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云：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两诗皆以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月光下花园风物的生动画面，抒写了肆意畅游的欢快心情，读之令人悠然神往。曹植所作很可能是曹丕所作的和诗，“清夜”两句和“乘辇”两句，“明月”两句和“丹霞”两句，“好鸟”句、“神飙”句和“惊风”两句，“飘飖”两句和“遨游”两句。从“飞盖相追随”一句看，“邀游”的决不仅是曹丕兄弟二人，而是有众多的文士跟随着，诗篇是当时邺下文人浪漫生活的真实写照。
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人都有《公宴》诗，都是在邺城的唱和之作。
此外，曹植《娱宾赋》云：“盛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观之清凉。遂衎宾而高会兮，丹帏晔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聘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其四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云：“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已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等等，也都反映了当时聚会的盛况，其情其景，至今仿佛犹可目睹耳闻。
除邺城外，当邺下文人随同曹操征伐时，在其他地方也有聚会唱和的时候。曹操西征，曹丕曾在黄河岸边的孟津给时任元城令的吴质去过一封信，信中说：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皎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方今蕤宾纪辰，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
前面回顾昔日的南皮之游，后面描述眼下的河曲之游，都与邺下之游同一性质，可以看作是邺下之游的延伸或继续。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些，一些同以某一次出征行动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曹丕、曹植在同众文士的交往中，能在相当程度上无视传统的贵贱尊卑观念，同文士们平等而亲密地相处，形同朋友，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这种交往，有时甚至到了不分内外、无拘无束的地步。有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喝得高兴了，竟至让其夫人甄氏出来同大家见面，吓得众人赶紧把头低下了。只有刘桢不买账，像看平常人一样坦然地看了甄氏，曹丕也不在乎。倒是曹操听说此事后很不高兴，下令逮捕刘桢。有关部门判定刘桢大不敬的罪名，本当处死，后减一等，罚他到尚方（主治宫禁器物，多以罪人服劳役）去做磨石的苦役。不过曹操看来也是一时性起，不久还是由他亲自赦免了刘桢。一次曹操到尚方视察，见刘桢正端坐正色磨石，于是问道：“这石头怎么样？”刘桢抓住机会，以石头自喻，回答说石头“禀气坚贞”，乃“受之自然”，但观察其文理，“枉屈迂绕，犹不得申”。曹操听后，哈哈大笑，回去后即下令赦免了刘桢，仍让他担任吏职。
邺下文人中，阮瑀死得较早，曹丕既伤阮瑀早亡，又伤阮瑀妻儿孤寡，于是作《寡妇》诗、《寡妇赋》以寄其情，并命王粲同作。其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其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相继病逝，曹丕更加悲伤，后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又说：“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王粲死后，因其生前喜欢听驴叫，曹丕临其丧，要求一起去的人各学一声驴叫送送王粲，于是灵前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片驴叫声。曹丕还为诸子编定了文集，不使他们的作品埋没散佚。即使对死得较早、未能参与邺下之游的孔融，也采取了宽厚的态度，下令搜集其文章，凡有文章上交者，都以金帛赏赐。
建安二十四年（219），杨修被杀。不久，曹操病逝，丁仪、丁廙被杀；紧跟着曹丕称帝，曹植就国，政治中心从邺城转移到洛阳，邺下之游从此销声匿迹。但邺下之游的欢快场景，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序》中说：“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娱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朋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此后，刘勰又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其对邺下之游的概括，代表了不少后人的看法。
三 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邺下文人不断聚会唱和，推波助澜，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成果，这就是促进了文学的全面发展。首先是彻底结束了两汉“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的局面，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特别是五言创作的高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就概述了当时五言创作的盛况。邺下文人的今存诗作，五言占有很大比重，如曹丕占到一半，曹植、王粲、陈琳、应玚占到大半，刘桢、徐幹、阮瑀全部都是，其中有不少作于邺下时期。两汉时期，四言是诗体正宗，五言是一种不被重视的新起形式，到晋代时挚虞还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直到南朝的刘勰，还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邺下文人敢于突破传统偏见，大量采用五言俗体，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样式之一，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邺下文人的五言诗作，不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曹植《送应氏》（其一）以感伤的笔触，描写了洛阳被董卓焚毁后的残破凄凉景象，反映了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惨重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蔡琰《悲愤诗》痛定思痛，通过对自己惨痛遭遇的回顾，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面貌和广大人民在动乱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王粲的《从军诗》（五首），则对曹操统一北方的业绩作了描述和歌颂。这些堪称“诗史”的作品，一般都内容充实，语言质朴遒劲，感情真挚深沉，描写形象生动，读来真切感人，很能体现“建安风骨”的特色。
大量五言诗是邺下文人在聚会宴饮时命题共作的产物。《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叙诗》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在今存诗中，曹植、王粲、刘桢、阮瑀、应玚都有《公宴》诗，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三良诗》，曹植、刘桢、应玚都有《斗鸡》诗，曹植、王粲、阮瑀都有《七哀》诗，当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内容主要是《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萧统《文选》分别列入“公宴”“游览”等类。由于多为应酬、颂德，内容不免平庸，但从中可了解文人们在邺城生活的情况。其中也有一些诗抒写了乘时建功立业的情怀，如陈琳《游览》诗其他二云：“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表现了激昂上进的时代精神。这些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它们大都语言清丽，写景真切，注意锻造词句。如曹丕《芙蓉池作》，清人吴淇评云：“此诗只写‘夜行游’三字。于‘步西园’上著‘逍遥’二字，盖逐一细看，故逐一细写也。”（《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清人陈祚明评云：“‘双渠’四句，写景何其生动。‘飞鸟’句，健。‘丹霞’二句，光泽鲜丽。”（《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清人方东树评论说“双渠”两句“写景如画”，“惊风”句“极写人所道不出之景”（《昭昧詹言》卷二）。明人胡应麟评论《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说“工语甚多，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之类，句法字法，稍稍透露。”（《诗薮》内编卷二）皆为切中肯綮之谈。崇尚文采从此以后渐成风气，开始了古典诗歌由质朴向工美的转变。
此外，还有不少赠答诗，如曹植有《赠徐幹》《赠丁仪》《赠王粲》《赠丁仪王粲》《赠丁翼》，刘桢有《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幹》、《赠从弟》（三首），徐幹有《答刘公幹》等，多被《文选》收入“赠答”类，也多作于邺城，表现了文人间互相关心、互相慰勉的情谊。这类诗在表现上或直抒胸臆，或以景传情，语言平易中见隽美，质朴中见清丽，颇见特色。
抒情小赋的写作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我国的赋体文学鼎盛于两汉，当时流行于赋坛的是所谓的散体大赋，主要以京邑的繁华、宫苑的富丽、山川的广袤、物产的丰饶、田猎的壮观为表现对象，内容比较单调，形式上也有一些缺陷，如结构板滞、文字奇僻、铺张堆砌、形成定格、层层因袭等。作为大赋的反动，抒情小赋早在西汉时即已出现，但数量不多，且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未形成独立体制，不少赋家其代表作仍是那些鸿篇巨制，小赋对他们说来不过是偶尔为之，聊作消遣。到了建安时期，经过邺下文人的共同努力，抒情小赋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如题材大大扩展，不再像大赋作者那样把视野局限在帝王生活的宫廷林苑之中；抒情性大大增强，不再像汉大赋那样繁采寡情，缺乏个性；体制长短随意，但大都十分短小，有的甚至只有寥寥数行，不再像汉大赋那样铺张扬厉，形成定格；语言明白、通俗、流畅，不再像汉大赋那样好用生僻之典、晦涩之字，等等。这些变革标志着抒情小赋的成熟和赋体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具有转折、开拓的意义。
有趣的是，这些抒情小赋不少也是命题共作的产物。铜雀台建成后，曹操曾先后两次率曹丕、曹植等登台，使各作《登台赋》。据《古文苑》卷七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曹操有一次外出打猎，曹丕及众文士跟随，曹丕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作赋以记之，结果陈琳作了《武猎》，王粲作了《羽猎》，应玚作了《西狩》，刘桢作了《大阅》，四赋各有所长，而以王粲所作为最好。除出猎赋外，在今存赋作中，《寡妇赋》、《出征赋》、《浮淮赋》、《愁霖赋》、《大暑赋》、《喜霁赋》、《蔡伯喈女赋》、《出妇赋》、《神女赋》、《节游赋》、《止欲赋》、《迷迭赋》、《玛瑙勒赋》、《车渠碗赋》、《弹棋赋》、《槐赋》、《柳赋》、《鹦鹉赋》等，都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共作，其中《大暑赋》还是五人共作。《寡妇赋》除曹丕、曹植、王粲共作外，还有一位不知姓氏的丁廙妻（一作丁仪妻）也参加进来作了一篇。命题共作的地点，主要是邺城，有时也在行军途中，如陈琳《神女赋》云：“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可见这篇陈琳、王粲、杨修、应玚均有同题赋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从征吴国途中。这些赋作或表现从军征战的生活和感受，或抒写对种种不幸的社会人生的同情，有的还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大量的咏物之作，虽不免缺乏充实的内容，但大都有所寄寓，或多或少表现了作者对时世、人生的某种看法，表现了某种心情，有一定的哲理意味和抒情意味，读后能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迪和感受。
由于邺下文人关系密切，常有思想、感情、主张需要交流，因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书信体散文创作的高潮。今存的有曹丕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二篇）、《答繁钦书》《答杨修书》《与王朗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与陈孔璋书》《报陈孔璋书》、《与丁敬礼书》，陈琳的《答东阿王笺》，繁钦的《与魏太子书》，刘桢的《与曹植书》《谏曹植书》《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吴质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这些书信大都文辞优美，娓娓而谈，抒情写景，真挚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另一方面，由于不少书信涉及到文学问题，又成为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提出了“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的看法，在《与吴质书》中评论了当时主要文人的创作；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谈了他对辞赋创作、文艺批评的看法，并提出了“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这一关于民间文学的重要见解。正是在这样一个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启发的氛围中，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曹丕写出了他的划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典论·论文》除对“七子”作出了扼要而比较中肯的评论外，首次将“文章”（主要指诗赋散文）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彻底扭转了两汉时期认为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看法。并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有创新意义的命题，不仅指导、推动了当时的创作，同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盛极一时的局面。
总之，邺下时期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文艺理论方面获得了全面的丰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能够取得这一成就，是应归首功于曹操的。没有曹操的罗致，就不会有众多文士的聚首。没有曹操统一北方，就不会有社会秩序的渐趋安定，不会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和发展，饱经忧患的文士们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享受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获得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没有曹操对文学的喜好，对文学的提倡，文士们也不可能尽情地朝文学方面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曹操对文人的重视，对文学的重视，两汉文人被“俳优畜之”、文学被视作经学的附庸、文人创作比较沉寂而又单一的局面就不可能被彻底打破，文士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同时，在文学上得到充分展示自己个性和才华的机会，创作的繁荣及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也就无从谈起。曹丕、曹植之所以能以贵公子的身份同文士们亲密相处，以知心朋友和行家的身份去关心、支持、鼓励文士们从事创作，以实际行动提高作家的地位，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同曹操的立场和态度密切相关的，没有曹操行之于上，是不可能有曹丕、曹植的效之于下的，在一定程度上，曹丕、曹植就是曹操的化身，是曹操的代理人。此外，也可以说曹操具体组织了某些文学活动。他率以曹丕为首的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作《登台赋》，为曹丕命众文士同题共作做出了示范。曹操率众文士随同出征，开拓了众文士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每次出征回来，都能产生一批新的诗作或赋作。可见，曹操虽没有直接参与组织邺下文人的创作活动，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关键的，是别的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是决不可以轻视的。
邺下文人集团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首次形成的一个关系比较牢固、时间比较长久的文学集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二十四友”（《晋书·刘琨传》）、永明“八友”（《梁书·武帝纪上》）、“兰台聚”（《南史·到溉传》）等都是承此流风余韵而形成的文学集团。《南史·文学传论》）云：“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也是对邺下风气的沿袭。至于邺下文学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从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到句法字法都对后人有所沾溉。单是曹植《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中的“被”字“冒”字，就引得陆机、潘岳、潘尼、颜延之、谢灵运、江淹、李白等人仿效不已，由此就不难窥出一斑来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