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
“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
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
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想想，那一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有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
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断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
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
我问他有关卫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卫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
但陈千里明确回答：“他是死间。是烈士。”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说起六十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桃，他小声说了一句：“叶桃清楚。”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