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另一方面，大约从加入漫画社开始，我和父母的关系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我发现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在现实中根本就行不通。我按照他们的教诲，在社会上很容易吃亏。有一些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他们却连提醒都不提醒我一下。他们自己一辈子躲在事业单位里，对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我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广州的家家户户几乎只收看香港的电视台，而我们家却始终毫不动摇地收看中央电视台。他们告诉我是错的一些事情，我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做。可是现实并没有惩罚那些人，相反倒是在惩罚我。然后他们又为我在社会上混得不好而愁眉苦脸，把我看作一个无能的人，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这么评价我——老实说这非常刺痛我。他们总是摆出一副关心我、心疼我的表情，同时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自尊心。我发现尽管我经常把自己看得很卑微，他们也把自己看得很卑微，可是当他们把我看得很卑微时，我的感觉却近似于受到了羞辱。虽然我心里也清楚，他们在外人面前贬低我，只是一种机械的谦虚反应，而不是真的对我怀有不满或想借机激励我。
此外他们对我在漫画社交的朋友也并不待见。我几次把朋友带回家里，我的母亲还算有修养，虽然对我加入漫画社并不赞同，因为漫画社似乎很难赢利，老板也不给我们开工资，我的未来变得难以预料，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但她只是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旁敲侧击、欲言又止，却从没直接批评和阻挠过我。倒是父亲对我的朋友十分嫌弃，认为他们不务正业，而且不讲卫生。我父母都有洁癖，可我的朋友并没有每天洗澡的习惯。于是有次父亲向我投诉，说我朋友身上散发出臭味，让我以后不要请他们回家——这真的令我相当恼火。我从我姐处听说，他们经常在背后议论我，对我的选择很不认同。可是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明明就和世俗社会脱节。他们对服从性的强调、对威权的信赖、对私欲的克制等，都和民间——起码是当年广州的民间——活跃的世俗观念和市井文化背道而驰。他们都是道德主义信徒而不是实利主义者。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从不教我趋利避害，而是给我灌输一套又一套道理，那些道理可能只有圣人或苦行僧能做到。她对自己相当冷酷，对我的方式也和对她自己差不多。既然她那么教育我，我自然就会反感现实，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因果关系。因为相比于理想世界，现实世界是贪婪、虚伪、粗俗、功利，并且不自律的。
可是到头来她又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标准来衡量我，把我看作一个失败者。哪怕她的初衷其实是担心我，怕我一步步地堕入社会边缘，将来老了连生存都成问题，而不是对我失望，或渴望我取得什么成功。
实际上他们希望我融入世俗社会的愿望才是奇怪和分裂的。他们的逻辑是一种所谓老实人的处世之道：严律己，宽待人，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委曲求全，避免和任何人起冲突。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极少指责别人，不仅当面不指责，背后也不指责。她老说别人如何不容易，仿佛她自己很容易似的。她要体恤所有人，包括远比她过得好的人，或许只有犯罪分子被排除在外了——多么了不得的博爱啊！别人做的事情如果和她教育我的道理相冲突，她就只当作看不见。于是她那些做人的道理就只是用来约束自己和我，然后她又为我混得不如别人而践踏我的自尊心。她从不在外人面前表扬我正直或谦让之类的，相反却要说我如何如何不如别人——哪怕这是事实她也不该这么说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甚至都不该产生这种想法。何况她当着我的面都要说，那背后还说了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总是在提防自己溺爱我，好像溺爱孩子是人类不可饶恕的原罪似的，她宁愿矫枉过正。她那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卑微使她意识不到有些话会伤害我。而且她的处世之道在我看来也很“功利”——虽然她的情况和大多数不讲原则的人反了过来，但她同样也没有原则——她的“功利”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
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使我逐渐对母亲产生了“恨”的感情，并且令我认识到无知有时近似于恶。此后很多年我都在攻击她那种无知和盲从的信仰。比如我反驳她赞美的那种无私奉献。我说人就是再无私付出，也不可能比得过一头耕牛。因为牛干的活比人累，所求的却只是一把干草。那么难道说人还不如牛高尚？可是牛理解不了自己做的事情，它们只是在盲目地服从人类的差遣。故此高尚的品德肯定要建立在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的基础上。换言之无知的人并无品德可言，不论其行为有多么无私。
不过在理智上，我由始至终都清楚父母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而我的老板只是在乎我的工作价值。可是我却恨我的父母，不恨我的老板——承认这点令我感觉难堪，但这就是事实。爱和恨都是感情，这就像本能反应，不受我的理智控制——我无法控制自己爱谁恨谁，除非我欺骗自己——我只能引导自己的行为，尽量不要变成一个“不敢对外人凶，只敢对家人横”的人。可能也因为我太软弱，软弱的人总是对外人谦恭宽容，对家人则苛刻严格。不过在我恨父母的同时，其实我也同样爱他们——我发现爱和恨不是一对互斥的感情，一个人可以同时既爱又恨另一个人。后来当我看到他们患病受苦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痛，如果可以，我宁愿代替他们承受那些痛苦。
我在加入漫画社的时候，已经年满二十三岁，性格早已定型，不会有太大改变了。可是我的“三观”却像是被翻耕了一遍。离开漫画社后的我和早前相比，精神成分复杂了很多。首先在家里，我不再渴求父母的肯定。相反，我反感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已经不是我的榜样，而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这并不是青春期的叛逆，因为这时候我都二十四岁了。在新的工作中，我仍然服从性很强，不过在心里，我开始对工作内容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我们做的那本杂志，主要面对低幼读者，内容极其矫情、做作、肤浅和幼稚，说它是垃圾无疑才是客观中肯的评价。尽管我其实也幼稚，但和那不是同一种风格。我不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的矫情，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很糟糕，谁都没有资格感觉良好。而别人大概也不喜欢我这种自轻自贱和自怜。当时主编和我们讨论工作或提出要求时，我几乎不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仍然服从他的主张。这种持续的分裂情形在我此前的工作中并没遇过。早前的我是个单纯迟钝的人，在工作中完全没有主见，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这会儿我有了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开始变得愤世嫉俗。
当然我对自己参与的杂志内容不认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本身是个动漫爱好者。我是出于兴趣而入行的，在我的爱好领域，我肯定有自己最基本的审美标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和送雪糕、送快餐、卖衣服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个事实是，因为我们老板不懂也不插手杂志内容，所以尽管他对我相当抠门，但我对他的印象却远比对那个主编好。
我们主编对杂志内容和风格的规划，其实方方面面都背离了我的审美，所以我当年对他的评价相当低。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媚俗、油滑且投机的人，写的文章把肉麻当有趣。他经常不真诚地评论一些真诚的作品，这等于玷污我喜欢的东西。不过今天我换位思考，对他的评价有了很大调整。他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好像只比我大一或两岁，那也就是说，当年他才二十五六。他说自己读完初中就开始打工，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工作了近十年。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喜欢上动漫，或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只是把这当成一门营生。但我知道他是怎么入行的。当年有一个动漫游戏论坛叫作“Newtype”，一般简称为“NT”，这个论坛我也有上，但并不是里面的活跃分子。不过我却对他的ID有印象。他在论坛上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培养人脉。然后他结识了一些编辑，借助这些编辑的引荐，他进了一本头部的动漫资讯刊做文编，那本刊物的编辑部就在广州。他只有初中学历，不通过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进那本刊物。他在那本刊物干了一年多后，又认识了我们老板，于是跳出来跟我们老板创业。他非常勤奋和刻苦，除完成我们杂志的工作外，还给别的刊物写稿子挣稿费。我亲眼看到，他为了给自己提神，成箱成箱地购买力保健。我记得他说过拿破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所以他也只睡三四个小时——即使这话有所夸张，但他睡得很少这点应该确凿无疑。他没有偷没有抢，没有背景没走捷径，比我勤劳而且对家庭更有责任心。而我出生在广州，户口也在广州，在他看来，我就是个比他命好的人。事实上我家并不富有，虽然在广州有房子，但那是自己住的，并不是投资品。我和他共事的时候，还住在父母从单位买断的宿舍房里，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不过这和他的原生家庭相比，已经不知道优越到哪里去了。因此他对我的偏见就和我对他的偏见一样——如果说我反感他的媚俗和投机，则他同样把我的教养和自律归结为出身好的人特有的傲慢和清高。我之前在漫画社里待了半年，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这在他眼里也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我家肯定很有钱，所以我不用挣钱。我的老板对我可能也有这种看法，只是没有像他那样直接对我说出来。
实际上这是我经常面对的一种误解。早年的我在工作中，以及在更普遍的社会交往中，经常被人误认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我在面对利害选择时经常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谦让。还有人以为我父母是知识分子，所以我的教养才会那么好。实际上这错得离谱，我只是害羞和内向，在外人面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而已。可是一旦和人处熟了，我也会口无遮拦伶牙俐齿。我既喜欢自嘲，也会调侃别人，在相熟的人跟前我的口才并不差。读书时的我其实很好动，初中时我甚至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之一。但踏入社会后我的性情好像彻底反转了一般——起码在旁人看来是如此。我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我父亲是贫农出身，参军前只读完了初中；我母亲则在高中毕业后下了乡，此后再没读过书。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父母都是小单位里的基层职工，性格又都老实巴交。我们家有两个老人（我外公外婆）和两个小孩（我和我姐），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在拒签了劳动合同之后，我没有立刻离开公司，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找新工作缺乏信心。正如前文所说的，我年龄相对不小，学历相对不高，工作履历乏善可陈。然而这时我已读完了夜校，拿到了大专文凭，再去找加油站那种工作似乎很难自圆其说——如果我要做那种工作，当初又何必读一个夜大呢？而我在编辑部虽然只拿一千五百块，比两年前在加油站还少了三百块，但这份工作在旁人看来起码更像是一个大专生该干的。假如我要换一份好点的工作，比如广告专业方面的，则必定要经过大量的面试和淘汰，而不是像去加油站应聘似的，只要排队领入职表就行了。我极其害怕应聘面试，如果说我本身只有半桶水，那么面试时再一紧张，可能那半桶水还得再漏掉一半。于是我想不如先干一段时间，等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再去考虑换工作的问题。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在编辑部可以读到多种即期的日本动漫刊物，以及大量港台原版的日本漫画。我还托公司的渠道订购了一些境外出版的漫画，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买的，也有些是帮朋友买的。2003年那会儿淘宝网才刚创办，香港自由行也是刚开通，还要再过好几年才有人想到做跨境带货生意。所以当年要买到港台原版的日本漫画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公司的资料书和境外采购渠道，对我来说其实是个不小的吸引力。我想在离职前尽量多买些书，可是手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我就半拖半就地继续干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漫画社的一个朋友回了北京。这个朋友是我们中的核心人物。他之前在一本原创漫画期刊里做编辑，他自己的创作水平其实高于期刊上的多数作者，但他对当时期刊的低幼化和种种限制很不满意，所以宁愿画一些没有回报的个人创作发布到网络上。他到我们漫画社来，是因为我们漫画社在体制之外，他认为在这里创作会更自由一些。然而漫画社是朝着商业化方向运作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商人，自己已经不创作了。而商业化对我朋友来说也是一种限制——他不仅不满体制，而且也不满商业化。很快他就觉得漫画社也没有意思，于是就回了北京。而我和另一个朋友也开始商量，要到北京去和他会合。这时我在编辑部已经上了半年班，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和反感。我的朋友一直以来对社会的鞭挞，与我此时在编辑部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竟不谋而合。我发现当个人的爱好一旦变成了工作，结果往往不是两全其美，而是痛苦和分裂。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热烈的商量后，我决定随朋友到北京过“流浪和创作”的生活。我在做出这个决定后，马上就跟老板辞了工作。老板这时对我也没多挽留，大概他对杂志做不做下去还没拿定主意。于是在2004年上半年的某天，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硬座列车。我还记得那张车票是两百五十三块钱。这是我初次离开出生地广州，去往别的城市生活。当时我就已经清楚，这趟行程对我将意义深远。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它只维持了六个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