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相信星座。」拉萨拉说，她扫了一眼总统的反应，「您是哪一天出生的？」
「三月十一日。」
「我猜就是！」拉薩拉帶著得勝的驚訝說，然後語調優雅地問道：「一張桌子上坐著兩個雙魚不會有點兒多嗎？」
她回厨房去准备咖啡的时候，两个男人还在谈论上帝。她把残羹冷炙都收拾了下去，全心全意盼着这个夜晚有个完满的结局。当她端着咖啡回到客厅时，总统的一句话让她目瞪口呆。
「不用怀疑，我的朋友，咱们可怜的祖国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当了总统。」
荷马看到拉萨拉站在门口，端着借来的咖啡壶和瓷杯子，似乎快要晕过去了。总统也注意到了。「别这么看着我，女士。」他柔声说，「我说这些都发自内心。」然后，他转向荷马：
「還好，我正在為自己的不明智付出昂貴的代價。」
拉薩拉送上咖啡，關掉了餐桌上方的燈，那雪亮的光不適合聊天。客廳里變得幽暗，氣氛親密了些。她第一次對這位客人產生了興趣，他的風趣幽默無法掩飾他內心的悲哀。當總統喝完咖啡，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等殘渣落下時，她的好奇又增加了幾分。
在饭后的闲聊中，总统告诉他们，他选择马提尼克岛作为流放地，是因为跟那时刚刚发表了《返乡札记》的诗人艾梅·塞泽尔交往甚笃，是他帮助自己开始了新生活。靠着妻子继承的那笔遗产余下的部分，他们在法兰西堡的山里买了一栋用硬木造的房子，窗户上装了铁丝网，朝向大海的露台上开满野花。在那里，听着蟋蟀的叫声，闻着从磨坊飘过来的糖浆和甘蔗酒的气味，睡觉真是一种享受。妻子比他大十四岁，唯一的一次分娩让她落下了病。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为了抵抗命运，他埋头重温那些拉丁文经典作品，并确信自己的余生就将这样度过。在很多年里，他不得不抵御曾经的追随者提出的各种各样冒险的诱惑。
「但是我再也没有拆过任何一封信。」他说，「从来没有。因为我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紧急的，过一个星期就不那么紧急了，过两个月，甚至连写信的人自己都忘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拉萨拉点了一根烟，伸出手急切地抢了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并把烟留在了嗓子里。拉萨拉吃了一惊，拿出烟盒和火柴，想再点一根。但是总统又把已经点燃的那根还给了她。「看您抽得那么享受，我实在没有办法抵挡诱惑。」他说。但是他不得不把烟都吐出来，因为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已經戒煙很多年了，但煙癮一直沒有徹底放過我。」他說，「有時候它會戰勝我，比如現在。」
他又咳了两回。疼痛又回来了。他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服下晚间的两片药，然后拿起咖啡杯看了看：没有任何改变。但这次他没有打寒战。
「在我之后，有一些我原来的支持者当了总统。」他说。
「萨亚格。」荷马说。
「萨亚格，还有别的人。」他说，「都跟我一样，强求一种我们不应得的荣誉，从事着一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工作。有些人追求的只是权力。但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更可悲：头衔。」
拉萨拉被激怒了。
「您知道别人是怎么说您的吗？」她问。
荷马警觉地插话道：
「那全是谎言。」
「是，又不是。」總統非常平靜地說，「就一個總統而言，最狼藉的名聲可以既是事實，又是謊言。」
在整個流放期間他一直住在馬提尼克島，除了每天閱讀官方報紙上的幾則消息，跟外界沒有任何接觸。他在一所公立中學教授西班牙語和拉丁語，艾梅·塞澤爾時不時給他一些翻譯的活兒，以此維持生計。在八月令人難以忍受的炎熱天氣里，他會在吊床上一直待到中午，在卧室里電扇的嗡嗡聲中讀書。妻子則照料著放養的鳥兒，即使在一天中最熱的時段，也只是戴上一頂裝飾著人造果子和紗制假花的寬沿草帽遮陽。但是，當酷熱退去，在露台上享受清涼還是很愜意的。他長時間地看著大海，直到夜幕降臨，她則坐在柳條搖椅里，戴著破舊的草帽，每根手指上都戴著花哨的戒指，看著來往的各國輪船。「這艘是開往聖人港的。」她說，「瞧那艘船裝滿了聖人港的香蕉，都走不動了。」在她眼裡，沒有哪艘船不是自己國家的，而他則在一旁裝聾作啞。不過最後她忘記得比他更徹底，因為她失去了記憶。他們就這樣待著，直到喧鬧的黃昏結束，不得不蔽身於被蚊子佔領的房子里。某個秋天，在露台上看報紙時，總統吃驚得跳了起來。
「噢，见鬼！」他说，「我死在埃斯托里尔了！」
他的妻子正昏昏欲睡，也被这新闻吓了一跳。消息登在报纸第五版的角落里，一共六行。这家报纸偶尔会发表一些他的翻译作品，报纸的主编也会时不时地来拜访他，可现在却说他已经死在了里斯本的埃斯托里尔，那里是欧洲堕落的温床和巢穴。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他不愿意埋骨的地方。一年以后，妻子真的去世了，咽气前一直被仅剩的记忆折磨：他们的独子曾经参与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最后却被同伙枪毙了。
总统叹了口气。「我们就是那样，无可救赎。」他说，「一片被想象成积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没有一丝爱意的大陆，一群习惯了劫持、强|暴、黑幕交易、欺骗、尔虞我诈的人。」拉萨拉那双非洲人的眼眸此时正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迎着她的目光，试图以老练精湛的口才使她信服。
「混血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把眼淚和流動的血液混在一起。對這樣一杯苦酒，還能期待什麼呢？」
拉萨拉用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让他如坐针毡。但在深夜告别的时候，她控制住了情绪，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吻。总统拒绝了荷马陪他回旅馆的好意，但是没能阻止他帮自己叫了一辆计程车。当荷马回到家时，等待他的是暴怒的妻子。
「他是全世界最老奸巨猾的总统，」她说，「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尽管荷马费尽口舌想让她平静下来，他们还是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不眠之夜。拉萨拉承认，总统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有种迷倒一切的魅力和阳刚之气。「别看他现在这样，又老又落魄，上了床肯定还很勇猛。」她说。但她觉得，上帝赋予他的这些天赋被他挥霍在了虚伪上。她无法忍受他假惺惺地说自己是祖国最差劲的总统；也不能忍受他吹嘘自己的简朴生活，因为她始终相信他拥有整个马提尼克岛一半的财富；更不能忍受他假装对权力漠不关心，因为显而易见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重回总统宝座，哪怕只有一分钟，好将他的敌人们踩到泥里。
「而他所说的一切，」她总结道，「只是为了让我们臣服在他脚下。」
「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荷马说。
「沒什麼好處。」她說，「但虛榮是一種永遠不可能被滿足的惡習。」
她怒气冲天，以至于荷马无法忍受跟她同床共枕，裹着毯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拉萨拉依旧很早就起床了，跟平时在家时一样赤|裸着全身，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把那顿不愉快的晚餐留下的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天一亮她就还掉了借来的物件，窗帘换回了旧的，家具挪回原处，直到房间变得跟头天晚上之前一样贫穷而整洁。最后，她扯下了剪报、画像、粗劣的竞选小旗，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喊一声：
「见鬼去吧！」
一星期后，荷马看到总统在医院的出口等他，请求他陪自己回旅馆。他们爬上陡峭的三层楼梯，进了一间阁楼。屋里只有一个天窗，窗外是灰暗的天空，窗口拴了一根晾衣绳。一张双人床占据了一半空间，此外只有一把样式简单的椅子、一个洗手盆、一个携带型浴盆和一个简陋的衣柜，衣柜上面的镜子雾蒙蒙的。总统注意到了荷马的震惊。
「这里是我当年上学时住的地方。」他似乎是在为自己辩解，「我在法兰西堡预定的。」
他拿出一個絲絨包裹，把畢生的積蓄攤在床上：幾個裝飾著各色寶石的金手鐲、一條三層珍珠項鏈、兩條鑲寶石金項鏈、三條墜著聖像的金鏈子、一對鑲綠寶石金耳環、一對鑲鑽耳環、一對鑲紅寶石耳環、兩個聖物匣、一個相片盒、十一枚各種珍貴材質做的戒指，還有一頂可能曾經屬於某位女王的閃閃發光的皇冠。然後又從另一個盒子里拿出一些袖扣，三對銀的和兩對金的，各自都有配套的領帶夾，還有一塊鍍白金的懷錶。最後，他從一個鞋盒裡拿出六枚勳章：兩枚金的，一枚銀的，其餘毫無價值。
「这是我这辈子剩下的所有东西了。」他说。
除了卖掉所有这些，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凑齐医疗费了，他希望荷马能够帮他尽可能秘密地卖掉。但荷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满足他这个请求，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正规的发票。
总统解释说，它们都是他妻子的嫁妆，从她祖母那里继承来的，那位生活在殖民时期的老人继承了哥伦比亚几个金矿的一大笔股票。怀表、袖扣和领带夹则是他自己的。而那些勋章，当然，在属于他之前不属于任何人。
「我想这样的东西，没有人能拿得出发票。」
荷马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是这样，」总统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头露面了。」
他以一種拿捏得恰到好處的平靜態度開始收拾那些珠寶。「我懇請您的原諒，親愛的荷馬，但是，再沒有比一個窮總統的貧窮更可悲的了。」他說，「活下去顯得毫無價值。」那一瞬間，荷馬被打動了。他屈服了。
那天晚上，拉萨拉很晚才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餐厅的水银灯下闪闪发光的珠宝，她的神情就像突然看到床上有只蝎子。
「你可别干蠢事，小黑鬼。」她吓坏了，「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荷马的解释让她愈加不安。她坐下来，像个金银匠一般谨慎地一件件审视这些珠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这些应该值不少钱。」最终她盯着荷马看了又看，还是一头雾水。
「见鬼！」她说，「怎么能确定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呢？」
「为什么不能？」荷马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自己洗衣服，用电线挂在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屋里。」
「那是因为他小气。」拉萨拉说。
「或是因为贫穷。」荷马说。
拉薩拉重又檢査了一遍那些珠寶，但不像剛才那麼認真，因為她也被說服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行頭，從那堆珠寶中挑出一些自認為最貴的戴上，每根手指都戴了戒指，連大拇指都沒空著，兩隻胳膊各套了好幾個手鐲，準備出門去兜售。「看看誰敢找拉薩拉·戴維斯要發票！」她得意地笑著說。她挑了一家十分合適的珠寶店，名氣不大卻自視甚高，在那裡，買和賣都不需要太多解釋。雖然心中慌亂，她進門的時候卻步履堅定。
一个苍白消瘦的店员穿着正装，夸张地弯下腰亲吻了她的手，等候她的吩咐。店内灯光十分强烈，加上到处都是镜子，比室外还要亮堂，整个儿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硕大的钻石。拉萨拉目不斜视地跟着店员走到最里面，生怕他看出自己的心虚。
那里放着三张路易十五式书桌，用作独立的展示台。店员邀她在其中一张前面坐下，往桌面上铺了一块洁白的帕子，然后在她对面坐下，等待着。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拉萨拉摘下戒指、手镯、项链、耳环，总之她佩戴的所有东西，像下棋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桌面上，然后说她只想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价值。
店员给左眼戴上单片眼镜，开始检验这些珠宝，店里陷入了手术室般的寂静。过了很长时间，他一边继续手上的工作，一边问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拉萨拉没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噢，我的天。」她叹息道，「我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猜也是。」他说。
店里重归沉寂，拉萨拉金色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对那个钻石皇冠格外注意，把它跟其他珠宝分开，单独放在一边。拉萨拉叹了口气。
「您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处|女座。」她说。
店员没有抬头。
「您怎么知道的？」
「从您的言谈举止就能看出来。」拉萨拉说。
他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直到鉴定完毕，才跟先前一样不动声色地转向拉萨拉。
「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從一個祖母那裡繼承來的。」拉薩拉說，聲音有些緊張，「她去年過世了，在帕拉馬里博，九十七歲高齡。」
店员直视她的眼睛。「我很遗憾。」他说，「但这些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金子的分量。」他用指尖挑起皇冠，让它在灯下闪闪发光。
「除了这个。」他说，「这个非常古老，可能是埃及的，要不是光泽度不好，将会是件无价之宝。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
相反，其他首饰上的宝石，不管是紫水晶、绿宝石、红宝石，还是蛋白石，全都是假的，无一例外。「毫无疑问原先都是好东西，」店员说，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还给她，「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原来那些真正的宝石丢失了，被这些一文不值的玻璃替代。」拉萨拉感到一阵恶心，她深吸了一口气，克制住了恐慌。店员安慰她说：
「这种情况很常见，女士。」
「我知道。」拉萨拉松了一口气，「所以我想把它们出手。」
这时候她已经不再感到心虚了，又做回了自己。她不再兜圈子，从包里掏出那些袖扣、怀表、领带夹、金银勋章，以及其他那些属于总统的不值钱的小物件，全都摆在桌上。
「这些也都卖吗？」店员问。
「全部。」拉萨拉说。
拿到手的瑞士法郎都是嶄新的，拉薩拉甚至擔心上面新鮮的墨跡會把手指弄髒。她接過錢並沒有數。店員把她送到門口，重複了一遍進門時的問候儀式，在為她打開玻璃門的時候，他叫住了她。
「还有一件事，女士，」他说，「我是水瓶座的。」
傍晚，荷马和拉萨拉带着钱去了总统住的旅馆。数了又数，还差一点儿。于是总统摘下婚戒，拿出怀表，解下自己正在用的袖扣和领带夹放在床上。
拉萨拉把婚戒还给了他。
「这个不行。」她说，「这样的纪念物不能卖。」
总统顺从了，重新戴上戒指。拉萨拉又把怀表还给他。「这个也不行。」她说。总统不同意，但她坚持把它放回原处。
「在瑞士谁会想到卖表？」
「我们已经卖了一个了。」总统说。
「没错，但那个不是按表卖的，值钱的是金子。」
「这个也是金的。」总统说。
「是金的，」拉萨拉说，「但是您甚至可以不做手术，却不能不知道时间。」
還有一副金眼鏡架，她也還給了他，雖然他還有一副玳瑁的。她掂量了一下手中的東西，然後不容置疑地說：
「再說，這些也夠了。」
在离开前，她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摘下晾着的湿衣服，打算拿回家烘干熨烫。荷马骑着小摩托，拉萨拉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紫色的黄昏，华灯初上。风吹落了最后几片叶子，树木看起来像是光秃秃的化石。一辆卡车从罗达诺大街开过来，收音机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留下一道音乐的细流。乔治·布拉桑唱道：「我的爱人，请牢牢抓住时间的缰绳，飞逝的时光如同阿提拉的铁骑，所到之处，爱情一片荒芜。」荷马和拉萨拉默默地前行，沉醉在歌声和令人难忘的风信子的味道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如梦初醒。
「真见鬼。」她说。
「什么？」
「可怜的老头，」拉萨拉说，「过的什么鬼日子！」
接下來那個周五，也就是十月七日，總統接受了長達五小時的手術，術后的狀況跟術前一樣不明朗。事實上，對總統來說，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還活著。十天以後，他被轉到了多人病房，允許探視。他像完全變了個人：蒼白而茫然，稀疏的頭髮在枕頭上摩擦一下都會掉落。過去優雅敏捷的肢體，現在只剩下雙手還算靈活。第一次嘗試靠兩根矯形拐杖走路，結果令人沮喪。拉薩拉留下來睡在他床邊，以省下請夜班護工的開支。頭一天晚上，同病房的一個病人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哭喊了一夜。那些漫長的不眠之夜打消了拉薩拉最後的疑慮。
在到达日内瓦四个月后，总统出院了。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他那点儿微薄积蓄的荷马支付了医院的费用，开着救护车，跟其他同事一起把他抬上了八楼。他被安顿在孩子们的卧室，这两个孩子，他从来都分不清谁是谁。慢慢地，他接受了现实，用军人般的毅力坚持进行康复训练，终于又能拄着那根手杖走路了。但就算穿上从前的华服，他也已经面目全非，不论是外貌还是言谈举止。由于害怕预报中说的严冬，虽然医生们认为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他还是决定乘坐十二月十三日从马赛出发的轮船回家。事实证明，那确实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到最后，他的积蓄还是不够支付所有开销，拉萨拉想要背着丈夫从为孩子们存的钱里拿出一些来贴补他，却发现那笔钱已经被动过了。荷马向她坦白，他背着她从里面取了一些钱来支付医院的费用。
「好吧。」拉萨拉无奈地说，「就当我们养了一个大儿子。」
十二月二号，漫天飞雪，他们把他送上了一辆开往马赛的火车，回到家时才发现孩子们的床头桌上放着一封告别信，里面有他的婚戒，以及他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他亡妻的婚戒，送给芭芭拉，还有他的怀表，送给拉萨罗。那是一个周日，一些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加勒比邻居也赶到科尔纳万火车站，还请了一个维拉克鲁兹竖琴乐队为他送行。总统穿着邋遢的大衣，围着拉萨拉的彩色长围巾，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一直站在最后一节车厢门口，冒着寒风，挥着帽子向大家告别。当火车开始加速，荷马突然发现总统的手杖还在自己手中，于是跑到站台尽头，把手杖用力扔过去，希望总统能在半空中接住。但是手杖掉在了铁轨上，随即被碾得粉碎。那真是恐怖的一瞬。拉萨拉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只颤抖的手伸向空中，试图抓住那根终究没能够到的手杖，幸亏乘警及时抓住了他的围巾，这位满身是雪的老人才没有摔下去。拉萨拉惊恐地跑向丈夫，努力从眼泪中挤出一丝微笑。
「我的天啊！」她喊道，「这家伙真是命大！」
他发来一通长长的感谢电报，告诉他们他平安地回到了家。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杳无音信。最后他们终于收到一封长达六页的手写信，信中的他同之前已经判若两人。身体的疼痛又回来了，和从前一样剧烈而准时。但他决定置之不理，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诗人艾梅·塞泽尔又送给他一根镶珍珠母贝的手杖，但他决心不再依靠手杖。从六个月前开始，他常常吃肉和各种海鲜，一天最多能喝二十杯黑咖啡，但是再也不看杯托上咖啡渣的排布了，因为从前那些预言最后被证明同事实正好相反。在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喝了几杯马提尼克精工细酿的朗姆酒，感觉非常好，而且又开始抽烟了。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改善，但也没有恶化。不过，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想告诉他们，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和一个有尊严的祖国，他想回到故乡，投身革新运动的最前线，哪怕只能落个没老死在病榻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里总结道，日内瓦之旅是天意。
一九七九年六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