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后的生活后来六马路房子被火烧了，我们就迁居五马路，沿马路坐北向南一幢破旧矮小的二层房屋。这幢房子的格局是一进门就有一个小天井，然后，当中一间小客堂，客堂后面又有一间小屋，一般叫它“客堂背后”。房门外还有一狭窄的过道，经过楼梯，通到后面去便是烧饭的小间。开头我们住在二楼的前楼，后来因紧缩开支，又移住后楼。后楼房租二元，比前楼便宜一元。后来，父母亲工资所得人不敷出，再一次从后楼搬住楼下的“客堂背后”，楼下这间只要一元五角房租，每月又可省五角哩。
我每天帮助母亲做家务，如扫地、擦桌、上街买粮食、买油盐酱醋等。母亲烧饭时，我蹲在柴灶洞前添加柴禾和稻草结，饭后洗刷碗筷，洗洗自己的衣裤，半夜把马桶提到行人道边的屋檐下放着。记得当时一家家的马桶排满在路边，天刚蒙蒙亮，倒粪工人挨个将马桶里的粪倒在粪车里。如发现短缺几家马桶，就会扯着嗓门带着他那固有的腔调喊叫：“倒马桶喽！倒马桶喽！快点！”每天清晨，整条街上列成一排的人群，都在哗哗地刷马桶，到处是一片刷马桶声。倒马桶的事母亲做的多，她嫌我刷不干净。
我那时候不懂事，每当黄昏就站在门口张望，等候我的父亲，看他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吃。我父亲那时梳条辫子拖在背后，穿着一双草鞋，上下衣裤都补了好多块补钉，臂上总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他远远走近家时，如果一只手里拿着几根稻草，稻草上绑一点菜或者几两肉，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瓶子装点高粱酒的话，我就晓得他今天一定是多拉了些钱，所以才能买点酒菜回来。我就高兴地跳起来，马上迎上去替父亲拿东西。如果看见父亲空着手没带什么东西，自己想吃又吃不到，就很不高兴，噘着嘴。父亲也往往板起面孔唉声叹气，脾气也会大一些。有时候父亲不但空着手回家，并且连当天的开支都拿不出来。碰到这种情况，一进门就会沮丧地说：“今天倒霉，又犯了交通规则，让巡捕把坐垫拿走了。当时，我身边没有足够的钱塞给他，垫子不还我，待我回公司借到钱去捕房赎出坐垫，已经快到换班的时候了。跑了一整天，车租都交不出，真倒霉！”他说着就往床上一躺，不住地叹气。母亲则一面埋怨，一面安慰父亲。我根本不敢挨近他，和他说话。母亲的脾气也比较大。她嘴里时常叫苦连天，喊穷喊冤，常常要骂我，还要弯着指头敲我的头。例如：她给我梳头，我爱好看，喜欢用绒线扎辫子，她呢，却偏偏用红粗头绳给我扎。粗头绳扎的又硬、又翘，头发梢也留得短短的，不合时髦。既不好看，又不舒眼。有时我噘着嘴，不喜欢这样梳扎，她就说：“你真是，粗头绳一年只要一两根就行了，绒线经常要买，要花钱。粗头绳牢，绒线不牢。”每逢我还要她这样那样杭的时候，她就拿起梳子在我头上笃笃敲几下，说：“还要爱漂亮理？钱哪里来？你去买呀！有粗头绳扎已经很好了，还要细绳绒线！”有时候她敲了我，我就赌气跑到姨母家去住，好几天不回家。
我们因贫寒经常素食，即使是青菜、萝卜，也只买得起下市的便宜菜。每天在下午吃点心时间，小贩总爱把馄饨担停在我家门口。偶尔得到母亲的许可，我拿一只小汤碗，盛大半碗米饭，去买碗馄饨来拌饭吃。我因开心，边吃边摇晃，母亲就要说：“看你，吃东西没个吃相。知道吗？吃了馄饨，明天菜钱就不够了！”我心想，馄饨担天天来，我难得吃上一次嘛，还受母亲的指责，心里颇感苦恼。
二、读书才有出路
父母的希望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双亲为何还让我读书呢？因为母亲不识字，父亲识字不多，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见我虽然是个女孩，长相还不错，又聪明、灵活，所以再苦也很重视我的读书问题。希望我念成后嫁个好丈夫，他二老日后有个出头日子。于是在我六岁那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附近举人刘老先生办的私塾里念书。
学费学费完全是依靠母亲做娘姨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我在私塾里念书的学费是一年分三节付（端午、中秋、过年）。每一节送刘老先生两三块钱，家境好的学生也有送四五块钱。没有钱的少送，有钱的就多送，老先生全不在乎。我父母亲虽然这么穷苦，但总是尽量设法凑钱，哪怕是借债，也总是按时送给私塾先生，好让我安心读书。
那时，我是睡在一张小床上，床上有一顶破旧的白布蚊帐，床头右端有一张小茶几。每天清早我睡觉醒来，撩起帐子就要用手摸摸它，看看上面有没有十文、二十文的铜钱。摸到了一两个铜钱，就晓得有点心钱了。马上翻起身来，洗洗脸，请母亲梳好头，然后背起绿布红带的书包，蹦蹦跳跳地到马路上去买两个铜钱的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粢饭团，里面再夹根油条，把它揉压得紧紧的，真是又香又好吃。我一面吃，一面就摇摇摆摆地上学去了。
闹学在私塾里，我是比较顽皮的。老师刘举人大约六十几岁，有些秃顶，后面有条小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顶有红结的瓜皮帽，脚穿黑色双梁白色厚底布鞋，白布袜子，还扎了裤脚。身材矮胖，颏下有五六寸长的胡子，说起话来总是口水、鼻涕流个不停的。脾气满好，手里经常拿着一串佛珠。他上课的规矩是：第一堂课先背书，背完书再上新课，上完了大家念。如果两三次都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
在大家念书的时候，刘老师就打瞌睡了。桌上点了一根香，他一面手里数着佛珠，一面嘴念着阿弥陀佛，边念边打瞌睡，鼻涕就这么吊着。我常带头和另外两个同学拿着抽水烟袋点火用的长纸捻，偷偷地从他身后戳进他的鼻孔，弄得先生不住地打喷嚏，同学们看了都哄堂大笑。等他惊醒过来，我们都跑回座位了。我们喜欢和先生开玩笑，但是我们也很爱他。因为他脾气好，很少打骂人，有时候先生要出去，叮嘱我们：“好好温书！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是他一走，我们就闹翻天了。十几个小学生，男男女女搭起桌子板凳，化妆打扮唱起戏来，乒乒乓乓搞得乱七八糟。一不对头，学生和学生之间便打起架来，有的还打伤了。一会儿功夫先生回来了，屋子里已经乱得不像话，桌子板凳全搬了家。我当时就溜掉了，经常机警地逃过先生的责罚。第二天上学，先生问我：“昨天是不是你带的头？”我索性不承认。我很调皮，知道先生很喜欢我，因为我背书背的最好，从未挨过打手心。我和先生七说八说的，先生总是最多嘟哝一句：“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再这样就要处罚你了。就是你在当中捣鬼，我晓得的！”我听了暗自得意，缩缩肩膀了事，但有些同学却因此挨了手心和屁股板。
附记：表侄张树墓
关于上述张树基侄子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谜。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突然接到上海来的长途电话，国瑛接的，我在旁边听。国瑛问：“你是张树基呀，……”我一听这名字惊喜无比，激动地抢过电话，问了他的情况。他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了几句。又说：“孃嬢，我明年去北京见面详告。”
1990年5月1日，我儿大明夫妇和其女儿莙莙去首都机场接他。国瑛准备拍照，我在家大门口等候。他见我就磕头叫“孃孃……”
进到客厅，他从皮包里拿出礼物，送给我，国琼、国瑛、国璋、大明、小杭、小莙以及保姆各一份重礼。礼毕遂叙别情。他详述：“蒙孃孃的教导启发，当我1936年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在锦江工作一年余，就考上了中央军官学校，次年便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在1949年调职海军陆战工作。继因我向上级要求深造，考入美国海军陆战学校（USMARINECORPSSCHOOL）作战科学习（学习两栖作战计划、参谋），继在北卡州大学毕业。三年后返回台湾。当时因环境碍于进展，求退后，考入美国陈纳德办的CAT民航公司工作。后转入亚洲航空公司继续工作，至1981年限龄退休。1988年回上海，去苏州为双亲修墓。”并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经滇、桂、印、缅战区，经野人山区时，因粮断之故，不知吃了多少芭蕉筋充饥，后来只能爬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爬出山口。点名时一千多士兵仅剩下三百余人，我是幸存者。我和孃孃能再团聚，真是三世幸运！”他讲到此眼眶润湿，并出示我早年在菲律宾拍的照片及群益纱管工厂的信封一只。他说：“我和孃孃离开后一直保存着，现在应该物归原主了。”我惊讶万分！含泪紧紧地吻他。想到他数十年来几经沧海桑田，为爱国抗日，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能保护它到现在，这份情义比泰山还重哟！
有关他的家室情况，他说：“抗战胜利后，在东北与保娣女士结婚。婚后生一女，取名美娜。美娜与汤阿根律师结婚后，亦生一女孩名家宁，现九岁，很聪明伶俐。从她入幼儿园开始早晚接送一直是我。”可见他对外孙女爱之弥笃。
他又说：女婿汤阿根是台湾高雄市著名律师，4月份曾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法学会议。他回去说，因时间短促和孃孃只通了电话。
我听完他叙述的别情，深深体会他虽年过古稀，还那么需要母爱！几天的相处，国瑛、大明都喜欢他，彼此亲切交谈，我不用说更是爱他。
大明陪同他游览了北京，全国政协设宴招待，他很感动、感谢。
五十五年不见的亲人，失而复得的欢乐，真是人间大乐事！惜仅暂短的一周时间。5月8日午饭后，在他将去飞机场回台湾时，我突然感觉头晕，怕晕倒，不得已推说午睡上床。就此，在彼此依依不舍的心情下，他在床前磕头和我分手了，留下曾随他经过文武生涯五十四年的我的完整照片一张和群益工厂的信封一个。啊！这两件纪念品能保存至今，乃是一种情感的超越，境界的升华！此情此义人世稀有。我深感无比的欣慰！同时感到他虽留学外国（美国），但对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敬重。此后，我们经常互通音信。</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