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庞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其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王朝前期与边境各族建立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到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边境各族的压迫剥削，迫使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王朝的积贫积弱，鲜卑、乌桓、匈奴等族不断骚扰边郡，甚至侵入腹地。东汉朝廷要么出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要么出兵抵御边境各族的侵扰，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费，农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更加沉重了。
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十三次；大的旱灾共发生十七次，桓、灵时就有六次。蝗灾、风灾、雹灾、大疫也接踵而至，地震也时有发生。据统计，桓帝、灵帝时共发生大蝗灾七次，大风灾二次，大雹灾七次，大疫八次，地震十八次。灾害的不断发生，给人民增添了更多的灾难。
越来越黑暗的政治，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上灾荒、饥馑的肆虐，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冻馁而死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破产农民到处流亡，颠沛流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各地发生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规模及活动区域总的趋向是越来越大，人数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这些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却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激发了广大人民继续反抗的斗志。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豪迈的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民不必可轻。
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的推动之下，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起义前，钜鹿人张角利用在流民中广泛传布的“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以传道治病作掩护，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准备，在青、徐、兖、豫、幽、冀、荆、扬八州（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发展了信徒几十万人。张角将信徒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本来计划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计划泄露，便决定提前在二月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义旗一举，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都震动，形势发展很快。起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镇压官僚，攻打地主庄园，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
东汉王朝急忙采取对策，首先加强了京城洛阳的防守力量，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皇甫嵩、朱俊、卢植等带兵开赴各地镇压。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协同东汉政府军全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在开始几个月，顽强抵抗，英勇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在英勇奋战九个月后，几支主力被分别击破。此后，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仍继续坚持战斗，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前仆后继，此伏彼起，坚持了很长时间，才被最后扑灭。
黄巾起义军主力被镇压后，曾一度缓和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激化起来。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同以张让、段圭等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进行了最后一场较量，最后在火并中同归于尽。在镇压黄巾起义军的过程中趁机发展了个人势力的各地豪强、军阀纷纷割据争雄，各霸一方，形成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军阀间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地盘和人口的兼并战争，整个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战争及由战争所引起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瘟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的死亡达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饥饿使“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瘟疫的流行则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对此作了更高度的概括：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
人民群众迫切希望重新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这种意志虽然艰难但却是顽强地推动着社会不断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些有识之士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来完成全国的统一。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获得了小的成功，有的获得了大的成功。其中最大的成功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曹操本来也是一个割据者，但由于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能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施比较进步的、开明的、客观上符合人民愿望和统一趋势的措施，最后终于在逐鹿中原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北方割据的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这不仅为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还为后来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曹操为结束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在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腾涌出来的一颗最为灿烂夺目的明星。曹操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富于传奇色彩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回顾，去探索，去总结。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智慧和教训，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