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之前动漫资讯杂志的同事联系我，说他刚入职的公司还在招人，问我有没兴趣去试试。这我当然有兴趣。实际上交了女友之后，我的开销大幅增加了。尽管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不需要交房租，但那点可怜的工资仍然叫我捉襟见肘，我甚至卖了一些漫画来救急。我去的这家公司才刚成立，主要做原创动漫内容。那时候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本土动漫产业，对投资方有很多优惠补贴政策。比如当时电视台禁播了国外动画，本土的动画则只要在电视台上播映，政府就给予经济补助。而我们公司就是冲着这些补贴而来，可以说是典型的“政策的产物”。我们老板是一家小有名气的音像制品公司的老总，在影视传媒行业有深厚的人脉资源，但对做原创却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入职了公司的漫画制作部，成为了首批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是幽默类漫画，不过内容一点都不好笑，我自己绝对不会读那种书。但我只是去打工的，公司发我工资，我就按要求干活，没必要纠结于个人喜恶或价值认同。而且就国内的出版环境来说，漫画作品必须内容健康、主题积极向上才过得了审，这导致很多日本动漫里受欢迎的元素在国内根本不能碰。于是资本在风险和市场之间权衡后，几乎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幽默题材。但我女友不喜欢听我说任何理想主义的话，她认为我在逃避困难——她看得很准，我确实是在逃避困难。
这份新工作的工资是三千多，但时间已经来到2006年，物价早就今非昔比，我要处对象的话，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这时候我就像一匹被套上轭的驽马，由不得我两袖清风采菊东篱下了。正好我们公司在征集漫画脚本，虽说征集是公开的，但全是我们这些在职人员投稿。可是我既要上班还要谈恋爱，哪有时间构思什么脚本啊！所以我就从网上搜集现成的故事，东拼西凑再改动一下，其实相当于洗稿。我的同事也全都这么干，公司反正是不管，因为我们都签了版权合同，出了问题公司会向我们追讨赔偿。不过靠这些投稿每个月也只能增加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仍然过得非常拮据。
在图书公司打工期间，我的工位（摄于2005年）
通宵加班睡觉的地方（摄于2005年）
这时候我和北京的几个朋友变得疏远了。我很长时间没和他们联系，大概因为自觉活成了他们讨厌的样子。我都不好意思向他们介绍我的现状：我任职的公司就是他们鄙视的那种公司，我做的产品就是他们称为垃圾的那种产品，而我已经堕落到和这一切同流合污的地步。我每天埋头制造垃圾、驱逐良币、污染视听……我还可以怎么为自己辩解？难道要学电影里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大家都在这么做？——不过我也没有过度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和女友的相处已经带给我很多从未尝过的痛苦，有好几次我都要崩溃了。
出于种种原因，我女友经常会被我气得要命，而之后就轮到我遭殃了。我的焦虑水平很高，总想保持情绪平稳，而女友情绪波动很大，她的情绪经常会给我造成精神伤害，和她闹矛盾会令我极其焦虑和不适。本来这时聪明的做法是冷处理，先把矛盾晾在一边，等她冷静后再尝试修补。可我却总想尽快让她平复下来，拖着不解决会更令我坐立难安，这么做有时无异于螳臂当车，那情形就像一只烧得滚烫的锅正从炉上翻下来，我却只能迎上双手和胸膛去接。我的精神其实很脆弱，所以这时得给自己喘口气，既然已经有人代劳，我就不必再苦苦折磨自己了。于是我用忙碌来麻痹自己，重新回到了麻木不仁和浑浑噩噩的状态里。
漫画社和北漂经历带来的影响，此时在我的身体里沉睡了，不过它们会有醒来的一天。或者也可以说，我务实的努力，将来会有“失败”的一天——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不重要，它们有时互为因果。
以上是我从北京回广州后的两年多里发生的事。如今我的记叙读起来可能轻松，但当年我却过得并不轻松。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精神状态一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过往习惯的那种心平气和逐渐被打破，这时的我已经有了一些精神衰弱的迹象。但是考虑到隐私，有些经历我不便分享。我在胳膊上文了个图案，这个图案来自古谷实的漫画《庸才》，我想在这里花一些篇幅介绍这部漫画。
《庸才》的主人公住田祐一是个高中生，他和母亲一起被父亲抛弃，然后他的母亲又抛弃了他。他的双亲都很糟糕，父亲是个无赖，在外面欠了高利贷，黑帮却找到住田头上，并在他脸上划了一刀，这时住田连眼都没眨一下。他不怕死，也不贪生，生命对他来说并非一件幸事：他从没体验过被爱，只体验过各种磨难和伤害。于是他对人生报以一种消极忍受的态度：由于他无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和绝望，所以产生了一种自保的心理防御机制；为了防止精神崩溃，他转而认同了那些痛苦和绝望，并把其认识为自己的主动追求。他告诉自己，世界上有两类人，其中一类是天才，应该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他属于另一类的庸人，则应无条件地接纳和承受命运。故此他不抗争、不抱怨、逆来顺受，冷漠且憎恨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但也因此，他无所畏惧，且对痛苦免疫。他就是以这种消极的心境熬过了日常的苦难。甚至在他的好友夜野正造冒生命危险替他（父亲）还了高利贷后，他也没有表达感激，相反痛斥了夜野。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冲动下，他却用砖头砸死了自己的父亲。于是此前一直保护他的人生观开始反噬他——因为弑父象征着反抗，表明他其实并不愿意接受命运。既然生命不再是无条件地忍受，他就将重新被痛苦淹没，除非他能告诉自己活下去的意义——这个问题他根本回答不出来。他会在这时候产生袭击父亲的冲动，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主动追求他的女生茶沢景子。起先他再三回避和拒绝，然而后来还是松懈了。在茶沢身上，他体验到了一些肉欲的快乐。但这点快乐的剂量不足以令他转向肯定和热爱生命，却腐蚀了他视人生为苦难的精神护甲，继而唤醒了他对父亲的怨恨。
以上对漫画角色的理解，只是我个人的解读，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古谷实只负责讲故事，并没在作品里剖析人物的心理。今天我们熟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人质情结，其实弗洛伊德早已分析过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斯德哥尔摩事件里，受害者只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成为人质，而住田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都是人质——他为他无力挣脱的不幸所挟持。尽管父亲的尸体并没被人发现，但住田无法欺骗自己，于是他做出决定：他要找到并杀死一个坏人，作为对这个世界的补偿，然后再自杀。接着他辍了学，外出一边打工，一边物色要杀的坏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有过一些拯救自己的机会，也有不少人向他伸出援手，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没能遇到坏人，因为这件事需要运气，不是完全由他把握。不过正如漫画开头茶沢谎称捡到手枪来向他搭讪时，他对茶沢说过的一样：人在命运面前，唯一确定由自己把握的，就只有自杀这件事。最后他贯彻了自己的意志，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我在胳膊上文的图案，是漫画里住田在打工和流浪时，让一个想学文身的工友在自己身上做的练习。这个图案没有含义，只是一种流行的文身风格。但住田其实对文什么图案完全无所谓——他对自己的身体无所谓，对人生也无所谓。既然工友想学手艺，又找不到练习的对象，他就帮个忙而已。这段情节在漫画里只是“闲笔”，并不关涉故事主线的发展，那个工友也就只露了这一面。而我文这个图案，可能包含了一种幼稚的自我投射。不过我想每个人都难免有幼稚的地方，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个方面。今天我把它看作一种个性的幼稚，而不是认知的幼稚（尽管我也有很多认知方面的幼稚）。比如我对一些事情的观点可能很“中二”，曾经我也怀疑过这是不成熟，但现在我不再怀疑，我就是喜欢“中二”，只要这不侵犯别人就好。今天我也不再认为无知是一种缺陷，虽然我在前文中说过“无知近乎恶”，但人不可能在一生中的所有时期或所有方面都避免无知。我认为封闭和狭隘才是缺陷，因为这意味着人拒绝刷新自己。此外我也没有把日子过得苦大仇深，该玩耍的时候我会玩耍，想说俏皮话的时候我还是会说。悲观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日常和外在的生活态度，而是一种本质的生命感受。
时间来到2007年，我有一个唯一仍保持联系的夜校同学，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二沙头二手电器交易市场倒卖手机。后来二手手机行业进化了，大卖家都主攻走私货源，开始大批量地收购和分销。而他没有那么大的资本，靠跟普通用户回收旧机再翻新倒卖，这既花时间又花精力，投入产出比较低，在市场里渐渐难以立足。于是他找了份工作，上了一段时间班。到了这会儿，他正好打工打到了怀疑人生的关头。而我的处境和他也差不多，眼看物价一天天在涨，工资却不跟着涨；公司成天说要加班，却一次都没发过加班工资——像这样打工打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于是我俩一合计，都觉得要做点生意，所谓给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
我们从年头开始商量，盘算了几个月，最后决定先去越南看看。我们是这么想的：广州的房价已经飞涨，连带把物价也抬高，我们的资金很有限，在广州已做不起生意；而越南的经济比我们落后至少十年，且正在学我们搞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带着领先十年的意识回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去，或许能找到一些当地人还没察觉的商机。说到底，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想不到什么别人没想到过、没尝试过的生意。于是我们迅速办理了签证，然后相继辞了工作。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在河内的柳州女孩，并雇下她当我们的翻译。</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