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
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
……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
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
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
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
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调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己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
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践”字。
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
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
“我找陈千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