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资助、掩护
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
支持出狱后的宋时轮同志宋时轮（又名张子光）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从广州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到达上海。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经济又十分困难，同时又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密切注意。
约在1935年秋（详细年月日记不清了）锦江开门不久，有天宋时轮持其同狱人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来“锦江”找我。我吩咐服务员，请他上三楼二十一号房间。他穿件中式灰色长衫，我将服务员支开。他见无旁人，即将信递给我。我拆信知悉了他的情况，并猜想李堂萼一定是郑德音介绍我去申请入党的那位联系人李同志。就请他坐一会儿，未及敬茶我就急忙去办公室取出一笔现款交给他（数目多少不记得了），他接过款子和我握手告别。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了。”我说：“祝你顺利！”当时为防止出事，未送他下楼。我转身站在窗口伸头下望，见他出了店门，无人盯梢才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杨帆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年，他到沪后托田云樵同志带信要和我见面。我请杨帆、田云樵、李亚农几位同志到上海华龙路新租的公寓住处便餐，当时潘汉年、宋时轮同志是自己来的。宋时轮同志一进门便热烈地和我握手问好。入座后，他兴奋地边喝酒边说：“董先生你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记得吗？”“记得！但是很大是说不上。”彼此把过去的这件事略谈谈。那天我们的会晤、喝酒、吃饭、聊天，大家情绪激动、高兴，有胜于久别重逢的亲人！
后来宋时轮同志亲自到锦江川菜馆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便饭。饭间他又提起：“那年你帮助我后，离开上海参加游击队去了。”我说：“你为革命立下大功，真为你高兴，也很敬佩你！”当时，他送给我一件战利品——一把日本上将指挥刀作为纪念（此军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缴了）。我去北京，他任军科院院长，百忙中热忱地邀请我去他家吃了饭。在饭间夫人陪座。厨师出来时，宋时轮同志亲切地关照厨师说：“这不是普通一般的吃饭，要好好烧、做。”
宋时轮同志得到锦江的奉赠后，除用路费外，余皆用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上了。宋时轮同志当面告诉我的。宋时轮同志曾任红军、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淮海战役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司令、继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解放军上将。宋时轮同志回复张执一同志的信中提到当年我曾支持过他。
执一同志：
你好吗？甚念，请告。一月十四日的来信已收到。
关于董竹君女士所询之事，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夏末或秋初时节，我从广州出狱后，经香港到上海找党组织关系，未找到时，经济十分困难，恰好碰着几位四川籍的同牢难友，经他们介绍，去求助于董，当时她资助了若干元。由于事隔五十余年，其他细节都记不清了。请转告董竹君女士，在那种情况下，承她慷慨支援，真是雪里送炭！我永记不忘地感谢她。祝她健康、长寿。此致
敬礼宋时轮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
宋时轮同志于1991年7月在沪病故。噩耗传来我很感伤！我的悼词如下：
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
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裱好后，由全国政协无党派秘书处转交其夫人郑晓存同志。事后郑晓存同志曾来家看望过我。
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5期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里都提到：“宋时轮同志在1929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曾得到接济。”这在时间上有些出入。1929年秋，我刚和夏之时离婚，正处困难。事情记得是在1935年锦江开门后不久。
锦江送餐郭沫若郭沫若同志在1937年抗战前夕，从日本回国。他住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我怕有人暗害他，担心他的饮食安全，每天三餐特派锦江忠厚的职员邓明山负责专送了一个半月。郭老因此曾写过一首诗赠我，以志纪念，诗云：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惜这首诗的原稿（已裱好），在十年浩劫中，被抢走了。
二、捐献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市面景象大变，环境更加复杂了。我一面集中精力经营两店，一面积极地参与活动，如：响应献金。曾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现名泰兴路）丽都花园内开设“暑期锦江餐厅”，盈利所得全部捐献。
三、独资创办《上海妇女》杂志
自从1937年8月13日沪战发动以后，上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曾经随着战争的高涨而蓬勃风行过一时。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种类颇多。但到了11月12日中国军队整个退出上海后，便近于销声匿迹了。停刊的停刊，迁移出版的迁移出版，在马路上，在便道的书报摊上，检视一下，除了几本若干年前出版的杂志、小说外看不见什么新读物。苦闷、孤寂，这恐怕是每一个平素爱买几本刊物读读的人们共同的情绪。至于真能代表妇女呼声者的刊物更不见世。因此，我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杂志。当时惯例至少要有七名发起人，故邀请姜平（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许广平（解放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作家黄碧遥（又名九如，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校历史教授），朱文映、杨宝深、戚逸影、沈德钩等同志十人（还有二位姓名恕我忘了），连我和蒋共十二人为发起人。我负经济全责和对外事务，蒋逸宵任总编辑，姜平是副总编辑又是撰稿人，其余同志为该刊投稿人，国琼女亦曾投过稿。创刊号是1938年4月20日发行的。《上海妇女》出刊后，在上海起到极其良好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南京汪精卫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都要收买这份杂志，我都婉言坚决拒绝。处于恶劣的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大家支持着、斗争着，可是终于在1940年2月左右被迫而主动停刊。出版了三十六期，共十八个月。
大概在1960年前后，我有次去探望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兰（即姜平）同志，她面告说：“这刊物在解放后已由戚逸影、沈德钧同志全部送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了。”我很惊讶！送去全国妇联是应该的，但为什么不和我通个气呢？1985年1月，读上海妇联所办的妇女运动史资料组编辑出版的第一辑（总第七辑）“孙兰专辑”，有戚逸影同志所写的一文：“上海成为孤岛后，许广平大姐……，另外办有一个名为《上海妇女》的进步刊物，由许广平任理事长、姜平负责主编……。许广平被捕后，《上海妇女》办不下去……”根据我的上述事实，戚逸影同志写的这节内容完全不符事实，我不明用意何在？
四、支援、启发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锦江两店已是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联络、接头、开会的主要据点了。当时夏衍同志、潘汉年同志等亦常来“锦江”进餐。我尽量给以一切方便，如：让他们专用“特别间”（特别间在营业上是日无虚座的），分配最可靠的招待员，菜价也十分优待，甚至签字了事。
夏衍写的《懒寻旧梦录》380—381页里亦提到：“……，一起来探望他（郭沫若）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锦江饭店的店主董竹君（她和沫若是同乡，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大概是看到这家公寓的饭菜不好吧，所以常常给他送来名厨烹调的四川菜，这使沫若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居然遇到了‘漂母’。[注]……那时的锦江饭店还是一个不大的川菜馆，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于伶、章泯和我常常可以借她的菜馆碰头、开会乃至‘挂账’（实际上这种账是不会还的）。在当时彼此都为党的地下工作之故。”这样细小事情夏老尚能记得，不忘滴水之情，令人感动！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夏天，郭沫若和我都在上海环龙路四川军人张子钊家共餐，郭老又挥毫而成“沁园春”词一首（用毛润之咏雪，原韵）赠我留念。现挂在北京我家客厅里。词文如下：
国步艰难，寒暑相摧，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白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烧。西方彼美多骄。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铜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命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
右沁园春词一阂，用毛润之咏雪原韵
丙戌长夏书奉竹君女士雅正
乐山郭沫若
其他1935年创办锦江时，刘连波同志（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重庆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度在锦江当过会计。不久，因公回川了。他的家属回川路费是锦江出资资助的。
陈同生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在1934年10月被捕入狱。1936年11月，钟南夫（又名韵明、中共党员）任上海临青学校校长时，有天他来锦江找我，愁容满面地告诉说：“接陈农菲从南京陆军军人监狱寄来几次明信片说，他患病，环境困难……”我听后热泪盈眶，当即将款与药物交给钟同志转交了。回忆同生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前，9月份时，他还带我大女国琼到上海临青学校吃午餐呢。