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动而大变。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撑在大腿骨上，低声说：
「那我就要作决定了。」
律师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换律师。」
几只黄毛小鸭跟在一只母鸭身后钻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往外撵它们。「遵命，上校。」他一面轰鸭子一面说，「一切从命。我要是能创造出奇迹来，就不至于住在这个窝里了。」他用一个木栅栏挡住院门，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道，「我的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助。」
「对我可不是，」律师反驳道，「在我这儿，每一分钱都花在办手续上了。」
上校自觉失言，心中不安起来。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