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赵干哲是市公安局刑侦局长，这个职衔大家听起来很陌生，换成“刑侦支队长”则比较熟悉。其实“刑侦局”这个名字是赵干哲自己起的。他说“支队”还是“队长”，但“刑侦局”就能喊“局长”。
我在警校参加入警培训时便认识赵支队，当时他是侦查技术教官，受省厅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委托给全省新警讲课。听说我是油城公安局当年度招录的新警后，赵支队对我多了些关注。毕竟给本单位培养人，要求也严了许多。当年我一共上了他一周课，却几乎天天被他骂，以至于不明真相的同期学员都以为我先前得罪过他。
分到河西派出所后，我和赵支队也不时见面。他家住在派出所后面的平安小区，晚上经常跑来所里找值班民警打屁。我家在外地，常年住在所里，属于备勤室“常住人口”。每次见面赵干哲都指着我对众人说：“这是我小徒弟，我在警校教过他！”
因为他是领导，所以大家都恭维说“难怪小李这么优秀，原来是支队长的弟子”，只有刘广文揶揄他说：“你那套不是传女不传男吗？你不就收过小金一个徒弟吗？她嫁给你后你不说再不收徒弟了吗？怎么今儿又跑出个‘小徒弟’呢？”
赵干哲便斜着眼看刘广文，说：“我乐意，你管我？”
一来二去熟了，我发现赵干哲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人。
他比刘广文大6岁，那年刚满51。正如刘广文所说，赵干哲是个胖子，体重估摸得有250斤，一坐下去大肚子顶着警服衬衣，恨不得把扣子崩开。两人同时出现在河西派出所时所里便犹如开了“相声大会”，一般是赵干哲率先开火，上来就拿刘广文的工作态度说事儿，“阿文啊，你看警犬队的狗每天都比你忙”。然后是刘广文抽烟的事，“你这不是抽烟，是纵火，得让杨胖子给你下‘消防隐患通知书’，免得哪天你把派出所点着了他陪你一块儿去拘留”。刘广文也丝毫不顾及赵干哲的领导身份，“胖”和“娶不上媳妇”是他应对攻击的两把武器。
“结婚晚是我不凑合，必须找真爱。胖是因为工作忙，过劳肥！”赵干哲被说急眼后往往这样解释。他也时常跟人说自己年轻时和辛吉然一样瘦，瘦得像根甘蔗，所以外号也叫“甘蔗”。
起初大家深表怀疑，因为治安支队的副支队长李建涛瘦得像只猴子却得了一个“熊熊”的绰号，难保“甘蔗”也像“熊熊”一样是大家对他善意的反讽。直到后来有次，百口莫辩的赵干哲在民主生活会的PPT首页上放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到30年前他电线杆般的模样，大家才在一阵哄笑中相信了他的话。
“当年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四大金刚’，辛吉然排老一，我老二，桥东的王正操排老三，南关所的程虎排老四……”赵干哲经常在公开场合不无自豪地宣扬，“但是除了我和辛吉然其他的都有争议，比如王正操，其实是个坨坨，当年他的案子都是他徒弟程虎搞的，他就是占他徒弟便宜……”
这话传到王正操耳朵里，作为分局领导的他面子上过不去。他跟赵干哲是多年的老杆子，说话也很随意，于是他在分局开会时也放出话来。
“你们赵支队评‘四大金刚’时就胖得跟个狗熊似的，哦不对，胖得跟电影里的‘金刚’似的，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他才该是‘四大金刚’之首。”
消息传回到赵干哲耳朵里，他气得在办公室大骂：“×，王正操他放狗屁，那时候我才120多斤，他才胖得跟个狗熊似的！”
“听阿文说，你对‘2·15’专案感兴趣？”一天晚上，在“相声大会”上彻底战胜刘广文并把他气得回二楼备勤室睡觉后，意犹未尽的赵干哲坐在一楼值班大厅抽烟。
我不知道一向不跟领导谈工作的刘广文啥时候跟赵干哲说了这事儿，他今儿问我，又是因为什么。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怎么？受害者里有你亲戚？”赵干哲接着问我。我说那倒不是，单纯地感兴趣而已。
“你觉得那几起案子当年不该一起搞？”
“嗐，只是有点感觉，我是个片警，又不懂案子，胡乱说的……”
“片警也是警察，我以前也是片警，刘广文以前也当过片警，谁说片警不能搞案子呢。”赵干哲说，“来，你把之前跟阿文说的那些话再跟我说一遍。”
“其实也没啥，就是觉得那几起案子有些细节不太一致，所以感觉分开查或许好一点。”刘广文可以跟赵干哲没大没小，但我不行。他毕竟是市局领导，既然发了话，我就得听话。于是便把之前跟刘广文讲的那些话给赵干哲复述了一遍。
“小伙子挺有想法的，想不想过来给我帮个忙？”听我说完，赵干哲说。
我受宠若惊中又有些意外。赵干哲是支队领导，我只是派出所片警。派出所上面还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再往上才是支队。以往这种调动非得两级常委会反复讨论，现在因为几句话支队长就要让我一步登天，这一步幸福来得毫无缘由。
“您是要让我去查‘2·15’的案子？”我想确认一下他的话。
“瞧你问的，不然呢？”赵干哲说。
我赶紧说行。虽然还是不明白偌大个公安局他为何选中我，但这机会不把握住的是傻瓜。
“我很想跟赵支队学习，但得先征得派出所领导同意才行。”末了，我还是得谦虚一下，同时顾及所长杨胖子的感受。他平时很讨厌民警越过他向上级汇报工作，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向赵干哲献媚，打算逃离他的管辖。
“这你不用管，我去给杨胖打招呼！”赵干哲大手一挥，竟然直接去了楼上办公室。
赵干哲出面，杨所长自然不能说不。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赵干哲“调”去了刑侦支队。原本挺开心的，觉得终于不用整天去跟晒太阳的大爷大妈打交道了，但后来才知道，赵干哲跟杨胖子打招呼时说的是，“他人还在所里上班，我尽量在非工作时间找他，不会影响他在派出所的正常工作”。
这样一来我相当于“一人分饰两角”。白天在派出所忙，晚上去支队找他，休息时间彻底泡了汤。平白无故多了一项工作，我有点后悔当初答应他。
“年轻人尽量少休息，休息多了人就会饿，饿了就要吃，吃了就会胖，胖了就像我这样！”赵干哲拍拍肚子，拿自己做例子安慰我，却忘了在刘广文面前一直说自己是过劳肥。
“既然答应了，咱就得正儿八经搞起。还是‘专班’编制吧，我当组长，你来当副组长！”赵干哲说。
“组员呢？”我开心极了，给支队长当徒弟真棒，转眼名字后面就带了“长”。
“本来刘广文是组员，但他太懒了，还放我鸽子，咱不带他玩了。”赵干哲说。
我开始深刻怀疑他成立这“专班”的初衷就是恶心刘广文。
“这专班就咱俩人，也忒寒碜些了吧，治安支队李建涛领衔的‘实名制上网专班’还有五个人呢。”我提出异议。赵干哲却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轻了不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特别大的事不开会’，所以越是重要的专班人数越少。而且你别看咱人数少，咱级别高啊，熊熊什么级别，我什么级别？”
他这理由让我无言以对。
我把赵干哲成立“专班”又让我荣升“副组长”的消息告诉了刘广文。
“我早就知道‘甘蔗’想套路我，我没上套，结果把你给套路了。”刘广文捂着肚子笑，“你别看咱赵支队平时像个憨憨，但你要真把他当成憨憨，你才是真憨憨。”
“憨憨”这词儿后来一度在网络上流行，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就是被刘广文发明出来形容赵干哲的。“还好你没被他完全调走，不然咱班上真忙不过来了。”他接着说，“你在这儿，我平时还能有个蹭烟抽的主儿。”他补充说。我觉得最后那句才是刘广文的真心话。
但事已至此，我也没了别的选择。
第一次跟赵支队见面讨论案情是“专班”成立那周的周三晚上，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先把那五起案件的卷宗看一遍。
赵干哲的办公室位于市局机关主楼的四楼东头。第一次进办公室时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屋里堆满了各种东西，十几个纸箱子垒在墙边；成捆的旧报纸、杂志和文件袋摞在办公桌上，其间还夹杂着一些赵干哲的私人物品。房间南墙根竟搁着一辆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看坐垫歪曲的形状恐怕是赵干哲以前的坐骑。
偌大的支队长办公室比装财处的仓库还要拥挤，我喊了两声“报告”才见赵干哲从一摞文件后面露出半个脑袋。这会儿反倒有些庆幸赵干哲人胖脑袋大，不然真不好找他人在哪儿。
“多少年的老物件了，一直没来得及收拾，你啥时候有空帮我整理一下吧。”赵干哲一边说，一边从身后的柜子里搬出一摞卷宗。桌上已然没有地方放，他让我接过去，放到沙发上看。我四下巡视了一遭，才在另外一堆箱子后面找到了他口中的“沙发”。那其实是一张行军床。
“你先自己看卷子，把整个案情熟悉过来，有看不懂的地方问我。我手头有点事，先处理一下。”他说。说完便低下了头，整个人又“隐藏”到那几摞文件后面去了。
我说了声好，坐在他的行军床上开始看卷宗。
1999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在公安局官方档案中记录为“2·15”专案，应该是以第一起案件的案发时间命名的。七名受害者分别叫唐晓东、关姚、张丽娜、王萍、刘晓华、杜娟和陈春丽。唐晓东和关姚是夫妻，也是第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张丽娜和王萍是一对母女，是发生在武装部仓库的第二起案件的受害者；其余三人对应后三起强奸案。陈春丽是唯一幸存的受害者，也是她当年向辛吉然提供了犯罪嫌疑人毕德华的相关信息。
案发时没有网上办案系统，所有卷宗材料都是民警手写完成的。从笔迹看应该有很多民警参与了这起案件。看笔录材料题头的签名，包含了辛吉然、刘广文、赵干哲、王正操、程虎、徐延生、杨向前一干人等，还有许多不认识的民警名字，估计已经退休或者调走了。
我拿起辛吉然为最后一起案件的受害人陈春丽所做的报案笔录，时间是1999年4月11日下午3点，笔录采集地点是长川油田总医院住院部。
问：我们是长川油田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做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答：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