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到达那不勒斯港时，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里的气味跟里奥阿查港—样。当然，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一点，因为这艘破旧的远洋轮船上全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来的义大利人，这是战后他们第一次返回故土，没有人会理解她的感受。但无论如何，以七十二岁高龄抛家别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了十八天之后，她总算感到不那么孤单，惊惶，同周围格格不入了。
天刚蒙蒙亮，人们就看见了陆地上的灯光。旅客们起得比往常早，怀着对下船后的境况的担忧换上了新衣。因此，在船上度过的这最后一个周日看上去像是整个旅途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周日。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弥撒的人之一。之前在船上她一直服半丧，为了下船，她换上了一件粗帆布褐色长袍，腰间系着方济各会的绳结腰带，脚上穿一双粗革凉鞋，这双鞋除了太新之外，看上去完全是一双朝圣者的鞋子。她这是提前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她曾发誓，如果上帝慈悲让她有机会到罗马瞻仰教皇，她就至死都穿着这件长及脚跟的袍子。而现在，这个心愿已经可以被视为实现了。在弥撒结束之前，她在神前点了一根蜡烛，感谢他赐予自己勇气抵御加勒比海上的风暴。接着她又为自己的九个儿女和十四个孙辈各念了一遍祈祷的经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里奥阿查狂风肆虐的夜里梦着她。
早饭后，她登上甲板，发现船上的生活已经改变。行李全都堆在跳舞的大厅里，周围摆满了义大利人从安的列斯那些神奇的集市上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酒吧的柜台里，一只伯南布哥的猕猴被关在铁笼子里。这是八月初一个明媚的早晨，也是战后一个典型的夏日周末，在战时，阳光不过是每一天开始的提示。巨大的轮船在清澈的海水中缓慢地行驶，像病人一样气喘吁吁。地平线上，安茹公爵阴森的城堡刚刚开始若隐若现，那些倚着栏杆探身出去的旅客就自以为认出了他们熟悉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他们还是用手指着，用南欧方言欣喜若狂地大喊大叫。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在船上交了许多好朋友，因为她总是在父母们跳舞的时候帮忙照看小孩子，甚至还为大副的水手衫缝过扣子，这时却突然发现他们是如此陌生。当她第一次遭遇热带气候萎靡不振时，那种相互关怀的社会精神和人性温暖曾经帮助她驱散了第一缕乡愁，如今它们已消失殆尽。永恒的同舟共济之情在港口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就结束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不了解义大利人善变的天性，她认为责任不在其他人心中，而在自己心中，因为在返乡的人群中她是唯一一个混迹其间的外乡人。出门在外就是这样吧，她心里想。倚在栏杆上，凝视着消失在深海中的无数个世界的遗迹，她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作为外来者的刺痛。突然，她身边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失声尖叫，把她吓了一跳。
「我的妈呀，」她指着海里喊道，「快看那边！」
是一个溺水的人。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看到他仰面漂浮在水中。这是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有着罕见的天生的优雅风度，真诚欢快的眼睛同清晨的天空一个颜色。他身着礼服，里面是锦锻马甲，脚上穿着漆皮短靴，领子上还别着一朵绽放的栀子花。右手有一个用礼品纸包裹的小方盒子，青紫色的僵硬手指紧紧抓着打了蝴蝶结的缎带，那是他在死去的一瞬间抓住的唯一的东西。
「他肯定是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掉下去的。」一位船员说，「在这片海域，夏天经常发生这种事。」
这一幕一闪而过。轮船已经驶入港湾，旅客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些不那么阴郁的事情上。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还在想着那个溺死的人。那个可怜的人，他的长尾礼服在轮船的尾波中漂荡。
船一进港，一艘破旧的牵引船就迎了上来，用绳子牵着它穿过众多毁于战火的军舰的残骸。随着轮船在锈铜烂铁中前行，海水渐渐变得满是油污，天气比里奥阿查下午两点还要炎热。在上午十一点的烈日下，整个城市突然出现在峡谷的另一边，有梦幻般的宫殿，还有山坡上挤挤挨挨、五颜六色的老旧小屋。这时，从被搅动的水下散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觉得，那正是她家院子里腐烂的螃蟹的味道。
随着轮船慢慢靠岸，旅客们认出了各自的亲属，激动得大呼小叫，码头上一片混乱。大部分是中年主妇，引人注目的胸脯紧紧地裹在丧服里，领着世界上最多也最漂亮的孩子。还有矮小勤勉的丈夫们，这种男人都是圣人：把报纸让给妻子先读，在大热天也穿着严严实实的书记员制服。
在集市般的喧闹中，一个很老的神情绝望的男人用双手从破破烂烂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又一把毛茸茸的小鸡。这些小生命一下子占领了码头，唧唧叫着，发疯一样到处乱跑。也许它们真的是有魔力的动物，许多小鸡在被无视这一奇景的人们踩到后仍然活蹦乱跳。魔术师把帽子口朝上放在地上，但是甲板上没有一个人给他扔钱。
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被这一壮观景象迷住了。这仿佛是专门为她进行的一场表演，因为只有她对魔术师表示了感谢。她没有注意到船员们什么时候放下了舷梯，人群如雪崩一般涌上来，船上像突然来了一群海盗，场面激烈而嘈杂。炎炎夏日里这么多人身上散发出的洋葱的腐臭味以及这么多家庭的欣喜若狂让她感到眩晕，一大帮搬运工拳脚相向争抢旅客的行李令她震惊，害怕自己会像码头上那些小鸡崽儿一样被践踏而死。于是她坐在黄铜包角的木箱子上，心无旁骛地一遍又一遍默念着在异教徒的土地上抵御诱惑和危险的经文。混乱结束后，大副发现只剩她还待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这时候不该还有人留在这儿。」大副和善地说，「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我得在这儿等领事。」她说。
没错。在出发前两天，她的大儿子给自己的朋友，也就是驻那不勒斯的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到港口接她，并帮她办理前往罗马的手续。他把轮船的名字、到达时间一并发了过来，还告诉领事，她下船时会穿上方济各会的长袍，很容易辨认。她表现得很坚定，所以大副允许她再多等一会儿。马上要到船员们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厅的椅子都已经倒扣在桌上。船员们正在泼水清洗甲板，为了不把她的箱子弄湿，好几次不得不帮她挪开。她虽然一再变换位置，却未受干扰，没有中断过祈祷，直到被他们从娱乐厅赶了出来。最后，她不得不顶着烈日坐在一堆救生小艇中间。快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大副经过那里时看到了她，穿着那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忏悔服，热得汗流浃背，绝望地念着玫瑰经。她既恐惧又悲伤，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
「一直祈祷有什么用。」大副也失去了耐心，「在八月份，连上帝都去度假了。」
他告诉她，在这个季节，一半的义大利人都在海滩上，尤其是周日。也许领事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没有出去度假，但毫无疑问在周一之前是不会上班的。此刻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找一家旅馆，好好休息一晚，第二天给领事馆打个电话，号码在黄页上肯定能找到。无奈之下，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只得听从了这个建议。大副帮她办完了入关手续，还帮她换了钱，然后把她送上一辆计程车，笼统地指示司机带她去一家像样的旅馆。
这辆破旧的计程车走得跟灵车一样慢，颠簸着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有那么一瞬间，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觉得，在这座街心的电线上挂满幽灵的城市里，她和司机是仅有的活着的生灵。但是她又想，一个总是喋喋不休、如此热衷说话的男人应该没有工夫伤害她这样孤身一人的可怜女人。为了见到教皇，她甚至敢于漂洋过海。
穿过迷宫般的街道，终于又看到了大海。计程车继续颠簸着行驶在一片炙热空旷的沙滩上。沿途有很多色彩鲜艳的小旅馆。但司机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门口停下，而是直接开到了外表最不显眼的那家，外面是个公园，种著巨大的棕榈树，安放着绿色长凳。司机把箱子放在树荫下的人行道上，看到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一脸怀疑，向她保证说，这是那不勒斯最体面的旅店。
一个英俊和蔼的行李员把箱子扛在肩上，把她带进了楼里。电梯夹在楼梯井中，是用金属网临时搭建的。一上电梯，他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声唱起普契尼的一首咏叹调。这是一栋改造过的老房子，共九层，每层都有一家不同的旅馆。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突然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被塞进了一个鸡笼，在明晃晃的大理石楼梯中间缓慢地上升，在不经意间窥见房客们最隐秘的不安、破了洞的衬裤，以及泛酸的嗝儿。到三层的时候，电梯猛地停了下来，行李员停止歌唱，打开菱形推拉门，殷勤地躬身对她说，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她看见木头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无精打采的孩子，前厅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铜花盆里种著绿荫植物。她马上就喜欢上了这孩子，因为他有着跟她的小孙子一样的六翼天使般的卷发。她喜欢刻在铜匾上的旅馆名字，喜欢那股碳酸的味道，喜欢悬挂着的蕨类植物，喜欢那安静的氛围，也喜欢壁纸上的金百合图案。但是跨出电梯后，她心里一沉。一群穿着短裤和沙滩鞋的英国人在前厅的扶手椅上躺成一排，正在打盹。一共十七个。他们坐的位置完全对称，就好像一个人在镜廊里被反射了很多次。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第一眼看过去时，觉得他们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长长的一排粉红色膝盖，就像肉店钩子上挂着的猪肩肉。她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到了电梯里。
「去其他层吧。」她说。
「但这是唯一一家有餐厅的，女士。」行李员说。
「没关系。」她说。
行李员表示遵命。他关上电梯门，接着唱刚才没唱完的那首咏叹调，直到电梯到达五层。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刚才那家精致，店主是一位年轻的主妇，西班牙语说得很好，而且没有人在前厅的椅子上睡午觉。确实没有餐厅，但旅馆跟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有协议，房客前去就餐可以享受优惠。于是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决定就在这里住一晚，一方面是被女店主的口才及其和善的态度所征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到前厅没有粉红色膝盖的英国人在睡觉而松了一口气。
下午两点，房间的百叶窗紧闭着，昏暗的室内保持着密林般的凉爽和寂静，很适合哭泣。女店主一走，普鲁登西亚·利内罗女士就把两道门闩都插上，然后去小便。这是从早晨到现在她第一次上厕所，尿流很细，排泄也很费劲。但这让她找回了在旅途中迷失的自己。接着，她脱掉凉鞋，解开腰间的绳子，朝左侧躺在床上。对她一个人来说，这张双人床显得太宽大太孤单了。她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决堤。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里奥阿查。自从孩子们结婚自立门户，只留下她跟两个赤脚的印第安用人一起在家照顾丈夫那具早已没有意识的躯体，她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她的半辈子都是在卧室中度过的，面对着自己唯一爱过的男人的残躯。他在将近三十年中一直昏迷不醒，躺在那张铺着小羊皮床垫、见证过他们青春和爱情的床上。
去年十月，他突然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认出了身边的人，并要求请一个摄影师来。摄影师从器材库里给老人搬来了巨大的蒙着黑布的风箱照相机，还有用于拍摄室内相片的镁光灯。病人亲自指挥拍摄。「先跟普鲁登西亚拍一张，为了这一生中她给予我的爱和幸福。」他说。镁光灯一闪，摄影师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现在，再拍两张给我珍爱的两个女儿，小普鲁登西亚和纳塔莉亚。」他说。摄影师拍了。「另外两张给我的两个儿子，他们的孝顺和谨慎是我们家的楷模。」他说。就这样，一直拍到胶卷用尽，摄影师不得不回家去取。到了下午四点，房间里因为镁光灯的烟雾和闻讯赶来领取相片的亲戚、朋友及熟人的喧嚷变得令人窒息，病人开始在床上慢慢死去，同时还挥着手向众人告别，仿佛在渐行渐远的船上倚着栏杆把自己从这个世界抹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死并没有让她解脱。相反，她伤心欲绝。儿女们聚在一起，问她怎样才能感到宽慰，她回答说，自己唯一的心愿就是去罗马见见教皇。
「我要一个人去，并且穿着圣方济各的修士服，」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