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只有这条出路
缠小脚父亲大病以后，因为没有钱调补身体，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拉车了。家里生活开支只好再尽量节省。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怕痛，不肯缠。“看，你不把脚缠小点，就只是半截‘观音’，多可惜！”一天晚上，她用白布做的脚带把我的脚缠起来，上床后，睡在被窝里两脚发热，痛的要死。我起来偷偷地拿了剪刀，把它剪掉了。第二天，母亲边说边又给我缠上了，一边缠还一边喷些烧酒在布上。她的意思是让我的感觉麻木一些，哪知道喷了烧酒更疼。我忍不住，又用剪刀把它剪破，并且把脚带剪得粉碎。母亲非常生气地说：“看你那样子，上面长得蛮好看，下面一双大脚板，难道不是半截‘观音’吗？”我说：“观音菩萨是大脚，爸爸带我去庙里我看到的。”母亲侧头看我一眼说：“将来长大没有人要你的。”父亲在旁就对母亲说：“何必一定要把脚缠小挨疼呢？让她去，没有人要我养她一辈子！”我听了心里真高兴，因为疼得实在受不了。母亲就说：“好！好！那就随依你们吧！”我听完母亲的话，猜想，这下再也不会给我缠了。我想：“不是说，推翻了满清改换民国，就不要再缠小脚了吗？为什么母亲还要我缠小脚呢？”这次缠脚的经过使我初次感觉到女人就是比男人更受苦，除了受穷之外，还有更多的苦恼。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改朝换代，成立了户华民国，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意识和习俗太深了。尤其是妇女受种种旧礼教的束缚，“三从四德”等等枷锁套在她们的脖子上，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让妇女缠小脚，仅是陈规陋俗中的一种罢了。
家庭境况更加穷困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读书的费用也没有着落了。那时，我才十二岁。
学唱京戏1912年，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我学唱京戏。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要我学唱京戏呢？我心里就怀疑：也许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住在五马路，靠东边那一带清和坊里弄和沿马路都是堂子，堂子里都是些做生意的姑娘。到了晚上很热闹。平时晚间看见里面灯光明亮，从窗户里传出唱京戏、拉胡琴和猎拳喝酒的声音。还看见姑娘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陪同娘姨坐在一部两旁挂有干电石灯的包车上，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我经常听说有某个姑娘被卖到那些堂子里去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我那时候一点也不懂。我害怕，总感觉那里面不是一个好地方。因此，我怎么也不肯学唱京戏。但是，母亲一定叫我去学，我就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学呢？学了又有什么用？还要花钱。读书都没有钱了，还要学唱？”母亲叹着气说：“你学嘛！先别管。”她不讲明，每天叽哩咕噜的，我还是不肯。
隔了些日子，父亲也和我讲了。他说：“阿媛，你要晓得，京戏还是要学的。我们家里这样苦，自从我生伤寒病以后，拉黄包车力气更不行了。你姆妈出去做娘姨，她为了要照顾家里，人家就嫌她每天做工时间短，所以每个地方都做不长，她只能做做零工，也还是做做停停的。我们欠了许多债，利钱很大，高利贷借来的。你去学京戏，学会了把你送到五马路前面堂子里去抵押一个时期，三百块钱三年。你晓得姆妈、爸爸就是你这么一个女儿，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抵押的钱就可以还清欠的债，把押当的衣物赎些回来。并不是叫你一辈子在堂子里面，因为你这个年龄只能在他们长三堂子里做‘小先生’‘清倌人’[注]，不能做‘大先生’。你是去卖唱的，不是卖身，你年龄还小，卖身我和姆妈都是舍不得的。阿媛，难道你愿意眼看我这么瘦，家里这么苦？你难道不愿意帮帮你娘和我的忙吗？去到那里，又不是叫你做什么，只是卖卖唱。我想了很久很久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条路好走。”这番话，说得有情有理，我终于明白了，叫我停止读书去唱京戏的原因和目的。可是，想前想后，我就大哭起来。父亲叫我不要哭，他又说：“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并且一定只让你去做‘小先生’，你放心吧！期满就接你回家。”我那时的伤感是难以形容的。但是，看到家里这样穷苦，我不能不答应。同时，想到《二十四孝》、想到《孝经》上的故事，自己应该做孝顺父母的孩子，我就答应了。双亲请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教师（姓名忘了），人还和蔼，我叫他师父。——他教我学唱京戏里的“老生”，首先教我背熟台词，然后，打拍低声哼唱。练习熟了，师父才拉开胡琴，我就配合胡琴拍子提高嗓子唱了。他隔天来家教我。这时候我还边读书、边学唱。后来，在快进堂子的几个月，就不去上学了。虽然，师父称赞我聪明，但我的心情是不愉快的。
二、顶用别人的姓名
记得在一个阴沉沉的冬天，有天整个上午父亲垂头丧气，母亲只是做活。家里气氛寂静，像要出什么事了，我很担心—…叫临近黄昏，忽然来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手里拿着一副金镯子和一对耳环，还有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祆（那件皮袄相当大，我穿起来不合身的），一件紧胸白布背心（当时，女孩子都要把胸部捆得紧紧的），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另外，还带来一对红蜡烛，外面停了一顶一般的轿子。他们开始把我打扮起来，辫子梳的很漂亮，用朱红粗丝线扎的辩根，还用刨花水把头发擦得发亮，额前给我留了剪刀口的“前刘海”，脸上涂擦雪花膏，嘴唇点红，戴上金镯、耳环。把我打扮好以后，点上那对红烛。我听来人吩咐，一声不响地流着眼泪，给父亲、母亲磕了头。父亲也边哭边嘱咐：“阿媛，你放心好了，满三年就接你回家的。你乖点，你算是救了我们喏，自己也要当心保重！”母亲哭着说：“阿媛，你出去受苦，我在家做活，今后谁帮助我呀！但是，没有办法，你听你父亲的吩咐吧！”我只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那一刹那，心里只是想：唉！为了孝，我才答应去的。在私塾读书时曾读过：“割股疗亲”、“卖身葬父”等，都是为孝。我就这么做吧，让两位老人过点好日子吧！于是，听从堂子里派来的人把我引进了轿子，就这样和相依为命的双亲分了手。那时，我才十三岁，正是民国二年（1913年）冬末春初。现在写此，不觉黯然泪下。
轿子把我送到我们住房的马路东边的沿马路房子。当我下轿进门的时候，看见门口放了一束用一条红纸扎着的稻草。他们用火点着后，叫我用左右脚在上面绕跨一下，然后，才进门。意思是烧掉晦气，怕影响他们发财。我想：难道说穷人身上有这样多倒霉气吗？我想不通，就噘着嘴。
这房子相当大，有东西厢房，还有二楼，是头等石库门房子。这时候，从这幢房子的各个房间里跑出很多人来看我，派去接我的人一直把我带上二楼左厢房里去。那里有前后间，是一整套，里面有五六个人都出来看我，倒茶给我喝，旁边好多人围着，男男女女的。有一位说：“喏，就是这个小姑娘。她们家里姓东，这就是东家的小孩子，她叫‘毛媛’。”有的说：“咦，这个姑娘倒生的满标致（漂亮）的，就是脚太大了一点！”大家品头评足，七嘴八舌，我只噘起嘴巴，既不笑，也不作声，有点害怕。我低着头，心里想：“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到底要我来做什么呢？”乘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我就微微抬头用眼睛在他们身上扫了一眼。过后，我仍然低头板着面孔，不开口，而且动也不动。有人就问我：“小姑娘，你到这地方来，开心不开心呀？”我对问话的人只是望两眼，也不回答她。她们说：“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有个女的，大概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穿得蛮干净，蛮像样，皮肤很白，一双脚看上去是大脚，穿的是白布袜套头，把脚包得紧紧的，黑缎子鞋上有一花结，黑缎子素面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灰鼠皮袄，头发往两鬓梳下，掩盖了半个耳朵，成为半月式，头发梳得光光的，戴着一对贴紧耳朵的金耳环，手腕上是水红花式的金镯[注]，右手戴着一只金戒指。一口雪白的牙齿，左边镶了一只金牙，可惜上唇有一点点突出。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满有条理的。从说话里听得出她和其余那些人有些不同，人也长得秀气一些。她很斯文地走近红木方桌，用桌上在当时流行的搪瓷脸盆一边洗脸、擦雪花膏，一边露出金牙微笑地开口说：“我看，我们还是这样，杨兰春已经出嫁了，现在就叫她来顶杨兰春这个角。”我一听，心想：“什么杨兰春出嫁了？”有人说：“我们叫她小杨兰春好了。”又有些人说：“杨兰春已经出嫁了，我们应该替她另外取个名字嘛！”那个女的又说：“还是叫杨兰春好，因为大家都已晓得我们五马路这一带有个杨兰春，已经有了照会，再换名字又要花钱去换照会。”我心想，杨兰春怎么有照会？为什么取个名字还要照会？我当时弄不懂。后来，她们商量定了，还是用杨兰春这个名字。随后又有人说：“杨兰春就是杨兰春，何必大呀小呀的。杨兰春虽然出嫁了，但是外面有很多人还不晓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生意可以不脱掉。假使加了一个小字，客人们就会知道原来那个杨兰春已经出嫁了，那么，这些户头就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加了个“小”字，明明不是大先生，是小先生，有些客人们是不喜欢小先生的，岂不是又要少掉些生意？”她们讲的这些，我简直不懂，心想管你的，随便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反正做满三年，我就走。她们最后决定，还是让我顶替杨兰春的名字。过些日子，我才知道那位很有风度、干净漂亮的女人就是出钱押我进来的人，就是在这大房子里租这一部分房间，开设堂子的老鸨。要我叫她：“妈”，别人叫她“阿姨”。
这座房子门口点了一盏透亮的照明灯，灯下挂了很多牌子，上面写着这座房子里面各个房间里的姑娘们的名字。因为那么大座房子有好多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一两位姑娘，这些姑娘都是做生意的，有的卖唱，有的卖身，有连唱带卖身。我们住的是二楼左厢房，前房大，后房小些。后房的靠床上经常摆着擦得很亮的一副鸦片烟盒。家具很阔气，都是红木制作的。
三、卖唱生涯
我被定了姓名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做卖唱生意了。唱一曲一元钱。第一天晚上，我就接到许多局票[注]（大概是她们宣传之故），把水牌都写满了，大约三十几张。上面写着某某先生要杨兰春到某某地方去。大家都奇怪：从前的杨兰春生意很清淡，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局票。都说：“啊哟！第一天晚上就有这么多‘堂差’！[注]不几天就会成‘名媛’啦”！有个女的陪着我先下楼，楼梯底转弯处有个账台，是所谓账房间。有一位身材瘦瘦的，穿着深蓝色长衫，戴着瓜皮帽，戴副眼镜的账房先生，一面指着木牌上的局票次序，一面把局票交给了陪我的“阿姨”。
我们拿了局票坐上一部两旁有一对长方形玻璃罩洋蜡烛灯的漂亮包车，[注]由前面的车夫抓着车两旁的木车把跑。我们顺着局票次序一家家去跑，有时到别的堂子里，有时是到餐馆里，有时也到做喜事的人家。每到一个地方，陪同我进去的阿姨，看到她认识的客人，就叫我坐在客人身旁。拉胡琴的人就开始拉，我就开始唱。假使遇到不认识的客人，她就很恭敬地问：“哪一位少爷先生叫的杨兰春堂差呀？”“是我，是我。”于是，她就对我说：“喏，你在那位先生身旁坐下。”在一桌上坐下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别的地方叫来的好几个姑娘。在桌上，张三叫李四，李四叫张三，大家唱唱、喝喝、吃吃。那天晚上，大家对我说：“咦！这个小姑娘长得倒挺好看、挺标致的。喏，你姓什么？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你几时到这里面来的？你几岁？”左问右问的，我真不高兴开口，也不笑。有些人说：“嘿！这个姑娘脾气有些不大好啊！你怎么不说话呢？”有些人说：“嘿！这个姑娘好，我也补一张局票，转过来，转过来。”有时，在一个台子上就转来转去，甚至转三四个人。就是说，我原先在原来叫我的客人跟前唱，坐一会儿，又把凳子搬到另外一位要我转过去的客人面前坐一坐，唱一唱，接二连三地应酬。有时候客人不说“转”，陪同的阿姨便要问客人——某少爷、某先生，转不转？转一次就补一张局票，就多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