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丽明显愣了一下。
“不在，那时我在上班。”她停顿了一会儿才做出回答，显然经历过短暂的思想斗争。
“你可想好再说，这次是公安机关的正式问讯，不像上次那样，我只是找你了解点情况，你说假话可是要负责任的。”我提醒陈春丽。她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别处。
“我就是在上班，小区物业有工作记录可查。”她又重复了一遍。
其实宋来福案发后，范杰已经查过陈春丽上班的华泰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日志，按照上面记录的内容，案发时间段内陈春丽的确在上班。但范杰也说了，物业公司的环卫工只需定时清扫小区，不像酒店清洁工那样需要随时待命。因此即便当时陈春丽在“上班”，也可以短暂离开小区，况且陈春丽上班的华泰小区距离案发地点并不远，走路只需三五分钟。
唯一的缺陷就是华泰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没有装监控，所以范杰当时没能拿到陈春丽案发时间段内离开过小区的证据。
“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吧。”我说。能看出陈春丽依旧戒心十足，我觉得还是得按照之前刘广文教的办法来做。
“什么家庭情况？”陈春丽又是一愣，可能没料到我突然换了话题。
“‘家庭情况’这四个字还不懂吗？家里几口人、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生活状况如何，如此之类的。”我耐着性子解释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不承想陈春丽更紧张了，竟然冲我吼了一句。身旁一同参与讯问的同事急了，“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让你说啥你就说啥！你说我们问这个做什么？！给你家送温暖？！”
我用脚轻轻碰了碰同事，示意他别着急，有点过了。
“我家就我自己，我在小区当环卫工，一个月收入1300，刚够吃饭，就这些。”陈春丽说。
“你老公和孩子呢？”我接着问，尽量放平语气。
“老公2000年病死了，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陈春丽说，1999年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遭遇强奸，当时住院的就是她老公，强奸案发生一年后老公便病故了。
“你在油田还有什么亲戚没？”我问。
“没有。”陈春丽说。她是独生女，父母都是北京人，60年代过来援建的石油工人，90年代相继去世后她在本地便没了任何亲戚。
等的就是她这句“没有”。
“那你跟韩品木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和他也没有关系。”陈春丽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为了你跑去悦江苑酒店跟宋来福‘谈判’？没有关系他去警告宋来福‘离你远点’？没有关系他能去跟宋来福打架？”同事负责唱黑脸，在一旁把问话声音提高了八度。
“你说的这个韩什么，他做的事我怎么知道？要你这么说，宋来福的死也要算到我头上吗？”陈春丽的脸上突然划过一丝冷笑。
我看着她，却再也说不出任何话。
“你们俩简直是两头猪啊……猪都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俩的审讯业务是跟王正操学的吗……哎哟我当初怎么会拉你来搞‘专班’……李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王正操派到我这儿来捣乱的……”刑侦支队办公室里，赵干哲骂我骂得几乎哭天抢地，我从没见过骂人的人比被骂的人还要悲恸。但即便在这份悲恸中他也忘不了把“老仇人”——桥东分局的副局长王正操拉进来。
“你脑子里面就一根筋吗？属驴的吗？一根肠子通到底？直接问她跟韩品木有没有关系？你就不能绕两圈再问吗？懂不懂什么叫‘边路突破’？懂不懂什么叫‘循循善诱’？你这种问法，直接给她打个电话多好呢，还省劲！”赵支队喋喋不休，连用两个术语。
“我们也没料到陈春丽的抵触情绪这么强，她那事儿说白了算个啥？”一同被骂的同事试图辩解几句，被我拉住，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让领导先把火发完。
“你还敢顶嘴！”赵干哲的矛头马上指向了身边同事，眼看他要发火，幸好手机响了。赵干哲拿起来看了一眼，先是愣了几秒，然后走到窗边接电话去了。
同事委屈地看着我，小声嘀咕：“宋来福这案子不一直在你们所范杰手里侦查吗？赵支队跟咱发什么火？”我心里也很奇怪，赵支队对这事儿的关注度是有些超出了我的预料。
“嗐，领导嘛，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做个没有思想的工具人那么难吗？”我悄悄跟同事开了个玩笑。
“你再去找一下那个悦江苑酒店的保安小孙，给他采一份笔录，内容就是韩品木去找宋来福‘谈判’的事情，让他把所有知道的细节都告诉你，笔录做得越细越好。如果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或者了解情况，也都采份笔录。既然要确定韩品木与陈春丽二人有关系，就必须把证据固定、做实，哪怕从侧面！”赵干哲对同事说。
“李成，你准备一下，晚上跟我出去办点事。”他又对我说。我问他需要准备什么，是带装备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赵干哲说换便装，带执法仪，装备的话看什么顺手拿什么。我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枪的形状，赵干哲似乎想了几秒，摆摆手说不用。
我和同事立刻起身，他准备去悦江苑酒店，我则回派出所换衣服。
“回来！”刚走到门口，赵干哲又吼了一声，我以为他还有别的交代，急忙停住脚步。
“今天办公室里我说的话不准跟任何人说。”赵干哲一脸严肃。
“尤其是王正操。”他补充道。</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