼，他们把我关在里面了。有两个人轮流看守着我，不许见任何人。我又急又气，又难过，想到夏爷在等着我，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脱离这个火坑。每天睡在床上哭泣，两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非常想念夏爷。像这样过了好多天，没有任何人来看我。
自叹命运凄惨，竞落到这种地步，暗想逃跑吧，太危险，如果一旦被抓住性命难保。
那么，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踌躇、徘徊、思绪万千。不！我绝不能继续做一片任人践踏的落叶了。决心逃跑了，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并且着手进行，打扮打扮，梳梳头，穿好衣服，玩玩卅二只骨牌，担任看守的那位四十多岁的男人也过来和我一起玩牌。有时，我叫他弄点酒菜吃吃。他见我情绪好转，看管就放松了一些。有一天，他说：“杨小姐，你乖乖地，大家都很喜欢你，别再这样了。”他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子，以为一用压力就会回心转意，听从他们的话，跟他们走。哪里知道我的主意已定，什么也不能改变我心里积累已久的对这火坑的愤恨，要脱离这火坑的决心。只有什么也不怕，拿出勇气才有出头日子。
有一天晚上，窗外月光明亮，直射房里，似乎在指示我“你要跑，这是好时候”。
那时正当春末，我站在窗口，望着月亮焦急自叹：我完全是为了对爹娘的一片孝心才到这鬼地方来的，现在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月亮呀！请你救助我吧！救助我吧！
过了几天，我就设计故意喝酒、吃花生米，邀那个看守我的人过来一起吃，他很高兴。到晚上11点时候，我对他说：“我肚子饿了，替我买点鸡蛋糕好吗？”我知道一出门就可以买到的，若是路远，他会疑心，不一定肯去，他看我心情好转，很乐意地去了。回来后，看我仍然在玩牌，他放心了。我再请他一起吃喝，到了快2点钟，我又装做想吃水果，水果店离开住处有两三条马路，比买鸡蛋糕的地方远得多，他又高兴地去了。这一回他一走，我就如鱼得水似的立刻把平时用来蒙骗人钱的丝罗绸缎服装统统脱掉，也顾不得冷了，只剩下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又把金玉耳环、戒指等手饰也都取下来，放在床面前的一张小茶几上，用一只托茶的小瓷碟把它们盖好。我就跪下来，对它作揖、叩头，盯着这些东西说：“啊！我是为了对爹娘尽孝才到这里来的。现在，我要脱离你们，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了（因此，我一生中对珍珠玉宝首饰从不感兴趣）。于是，我站起来，拿了两毛钱，哆哆嗦嗦地一口气跑下楼梯，奔到弄堂口，赶忙叫了一部黄包车给了他这钱，叫他拉到日租界虹口爱尔近路二号夏爷居住处。在路途上，我顾不得车夫的劳累，直催他跑得快些。一路上，心惊肉跳地老回头张望，看有无追兵赶来。到了四川路，我才稍微平静、放心些。
到了门口那个很了解我们情况的包车夫阿二出来开门，他看见我大吃一惊：“啊呀！杨小姐！……他们都在楼上整理行李，夏爷他们现在马上就要上船到日本去了！”
我来不及和他多说话，直奔楼上。进了房门，看见满屋子的行李和那些经常到我们那儿去的几位革命党的朋友。我不禁呆叫一声：“啊呀！若我来得晚些，你们都上船了！”从四川特地赶来催促夏爷去日本的大哥也在。夏爷突然看见我到了，惊喜地跑过来，一把抱着我兴奋地叫起来：“啊呀！你真的逃出来了！”旁边一位好心人给我披上衣服，我紧张地把他推开说：“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些话！我们赶快逃！
快！快！他们一定要追来了。”他听了就叫车夫阿二赶紧去喊几辆黄包车，我们都走，只让他哥哥留下。黄包车只顾笔直走，真叫人着急，我、就叫他们不要直走，赶快拐弯，免得后面追来看见。我们到了日租界的日本旅馆——松田洋行。进了房间，这时，我忽然感到一直被束缚在身心上的什么东西全部解除了！能向天空飞翔似的浑身轻松，乐开了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对自由的体会。虽然，这愉快喜悦仅是一刹那，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中，永难忘怀！
不多时，阿二来说：“啊呀！你们车子刚转弯，追兵就到了，大老爷（夏之时的哥哥）被他们追来的人抓走了。”夏爷听了这个消息，焦虑得低着头在房里急剧地踱步，一言不发。而我呢，跳出火坑得到自由的感觉胜过一切，这些好像都不关我的事一样。我那时想，他们一定报告了巡捕房，幸而我们逃得快，要是给他们发现了抓回去，我一定会挨一顿毒打，然后，还要让原来的老板领我回去照旧做生意，更毒辣的会把我卖到下等班子里。那我就会像那里面的姑娘一样，最多三四年就被折磨死了。至于夏爷呢，堂子里的人一定会到支持他们的巡捕房、会审公廨里的关炯之、金公相等那里去告他。说夏爷拐带未满法定年龄的小姑娘，应依法定罪；何况，袁世凯正在抓他，啊！我愈想愈害怕了。
后来，阿二来说：“他哥哥被罚一千元，关了一个礼拜放出来了。”在这一星期内，夏爷虽然很高兴我逃出来，但是，他总觉得哥哥受了侮辱，对不起作为一家之长的亲兄长。哥哥为了他丢脸，门风也受了损伤，他很不安。当时，我觉得他虽然那样想念我、爱我，但他却为了这件事整天烦闷，愁眉不展，把我冷落在一边，使我有些失望。现在，想起来，那时到底年轻，只顾自己。
二、结婚
他哥哥被释放后，不久回四川了。夏爷给我选个名字叫“毓英”，我俩就准备结婚。可是，当时，因夏爷是处在被袁世凯悬赏三万元捉拿的境地，加上革命党一部分人又反对他和我结婚，说不是门当户对，因此，仪式只好简单些。那时，夏之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给我买了一套半新又很不合身的白洋纱制成的法国式连衣裙（穿时不小心在颈领处有点裂缝。法国习俗，要穿七条衬裙，使下部成喇叭形，我没穿这么多）及一双白色半高跟的尖头皮鞋，又带我到日本理发店去杭了一个法国式的发结。他替我打扮好以后，自己使穿了一套七成新的燕尾服（当时西装礼服）、白衬衫、黑领结、黑皮鞋。我手里拿一束鲜花，去日本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晚上，朋友们来祝贺，吃了一顿便饭和糕点糖果，就这样，我们在日本旅馆松田洋行结了婚。朋友们都说：“啊！你们是文明结婚嘞！”在当时举行文明仪式结婚的人还不多。照相时我不自然地同夏爷隔有距离，面无表情，笔直站立。现在，再看此照片，既感想无穷，又令人好笑……
这里补充几句，为什么当时夏之时在我俩结婚之时，他穿西装燕尾服，给我买了法国服装、鞋子、梳法式发髻呢？记得当时，法国在欧洲是最早废除君主制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法国较早地提倡民主和自由。这股风气传到中国，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模仿法国派的谈吐、服装等等。故我和夏之时结婚时的打扮亦是法国式的，当时认为文明而时髦。
从堂子火坑里逃出来到结婚，前后共两星期。这段时期内，丈夫和我都不敢出去，所以没有办法去看双亲，心里很是不安。那是1914年（民国三年）春末，我十五岁。丈夫二十七岁。
三、在日本读书时
船上·到达·开学在上海日本松田洋行结婚后，时局越加紧张，袁世凯千方百计谋害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婚后和其他革命党人立即购买船票，东渡日本。我在等候船票的几天里，车夫阿二告诉我说：“夏爷是位爱国英雄，除去你们那里和革命党人开会商讨国事外，在家还和天津来的张培爵（此时张培爵尚未被袁世凯逮捕）、谢持（慧生）、红鼻子陈宽（号子驭）等密商讨袁大计……”我听了阿二的讲话，想到无数英雄流血牺牲得来的辛亥革命的成果，竟被袁世凯等窃国大盗不费力地篡夺，共和制名存实亡，从此，国家又是多事之秋了。老百姓何日才能过好日子？想到这里，非常不安。
阿二把船票给我们。走时阿二帮助收拾行李，我们行李很简单，仅仅带了两只箱面有牛毛的牛皮小箱。在动身前，我和丈夫、阿二都心乱如麻。我很舍不得阿二，我同情他，难过地向他告别，阿二泪水满眶看着我说：“希望你们保重！”从那时起，迄今已数十寒暑，从未再见过他。他的形象和他的真诚、勤劳善良的品质，令人难忘！
一个云雾布满天空的清晨，我们静悄悄地离开了旅馆去上海杨树浦区金利源轮船码头。一行人为避免密探的注意，大家都小心谨慎，留心周围情况。码头上人声嘈杂，秩序混乱。大家分头行动，混人喧嚷的人群，终于都侥幸地上了船。上船后，我们躲避在船舱里，一直等到船出了吴淞口，大家绷紧的心弦才松弛下来，去餐厅吃饭，并且彼此交谈。
船上乘客大概是因为晕船之故，船甲板走廊上只有寥寥几人。有时只见孙夫人宋庆龄从东头走到西头。我不怕晕船，上下午都喜欢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或在藤椅上躺下观赏海上风光。我是初次乘海船，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水，蔚蓝色的天空，天连水，水连天。随着轮船的行驶，船的周围波涛起伏，向浪翻腾，遥望远处，大海又显得十分平静。天刚亮，一轮红日从东方海面徐徐地升起。夕阳西斜的时候，五彩缤纷引人人迷的晚霞，一群群的海鸥在上空飞翔。海风柔和地吹着我的头发、脸面，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这一切使我异常兴奋，身心舒畅，觉得自己不再是笼中鸟了。深深地感到大自然里海鸥的自由，花花世界里是多么乌烟瘴气，罪恶重重啊！大自然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真，多么的美。听人说由上海去日本有两条海路：一条是由上海乘船（需一天一夜）到氏崎，再乘火车（需时两大）到达东京。
二是由上海乘船到神户，要两天，再换火车，需时一天到达日本首都东京。总之，无论哪条海路皆需时三天三夜。那时，美国船二等船票几十元，伙食、设备满好；
日本船稍便宜些，但伙食、设备等较差。我们图便宜买的去神户的日本船票。
我在复杂的情绪下，到达东京车站。我们出车厢下车时，就有带红帽子的几位服务员迎上前，接过行李有次序地送出车站。我们给些酒钱，表示谢意。出站叫了几部东洋车（等于上海的黄包车，不过车身整洁漂亮，车夫衣着干净，且有礼貌，不像上海的黄包车、车夫那样不干净）去旅馆。路上，我像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左右张望，一切都感到新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想了几年的日本居然呈现在自己的面前了！日本街道都很整洁，市容华丽。日本人男女都比较矮小，行人不论男女都面带笑容、有精神、彬彬有礼。男人有的穿一身短衫紧裤、便鞋，看上去是社会基层的劳动者。有的男人穿着暗色、朴素、长到脚背的和尚服（称为和服）、交叉带的木板代鞋。妇人也是同样，不过是花绸、花布缝成的，后背腰间，捆上一个用丝绸或彩布扎结成的方型大包，头髻像中国唐朝时女人的发型。有的女人背上还背了娃娃。学生服就大有不同，和尚领、短衣裙、黑皮鞋、发髻简单。日本房屋除市区商店有高楼洋房外，居民住房是木料盖的很矮小、纸糊的窗户和门。席地，进门便得脱鞋穿着袜子人室。正因如此，室内异常干净。
我们当时去旅馆小住几天后，在郊区代代木租到一幢美丽有风趣的小独院。居住安定了。
开始每天搭高架电车进城补习日文及其它各科。因我有了六年的中文基础，对学习日文不觉吃力。我很用功。后来丈夫怕我受人诱惑爱上别人，不让我进学校。
聘请了日本人松田以及林木两兄弟、四川人夏斧师、东北人张某（名忘了）五位家庭教师，给我分别上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史地、日语、中文。幸好那时日本生活费用低，开支不大，丈夫尚能负担（当时去日本念书的，自费每月三四十元足够了）。
就在这时候，由夏老师将丈夫给我取的名字“毓英”改为“董篁”，字“竹君”。
后来，离开夏家后进入社会一直以字代名。
遭人冷眼当时，在星期日休息时，丈夫经常带我到革命党人家去应酬、玩耍。
这些人家的男女都瞧不起我，尤其是太太们，一见我进去，就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些人甚至把嘴一撇，根本不理睬我，把我冷落在一边，有时还嘲弄几句。有些人喝了一点酒，如福建人方声涛就故意叫我“如夫人”，意思是指我只配做姨太太。
他们在背后常常冷嘲热讽，议论我这个卖唱出身的人，怎会把书念得好？还是个正太太！每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精神上确实受到很大刺激，但我并不在乎。暗想：
这些女人自以为出身好、门第高，夫妇是门当户对，享受荣华富贵，值得骄傲似的。
她们中间有些女人一字不识，全依靠家庭或丈夫的权势，过着寄生虫的生活，除了给人当传宗接代的工具，此外还有什么？不知羞耻，还要骄傲，还要看不起别人，真是令人又气又好笑！当时唯有赵铁桥夫妇不蔑视我，常有往来。因此，他夫人分娩时我在旁尽力协助。后来，赵铁桥任上海招商局长，工作认真负责，因为人正直、奉公守法，不愿与坏人们同流合污，遂被暗杀惨死。
说我不能把书念好，我非要念好给你们看看！在我的内心里常有这样的想法，痛骂她们一顿，心里方才舒畅，再想想，又何必和她们计较。丈夫因此也经常鼓励我用功，怕我给他丢脸，我自己也下定决心，要争口气，要有志气、志向，为了想做丈夫的好内助，使他安心为国家多办些事，只有靠自己现在努力读书。所以，我除了白天上课，学习家政处理家务外，常常读书和看报刊（《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深夜不息。两个眼睛经常是红肿的。
琼女出世·送信去沪由城郊代代木迁住千驮谷的翌年春天，国琼女出世了，产后不到一周我乳部生奶疮无法继续喂奶了。孩子瘦的皮包骨，躺在澡盆洗澡时，只见她两眼四大，脸无肌肉。我见此情景异常焦急，朋友们有人劝我喂牛奶，有人又说：“牛奶质波不消化，容易上火。”我没个主意。正在这时，承接生的女医生送了一本《产妇与婴儿须知》，我以此为指南就放心大胆地喂牛奶，孩子也日益健壮了。同时也懂得了一个妇女在婚后、经后必须每次用水将子宫颈洗干净（用管子，水内加一点高锰酸钾消毒，水现粉红色为止），及其它妇科常识。我一生从未得过任何妇科疾病，这也许是我长寿的因素之一吧！
那时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往往的革命党人和丈夫正在筹划推翻袁世凯政府。约在国琼女出生后的初夏，丈夫叫我替革命党秘密送一份材料到上海，关照我沿途必须小心，注意密探。这封信的封面盖着火印，内容不知道，但能意识到是革命的事，我很高兴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