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空寂的公园里树叶已经变黄，他坐在树下的木头长椅上，双手拄着手杖的银质圆柄，望着湖中灰扑扑的天鹅，心里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来的时候，这片湖还是宁静而清澈的，有温驯的银鸥飞到跟前，在人们掌中啄食。傍晚六点，妓|女们像幽灵般出现，打着丝绸阳伞，裙裾的褶边薄如蝉翼。而现在，目力所及之处唯一可能出现的女性就是荒芜码头上的卖花女。令人难以置信，时间不仅摧毁了他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同样满目疮痍。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曾经显赫如今却鲜有人知晓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蓝底色白条纹的外套、锦缎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礼帽，长着火枪手一样高傲的胡须，微微发蓝的浓密鬈发泛起浪漫的涟漪。他有一双竖琴家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代表鳏居的戒指，还有一双欢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实健康状况的只有疲惫苍老的皮肤。但以七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他依旧堪称风度翩翩。然而，在那个早晨，他却感到所有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那些拥有荣耀和权势的岁月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他又回到了日内瓦，为马提尼克的医生们无法确诊的疼痛寻求确切的答案。原以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日复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且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肝脏、肾脏、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寻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给他做过检查的众多医生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位约他早上九点在神经科诊室见面。
这间诊室更像修士的小屋。医生个子不高，神情阴郁，因为拇指骨折，右手还打着石膏。当灯光熄灭，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脊骨的X光片。直到医生用指棍指给他看腰下两块椎骨的接合处，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来自这里。」医生说。
但他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疼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有时候似乎在右侧肋骨，有时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沟那里经常会突然感到刺痛。医生停下来听他的申诉，指棍尖仍旧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长时间难以确诊，」他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在这里。」随后他指着太阳穴补充说：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总统先生，所有疼痛都在这里。」
在宣布診斷結果時，醫生的態度讓人如此緊張，以至於最後的治療方案顯得輕描淡寫：總統先生必須接受一次有風險的手術。被問及風險究竟有多大時，這位老醫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這個我們也無法斷言。」他說。
直到不久以前，他說，這種手術失敗致死的風險還相當大，而導致不同程度的癱瘓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兩次戰爭帶來的醫學進步使這些擔心都成了過去。
「您放心吧，」他最後說，「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後通知我們。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您別忘了，宜早不宜遲。」
这样一个早晨不适宜消化这个不幸的消息，尤其是当天气也突然变了脸。那天他很早就从旅馆出来了，没有穿大衣，因为当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迈着沉稳的步子，从医院所在的丽日大街来到幽会天堂英国公园。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思考死亡。与此同时，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涛汹涌，有如怒海，狂风惊走了银鸥，卷走了最后几片枯叶。总统先生站起来，没有买花，而是从公共花坛里折了一朵雏菊别在外套翻领上的扣眼里，却正好被那卖花女撞见。
「这些花不是上帝赐予的！先生，」她愤愤地喊道，「那是市政府种的花。」
他没有理会，径直大步流星而去，紧握着手杖的中间位置，不时转上几圈，有些轻佻，却不失风度。在白朗峰大桥，人们正手忙脚乱地降下被狂风卷成一团的联邦旗帜，永远顶着泡沫的优美的喷泉也提前关闭了。总统先生差点儿没认出码头上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馆，因为绿色的遮篷收起来了，夏天时缀满鲜花的露台也已封闭。虽然是白天，大厅里也开着灯。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莫扎特那首预兆般的曲子。柜台上有一沓为顾客预留的报纸，他从里头取了一份，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钩上，戴上金框眼镜，选了一张最僻静的桌子坐下开始读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秋天来了。他从国际版读起，这个版面偶尔会有一些美洲的消息，接着从后往前浏览，直到服务员送来他每天喝的依云矿泉水。在医生们的强制下，他戒掉喝咖啡的习惯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也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确信自己行将就木，就重新开始喝咖啡。」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再給我一杯咖啡。」他用純正的法語說。隨即補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讓人起死回生的那種。」並沒有意識到話里的雙關含義。
他没有加糖，慢慢地小口喝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次用咖啡渣来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久违的味道暂时将他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过了片刻，仿佛出于精准的直觉，他感到有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于是他假装不经意地翻动报纸，从眼镜上方看过去。那是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男人，戴着一顶运动便帽，身上穿着一件翻毛外套。那人匆忙移开视线，避免与他目光相遇。
这张脸有些眼熟。在医院的大厅里曾打过几个照面，某一天看天鹅的时候也见过他骑着小摩托经过湖边大道，但确实并不觉得认识。但也不排除这是他流亡生涯中诸多幻想中的迫害之一。
他不紧不慢地看完报纸，一边沉浸在勃拉姆斯大提琴曲磅礴的旋律中，直到疼痛的感觉变得如此强烈，只靠音乐的抚慰已无法压制。于是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拴着链子的金表看了看，就着最后一口水服下两片午间的止痛片。在摘下眼镜之前，他拿起咖啡杯查看自己的命运，结果让他打了个寒战：未知。最后他付了账，留下微薄的小费，从衣钩上摘下手杖和帽子，来到街上，没有再看那个窥视他的人。花坛被狂风搅得一片狼藉，他沿花坛边走着，步履轻快，似乎已经对命运的预示释怀。但突然他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于是在拐角处停下，转过身去。为了不撞上他，跟踪的男人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在距离他的双眼不到两拃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总统先生。」男人嗫嚅道。
「告訴那些花錢雇你的人，別做夢了，」總統依舊微笑著，嗓音充滿魅力，「我的身體毫無問題。」
「这件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男人说，迎面而来的高贵感压迫着他，「我在医院工作。」
他说话的口音、节奏，甚至他的羞涩，都属于地道的加勒比人。「别告诉我您是医生。」总统说。
「我多么希望我是，先生。」男人说，「我是救护车司机。」
「抱歉。」总统确信自己弄错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没有您的工作辛苦，先生。」
总统毫不掩饰地打量着他，双手拄在手杖上，饶有兴致地问：「您是哪里人？」
「加勒比人。」
「这点我看出来了，」总统说，「但是哪个国家的？」
「跟您一样，先生。」这人说着向他伸出手来，「我叫荷马·雷伊。」
总统惊讶地打断了他，没有放开他的手。
「是嗎？」他驚嘆道，「多有意思的名字！」
荷马放松下来。
「這不算什麼，」他說，「我的全名是荷馬·雷伊·德拉卡薩。」
一阵凛冽的寒风突然袭来，站在街心的两人毫无防备。总统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意识到，在没有穿大衣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步行两个街区到常去的那家穷人的小餐馆吃午饭。
「您吃过午饭了吗？」他问荷马。
「我从来不吃午饭，」荷马说，「我每天就吃一顿饭，晚上回家吃。」
「今天破个例吧，」他施展出浑身的魅力，「我邀请您共进午餐。」
他挽起荷馬的胳膊，把他帶到馬路對面的餐廳。帆布遮篷上燙著金色的店名：皇冠牛排。店內狹窄而熱鬧，似乎沒有空位了。荷馬·雷伊很驚訝居然沒人認出總統，於是跑到大廳最裡面尋求幫助。
「他是现任总统？」餐厅老板问。
「不，」荷马说，「被推翻的。」
老板报以会心的微笑。
「对于这样的客人，」他说，「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桌子。」
他们被带到大厅最里面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那儿可以轻松自在地交谈。总统向餐厅老板表示感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承认流亡者的尊严。」他说。
这家餐厅的特色是炭烤牛排。总统和他的客人环视周围，看到别的桌上摆着大块的烤牛排，边缘还带着柔软的脂肪。「这牛排看上去妙不可言，」总统喃喃地说，「但我不能吃。」他用顽皮的眼神盯着荷马，改变了语调。
「事实上，我什么都不能吃。」
「您也不能喝咖啡，」荷马说，「但您却喝了。」
「您注意到了？」总统说，「今天不过是特殊日子的特殊待遇。」
这一天的特殊待遇并不限于咖啡。他点了炭烤牛排，外加一份新鲜的豆角沙拉，除橄榄油外没有任何调味品。他的客人点了同样的东西，另外要了半瓶葡萄酒。
在等着上菜的时候，荷马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没装钱而装了很多纸的皮夹，给总统看一张褪色的照片。总统认出了自己：穿着长袖衬衫，比现在瘦一些，头发和胡子都是浓黑色，站在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想突出自己。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地方，认出了那场不堪回首的竞选的标语，也记起了那段徒劳无功的日子。「太可怕了，」他喃喃道，「我常说，—个人在照片上比在现实中老得更快。」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事已矣的手势，把照片还给了荷马。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是好多年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拉斯卡萨斯的斗鸡场上。」
「那是我的家乡。」荷马说，然后指着人群中的自己，「这个是我。」
总统认出了他。
「还是个小孩子！」
「差不多。」荷马说，「在整个南部竞选过程中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是大学生助选团的头儿。」
总统以为接下来会听到责备的话。
「而我显然当时甚至没注意到您。」他说。
「正相反，您对我们非常友善。」荷马说，「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您不可能记得我。」
「后来呢？」
「后来的事，还有谁比您更清楚？」荷马说，「军事政变后，我们能在这里相逢，一起等着吃下半头公牛，这是一个奇迹。有这份运气的人不多。」
这时菜上来了。总统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像小孩儿的围嘴。他并非没有感觉到客人未说出口的惊讶，解释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每顿饭都得牺牲一条领带。」在开吃之前，他先尝了尝肉的老嫩，露出满意的表情，回到谈话的主题。
「我不明白的是，」他说，「为什么您之前没有走上前来跟我相认，而是选择像警犬一样跟踪我。」
荷马告诉他，第一次看见他从一个特殊通道进入医院的时候就认出他了。那时正值盛夏，他穿着一套白色安的列斯亚麻西服，黑白相间的皮鞋，衣领上别着一朵雏菊，一头优雅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荷马打听到，总统孤身一人待在日内瓦，无人帮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他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法学学位。根据他的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承诺对他的信息严格保密。当天晩上，荷马就跟妻子商量好，要和总统取得联系。然而，他跟踪了五个星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这次如果不是被撞个正着，他可能还是不会上前问候。
「我很高兴您这么做了。」总统说，「虽然事实上，我完全不介意一个人待着。」
「这不公平。」
「为什么？」总统真诚地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被遗忘了。」
「我们对您的怀念要比您想象的深刻得多。」荷马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真高兴看到您像现在这样，健康而年轻。」
「然而一切都预示我将不久于人世。」总统平静地说。
「您手術成功的幾率很高。」荷馬說。
总统惊讶得跳了起来，但仍未失去风度。
「啊！真见鬼！」他惊呼，「难道在美丽的瑞士，医疗信息的保密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
「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对于救护车司机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荷马说。
「这个消息我是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前，从唯一应该知道的人那里听说的。」
「不管怎样，您都不会白白死去。」荷马说，「会有人将您奉为高贵的楷模，给予您应有的位置。」
总统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模样。
「谢谢您的提醒。」他说。
他进餐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紧不慢，干净利落。他一边吃，一边看着荷马的眼睛，荷马觉得他能看穿自己的心思。在充满怀旧和回忆的长时间交谈之后，总统脸上露出调皮的坏笑。
「之前我已经决定不去操心自己的遗体，」他说，「但现在我觉得应该釆取一些像侦探小说里那样的预防措施，以防别人找到。」「做什么都没用，」荷马开玩笑说，「在医院里，没有什么秘密能维持一小时以上。」
喝完咖啡，總統査看了杯子下面，再次打了個寒戰：一模一樣的信息。但他的表情沒有變化。他用現金付了賬。付賬前確認了好幾遍賬單，又過分仔細地清點了好幾遍手裡的現金，最後留下的小費只夠換來服務員一句嘟囔。
「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向荷马告别，「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手术日期，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手术。但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会再见的。」
「为什么不在手术之前？」荷马说，「我老婆拉萨拉为有钱人做饭。鲜虾饭没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我们非常希望能找个晚上邀请您来家里做客。」
「我被禁止吃海鲜，不过我很乐意品尝。」他说，「您来定时间吧。」
「周四我休息。」荷马说。
「很好。」總統說，「那周四晚上七點我去您家。真的很高興。」
「我來接您吧。」荷馬說，「大馬士旅館，工業路十四號。在火車站後面。對嗎？」
「没错，」总统站起身来，显得比以往更有魅力，「看起来，您应该连我的鞋码都摸清了。」
「当然了，先生。」荷马被逗乐了，「四十一码。」
有一件事荷马·雷伊没有告诉总统，但在之后的岁月中却一再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这个故事的人：他最初的动机没那么单纯。和其他救护车司机一样，他同殡葬公司和保险公司做交易，在医院里兜售他们的服务，尤其是向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国患者。所得微不足道，还得跟其他提供消息的雇员分享，关于危重病人的秘密信息都是你传他、他传我这样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前途可奔、靠着极其微薄的薪水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流亡者来说，算是不错的慰藉。
他的妻子拉薩拉·戴維斯更加現實。她是一個面容姣好的穆拉托女人，來自波多黎各聖胡安。身材嬌小結實，有著蜜糖色的光滑皮膚，充滿野性的眼睛同她的氣質十分相稱。他們是在醫院做慈善服務時認識的，那時她是雜務助理。在那之前，她作為保姆被祖國的一個富翁帶到了瑞士，後來被遺棄在日內瓦。雖然她是尤魯巴族女孩，兩人還是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行了婚禮。他們住著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位於一棟公寓樓的八層，樓里沒有電梯，居民以非洲移民為主。他們有個九歲的女兒叫芭芭拉，七歲的兒子拉薩羅有些智力發育遲緩的跡象。
拉萨拉·戴维斯是个聪明、暴脾气的女人，但是心肠很软。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金牛座，并且对星座占卜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然而，她一直没能实现以给百万富翁当占星师来谋生的愿望。让她有时能补贴点儿家用，偶尔还能有可观收入的生计是为阔太太们准备晚宴，以供她们在宾客面前炫耀，让别人以为那些精美的安的列斯菜肴是出自她们之手。荷马则羞涩而拘谨，除了现在做的这点儿事，别的什么也不会。但是拉萨拉从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心地单纯，在性方面也很能满足她。原先他们过得还不错，但这几年，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越来越艰难。总统到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动用五年来的积蓄了。因此，当荷马·雷伊在医院里匿名的病人中认出他来时，夫妻俩开始浮想联翩。
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一开始，他们想过向他兜售全套的殡葬服务，包括给遗体做防腐处理，然后运送回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死亡并不像一开始看上去那样离他那么近。到与总统共进午餐的那天，夫妻俩已经因为诸多疑问而感到茫然了。
事实上荷马并没有担任过大学生助选团的领袖，或其他类似的角色。拍下那张照片那天，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助选活动。但阴差阳错，这张照片居然奇迹般地在衣柜里被找到了。不过他的一腔热忱是真的。他也确实是因为参加了反军事政变的巷战，不得不逃离祖国，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生活在日内瓦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经毫无斗志。因此，这个小小的谎言不应该成为他获得总统好感的障碍。
第一件讓夫妻倆感到詫異的事情是，日內瓦到處都是失意政客的華府豪宅，但這位著名的流亡者卻住在凋敝的格羅特社區一家四等旅館里，混跡于亞洲移民和妓|女中間，獨自一人在窮人的小餐館用餐。荷馬親眼見到他日復一日地重複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隨著他，有時候會近到很容易被發現，看著他傍晚時分在老城陰鬱的牆和叢生的黃色風鈴草間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爾維諾塑像前發獃，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也曾跟著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階，被茉莉花濃烈的香氣嗆得幾乎室息，只為了在博地弗廣場的最高處觀賞夏日漫長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著秋天的第一場雨，既沒穿大衣也沒撐雨傘，為了聽魯賓斯坦的音樂會跟學生們一起排隊。「真不知道他怎麼會沒得肺炎。」他後來跟妻子說。前一個周六，天氣開始變涼，他看到他買了一件假水貂領的秋裝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經常光顧的羅納大街上那些金碧輝煌的商場里，而是在拉斯普爾加斯的市場上。
「什么都别指望了，」听了荷马的叙述，拉萨拉惊呼，「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死了可能还得慈善团体去给他收尸，埋到公共墓地去。咱们永远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也许他是真的没钱。」荷马说，「毕竟这么多年没工作了。」
「哎哟，你这小黑鬼。上升星座也在双鱼座的双鱼座是一回事，傻是另一回事。」拉萨拉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卷走了政府的财产，他是马提尼克最有钱的流亡者。」
荷马比拉萨拉大十岁，是听着总统在日内瓦一边读书一边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故事长大的。相反，拉萨拉则是听着敌对媒体对各种丑闻的报道长大的，她从小就在一个敌视总统的家庭当保姆，这些丑闻在这个家庭中被进一步夸大了。因此，因为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晚上，荷马回到家时欣喜若狂，而她却对总统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吃饭这种情节不屑一顾。让她气恼的是，荷马没有借机向总统提出任何要求，而他们曾梦想过很多东西，从孩子们的奖学金到医院里一个更好的职位。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位总统已经打定主意，宁可曝尸荒野喂兀鹫，也不愿意把手里的钱用于一个像样的葬礼，并让遗体荣归故里。但最终点燃怒火的是荷马特意留到最后的消息：他邀请总统周四晚上来家里吃鲜虾饭。
「你还嫌这一切不够吗？」拉萨拉冲他喊道，「要是他吃罐头虾中毒死在这儿了，我们还得拿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来给他办丧事！」出于对婚姻的忠诚，最后她妥协了。她不得不向一个邻居借了三套银餐具和一个玻璃沙拉盘，向另一个借了电咖啡壶，向第三个借了一块绣花桌布和一套瓷咖啡杯。他们原本一致同意以家里的寒酸境况博取客人的同情，但她还是把旧窗帘换成了过节时才会挂出来的新窗帘，拿掉了家具上的护套，并花了一整天时间刷地板、除尘，将屋里的东西变换位置，直到房间焕然一新。
周四晚上，总统出现在门口，因为刚刚爬了八层楼梯，呼吸还有些急促。他穿着新买的二手大衣，戴着过时的圆顶卷边帽，只带了一枝玫瑰送给拉萨拉。她惊讶于他的男性风度和王子般的举止，但除此之外，总统给她的第一印象跟她料想的毫无二致：虚伪而贪婪。他显得很做作，一进门就仿佛突然陷入了狂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着眼睛，伸开双臂惊呼：「啊，祖国海的味道！」而事实上，她在做饭的时候，为了不让满屋子都飘着虾的味道，还特意把窗户打开了。他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气，只给她带了一枝玫瑰，而且毫无疑问是从公共花坛里偷的。他是如此傲慢无礼，在看到关于自己光辉的总统生涯的剪报和荷马满怀赤诚钉在客厅墙上的竞选小旗时，神色轻蔑。他心肠很硬，甚至没有向芭芭拉和拉萨罗问好，而两个孩子特意为他准备了礼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还说有两样东西是自己不能忍受的：狗和孩子。她恨他。但是，加勒比人热情好客的天性使她克制住了偏见。她穿着只有节日里才会穿的非洲长袍，戴着萨泰里阿教徒的项链和手镯，在整个晚餐期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无可挑剔。
事实上，鲜虾饭并不是她最拿手的，但她做得很用心，也非常成功。总统吃了两盘，赞不绝口。他也很喜欢炸香蕉片和鳄梨沙拉，虽然这两道并非他们的家乡菜。拉萨拉一直保持缄默，安静地倾听，直到享用餐后甜点时荷马不合时宜地陷入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死胡同。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总统说，「但是跟人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关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