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我不知道韩品木那顿饭花了多少钱。他没有当场结账，说是餐费已经提前支付给餐厅了，这是规矩。我问韩品木花了多少钱，他也没告诉我。
回到刑侦支队，我把午饭的经过告诉赵干哲。听说韩品木带我去了终南餐厅，赵干哲满脸惊讶。
“好家伙，跑那儿去开荤了，我都没去过！”赵干哲感慨道。他问我桌上点的什么菜，我把记住名字的都告诉了他。最后我还说那地方真不如杨家烤鱼，但墙上一幅画有300多万。我吃饭时老害怕了，万一不注意溅上点汤汤水水，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赵干哲却说你上一边凉快凉快吧，顺带准备一份“情况说明”。万一事后徐延生或杨向前找你麻烦，你还有个交代。我说不至于吧，一顿饭而已，虽然贵了些，还真要惊动纪委和督察啊？
“你知道那顿饭多少钱不？”赵干哲冲我咧咧嘴。我说不知道，韩品木也没告诉我，估计这桌下来得两三千吧。
“屁，两三千？两三万还差不多！”赵干哲瞪了我一眼。我嘴张得老大。
“喝酒了没？”赵干哲问我，我急忙摇头，说没喝。赵干哲松了口气，说没喝酒还好，喝了酒就不知道这顿饭花多少钱了。
“我听说过一次，一个广州来的商人在那里请客，三个人，餐费花了十多万，你敢信不？”赵干哲接着说。我嘴巴一直没合上。
“从这个月开始，你的工资就别花了，都存起来。万一之后韩品木涉案，到时你就得把今天吃的都吐出来，不然纪委徐延生他们就要帮你吐出来，听到没？”赵干哲一本正经地说。
吓唬完了我，赵干哲才开始问正事。他让我把韩品木中午说的所有话都复述给他，我照办。过程中他听得很细，连韩品木说到一些事情时的表情都反复问。听到韩品木告诉我杜娟当过终南餐厅服务员这事儿时，赵干哲有些意外，笑着说韩品木咋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杜娟以前在终南餐厅当服务员这事儿，没见卷宗里提过啊？”我问赵干哲。他嘿嘿笑了两声，说这事儿当年跟案情没多少关系，另外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上面很忌讳，所以就没往卷宗里写。
“她遇害时已经在油城职校工作一年多了，又是在职校宿舍出的事，所以不提她当服务员这事儿也是对的。”赵干哲说，“主要是杜娟这个事情赶上了一个敏感节点，管理局刚对终南餐厅辟过谣，公安局又把她的事儿公布出来，不就打脸了嘛。”
“韩品木主动跟你提到杜娟的案子？”赵干哲问我，我说那可不，难不成我还能作为石油学院的大学生主动跟他提吗。
“这家伙，有点意思……”赵干哲点了一支烟，跷起二郎腿。
“杜娟这个案子，其实当初我们怀疑过韩品木。”赵干哲说。
“怀疑韩品木？为啥？”我不解。
“很简单，他和杜娟的关系很紧张，有作案的动机。杜娟案发前，警方接到过韩品木几次报案，都是举报他的父亲韩双林跟杜娟合谋害了他的母亲。”赵干哲说。
“韩品木举报他爸跟他后妈杀了他亲妈？”我觉得不可思议，“是真的吗？”
赵干哲摇摇头，说那件事韩品木拿不出证据。他虽然举报了，但警方也没查到他母亲的死跟韩双林和杜娟有关联。
“那韩品木跟杜娟的死呢？”我问。
“也调查过，没有结果。杜娟出事时韩品木有不在场证明，老辛排除了他的嫌疑。后来那个毕德华出现后，我也没发现两人之间有关系，所以又把他排除了一次。”赵干哲说。但从他的话里我反倒能够感觉出，两次排除韩品木的嫌疑，说明警方曾两次把韩品木纳入侦查视线。如果算上赵干哲这次让我调查韩品木，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还跟你说啥了？”赵干哲继续问我。我说再就是聊了一些八卦，然后把李正斌和张成国的事情也讲给了他，听完后赵干哲说没想到韩品木这家伙知道的还不少。
听赵干哲话里的意思是这些事儿他也知道，我开始磨着他跟我讲。赵干哲说李正斌得癌症这事儿他的确知道，而且听说李正斌的老婆和前妻已经准备为财产的事儿打官司了。
我说李正斌不还活着吗，他家属咋这么着急？赵干哲说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死了再做准备，早就晚了。我说如果韩品木说的张成国那事儿是真的，他儿子不也能去分一份？赵干哲哈哈笑，说这事儿应该是个误会。
“我听到的一些传闻啊，说其实这个张成国的儿子并不是李正斌的，而是那位十几年前落马的高书记的。”赵干哲说，张成国的老婆吴霞以前也是终南餐厅的服务员，被李正斌介绍给了管理局的高书记。吴霞后来怀了高书记的孩子，逼着高书记离婚娶她。高书记又不是韩双林，怎么可能同意。正好这时候张成国出现了，不明就里地追求吴霞，高书记和李正斌是打瞌睡遇到送枕头的，就顺势把吴霞推给了张成国。
“这事儿张成国自己知道吗？”我问赵干哲。他说他怎么知道张成国知不知道，再说这都是些陈年传言，谁也搞不清真的假的。
“今天这话哪儿说哪儿了，出了这个门你说是听我说的，我可不认哈。”赵干哲说。
跟赵干哲聊得差不多了，也到了饭点。赵干哲叫我去吃烤鱼，我说不去了，中午吃的还没消化。赵干哲略带阴阳怪气地说也对，毕竟吃过终南餐厅的人，怕是看不上我这路边摊了。我笑着说赵支队您的烤鱼我还是攒着吧，刚才您不也说了，往后半年我得攒工资留着“退赃”，恐怕想打牙祭只能靠您的烤鱼了。赵干哲说你想得美。
最后，赵干哲问我有没有在韩品木那边身份穿帮，我说表面看来暂时还没有，但我不清楚他的想法。穿帮就穿帮吧，假装大学生太受约束，很多问题问不了。赵干哲想了想，说自己也有点后悔，不该同意让你去接触韩品木。我说我干都干了，您这会儿后悔也没用了。
“你再去找陈春丽采一份笔录吧，看她这事儿怎么说。”赵干哲说。我说我前脚找了韩品木，后脚再去找陈春丽，这俩人真要有关系，我这不明摆着露馅嘛。赵干哲却说那你更得去了，如果韩品木真是给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就帮他把这层糊涂挑破，看他到底想干啥。我说前几天您不还让我配合他演戏吗，怎么今儿又改了主意？赵干哲说配合归配合，不能让他把主动权拿走。这戏说白了还得咱来当导演，不能他想演啥就演啥。
第二次接触陈春丽，我想起之前在悦江苑酒店张成国办公室那次跟她谈话的失败经历，又回忆起刘广文教给我的“讯问话术”，决定先跟陈春丽聊点别的，但不承想这次直接引入正题的人却是她。
“我跟宋来福从来就没有什么。哦对，还有那个‘酒晕子’辛什么，我跟他也没有什么，都是酒店那帮人乱说的。”陈春丽开门见山。她说这两年自己确实经常去停车场传达室吃饭，但那是因为自己胃不好，不能吃冷东西，而酒店后厨不对非餐厅员工开放，只有宋来福那里有燃气炉可以开火，所以她才去那里热饭。那里是悦江苑酒店的传达室，又不是宋来福的传达室，况且平时去那里热饭的又不只是自己。
“一群乱嚼舌根的人……我不知道怎么传来传去，就成了宋来福出事那晚是去采油厂惠民农场‘捉奸’，我有什么‘奸情’可捉？宋来福以为自己是谁，他有什么资格去‘捉奸’？”陈春丽似乎憋了一肚子的气，但从她发泄般的叙述中也能听出，那晚宋来福拎着棍子跑去惠民农场，确实是与她有关。
“那5月15号，宋来福死的那天，晚上7点到8点多这一个多小时，你是在采油厂惠民农场附近的土路上吗？”既然她选择了开门见山，我也没必要再去绕圈子，于是也直截了当地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